墨家勇敢进取的豪迈气质，英雄主义的人格精神，决定了墨家行动的坚果有力。但墨家的崇高不仅在于赴汤蹈火的践义行为，墨家在学派思想和科学技术研究方面也硕果累累，更无愧“显学”之称。墨家学说涵盖领域宽广，小到个人的修身立世，大到家国政治、经济军事、道德伦理、科学教育等诸多方面，这集中体现在墨家的著述之中。《孟子·滕文公下》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提出因周道废弛，淫邪的学说和暴虐的行为也随之兴起，臣子杀君主的事有了，儿子杀父亲的事也有了。孔子忧虑社会混乱、正道衰微，便著述了《春秋》。《春秋》“微言大义”，寄寓了孔子的政治理想、家国意识。《春秋》坚持大一统原则，以鲁国为中心记事，尊奉周王室的正统地位，以殷商为鉴。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春秋》的写作立场：“据鲁、亲周、故殷。”“笔则笔之，削则削之。”该写的一定写上，该删的一定删掉，号称“春秋笔法”。但孔子“述而不作”，一部《春秋》足以铸就孔子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人格。墨子亦然，墨子的《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诸篇汇聚而成的《墨子》一书，亦是墨子人生志向和践道情怀的寄寓与表达。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十七·子部二十七曰：“（《墨子》）旧本题宋墨翟撰。考《汉书·艺文志》，《墨子》七十一篇，注曰名翟，宋大夫。《隋书·经籍志》亦曰宋大夫墨翟撰。然其书中多称子墨子，则门人之言，非所自著。又诸书多称墨子名翟，因树屋书影则曰墨子姓翟，母梦乌而生，因名之曰乌，以墨为道。今以姓为名，以墨为姓，是老子当姓老耶？其说不著所出，未足为据也。宋《馆阁书目》称《墨子》十五卷六十一篇，此本篇数与《汉志》合，卷数与《馆阁书目》合。惟七十一篇之中仅佚节用下第二十二，节葬上第二十三，节葬中第二十四，明鬼上第二十九，明鬼下第三十，非乐中第三十三，非乐下第三十四，非儒上第三十八，凡八篇，尚存六十三篇，与《馆阁书目》不合。陈振孙《书录解题》又称有一本只存十三篇者，今不可见。或后人以两本相校，互有存亡，增入二篇欤？抑传写者讹以六十三为六十一也。墨家者流，史罕着录，盖以孟子所辟，无人肯居其名。然佛氏之教，其清净取诸老，其慈悲则取诸墨。韩愈《送浮屠文畅序》，称儒名墨行，墨名儒行。以佛为墨，盖得其真。而读《墨子》一篇，乃称墨必用孔，孔必用墨。开后人三教归一之说，未为笃论。特在彼法之中，能自啬其身，而时时利济于物，亦有足以自立者。故其教得列于九流，而其书亦至今不泯耳。第五十二篇以下，皆兵家言，其文古奥，或不可句读，与全书为不类。疑因五十一篇言公输般九攻、墨子九拒之事，其徒因采摭其术，附记其末。观其称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守固之器在宋城上，是能传其术之徵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墨家著述进行了详细的溯源、考证，提出《汉书》记载《墨子》总计71篇，除却佚亡8篇，尚存63篇，但宋《馆阁书目》中有《墨子》61篇之说。此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提出有史家认为《墨子》中52篇以下，言兵家攻守之术的文章，与全书风格不同，当为后期墨家弟子所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同此说，此观点多为后世墨学研究者认可。

《墨子》是阐述墨家学说思想的著作，一般认为由墨子弟子及后学记录墨子言行，整理编纂而成，是集政治经济、哲学文化、科学教育、军事防御等方面于一体的大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是墨子思想主张的完整体现。《汉书·艺文志》著录为71篇，后亡佚18篇，今本《墨子》存53篇，亡佚者为《节用下》《节葬上》《节葬中》《明鬼上》《明鬼中》《非乐中》《非乐下》《非儒上》《非儒中》等篇章。《墨子》在内容上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记载墨子言行，阐述墨子思想，主要反映前期墨家的思想和行事，具体篇章有《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另一部分中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6篇，一般称作墨辩或墨经，着重阐述墨家的认识论和逻辑思想，为古代名辩术的大成之作。另外《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号令》《杂守》等11篇，主要讲守城战备，应为墨家守御反战之术。《汉书·艺文志》列为墨家弟子著作的还有：《尹佚》2篇，《田俅子》3篇，《我子》1篇，《随巢子》6篇，《胡非子》3篇，同为墨家著述，共计86篇。

近代学者梁启超所著《墨子学案》，将墨著分为五类评说。第一类为《墨子》卷一，梁启超将卷一中的《亲士》《修身》《所染》编为一小类，认为此三篇非墨家之言，为伪托之作；梁氏又将卷一中的《法仪》《七患》《辞过》《三辩》归为另一小类，认为此四篇提纲挈领，为墨学之概要。第二类为墨家的十大论题，包括从《墨子》卷二到卷九的24篇文章，即《尚贤上》《尚贤中》《尚贤下》《尚同上》《尚同中》《尚同下》《兼爱上》《兼爱中》《兼爱下》《非攻上》《非攻中》《非攻下》《节用上》《节用中》《节葬下》《天志上》《天志中》《天志下》《明鬼下》《非乐上》《非命上》《非命中》《非命下》《非儒下》。梁启超认为诸篇为墨学之大纲目，是墨书的中坚。梁启超还提出这些篇章多有“子墨子”的字样，由此佐证此部分非墨子自撰，当为弟子所记。原书每题下各有上、中、下三篇，文义大同小异，梁启超认为这是由于后世墨家分为三支，各支派各记所闻而致。这与清代学者俞樾所评甚为相似：“墨子死而墨分为三：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今观《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皆分上、中、下三篇，字句小异，而大致无殊。意者此乃相里相夫邓陵三家相传之本不同，后人合以成书，故一篇而有三乎？墨氏弟子，网罗放矢，参考异同，具有条理；较之儒分为八，至今遂无可考者，转似过之。”（俞樾《墨子间诂序》）梁启超又将《墨子》卷十、卷十一中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列为第三类，认为《经》为墨子所著；《经说》当是记述墨子口说，亦有后人增补；《大取》《小取》篇为墨家后学所著。卷十一的《耕柱》、卷十二的《贵义》《公孟》、卷十三的《鲁问》《公输》为第四类，共计五篇文章，梁启超认为此五篇体裁犹似《论语》，是弟子记载墨子言语行事的。第五类为卷十四、卷十五中的《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穴》《备蚁附》《备敌祠》《旗帜》《号令》《杂守》，共11篇，为守御之兵法。国学研究者陈柱先生则从《墨子》的逻辑结构对墨著53篇进行分类：“然吾以为《亲士》以下，《非命》以上，《耕柱》以下，《公输》以上，属于德者也；《经》及《经说》六篇，属于知者也；《备城门》以下，属于术者也。知者，所以推行其德；术者，乃所以维持其德也。无其知，则道德之根本学说不能成立，何以推行？无其术，则我虽非攻而人将攻我，何以自存？故在墨学之中，斯三者实皆并重而无轻重之可分者。”^[12]陈柱对《墨子》诸篇大而化之，认为墨著体系严密、互相勾连，存在道与术、知与行的逻辑关联，彼此互为支撑而无轻重之分。(www.daowen.com)

对墨子思想和著述研究最透、解读最深的当推近代国学大师胡韫玉，胡氏从墨家思想体系的逻辑建构来定位墨学的价值和卓越地位：

墨子志在救世。世之相争斗也，其故有二。一则以物力不足供所求，于是以饮食之微，致有攘夺之事。一则国家界线太明，于是以细末之故，致有兵戈之举。墨子有见于此，一以节用救之，一以兼爱救之。其节用也，故非礼，非乐，短丧。其兼爱也，故尚同，法天。节用，兼爱，为墨子学说之中坚。余尝读《墨子》全书，而绎其义，确然知墨子志切救世，而有其术也。人生不能无欲，欲而不给于求也则争。儒家之制欲，以法禁已然，以礼防未然。墨子则务清其源。战争生于攘夺，攘夺生于不足，不足生于奢侈。使天下之人还醇返朴，即无不足之虞；亦即无战争之患。所以务为节俭。宫室衣服饮食舟车，取足于用而止。不仅宫室衣服饮食舟车已也，礼乐亦为具文，所以非礼乐而节葬。故曰“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喜音沉湎，则语之非乐非命”。然而墨子之节俭，并非过于自苦，如庄子之言，但不为奢侈靡丽之观而已。其为宫室也，高足以辟润泾；边足以圉风寒；上足以待霜雪；墙足以别男女。其为衣服也，冬足以轻且暖；夏足以轻且凊。其为饮食也，足以增气充虚，强体适腹。其为舟车也，足以任重致远。居处衣服饮食交通皆为人生必要之具。故墨子皆取足适用。故不为峻宇雕墙，而亦不为穴居野处；不为锦绣靡曼，而亦不为衣皮带茭；不为食前方丈，而亦不为素食分处；不为文采刻镂，而亦不为不移不至。墨子之节用，岂可厚非哉？虽然，节用，果足以救世乎？墨子于物质上，既以节用救之；更于精神上，以兼爱救之。故曰：“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乱何自起？起不相爱。交相恶则交相责；交相责则战争之事起矣。交相爱则交相让；交相让则战争之事弭矣。战争起于交相责，弭于交相爱。兼爱者天下之大利也，是以墨子倡之。故曰：“视人之国如其国；视人之家如其家；视人之身如其身。”又曰：“饥寒疾病死亡，人之事，皆我之事也。”墨子日以兼爱召天下，天下卒莫能从之。墨子以为由于不知尚同。于是更为尚同之说。人与人，家与家，邑与邑，相争相斗，群共非之。国与国相争相斗，无有非之者。知有小同不知有大同也。辟如入人园圃，而窃其桃李，父不以为子，兄不以为弟，谓之曰贼人；入人之国，而窃其土地，父兄荣之，宗族宠之，谓之曰仁人。此不知尚同故也。尚同之本在于法天。天之于人，兼爱兼利，无所偏倚；故父母君师皆不足法，惟天乃足法。天者万民之父母，同之极也。墨子学说之条贯如是。……一主尚贤之论。治国之要，在于兼王；兼王者，合众人之贤以为贤。贤者之于人国家，能使危者安，亡者存。故曰：“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兼者治厚，兼愈多则治愈厚。兼王之极致，在位皆贤。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而富者，贵者，亲者，近者，亦退而自谋，天下遂无有不善之人矣。天下之人尽归于善，唐虞三代之隆可坐而致也。统观墨子之说，洵足以治淫僻昏乱之国家。惟刻苦自厉，使人难行，异乎儒家之近于人情。故其学不昌也。近人情者，人乐其道，而从之者众，虽不能似，可以伪为；过于情者，人苦其道而不从。此后世之所以多伪儒，无伪墨也。^[13]

胡韫玉对墨家思想体系解读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把墨子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伦理学等诸多思想视为一个动态循环、彼此制约而又互为支撑的整体系统，将墨子思想置于更加宏大、立体的层面进行全相的解读，认为墨家学说的根本在于兼爱，推兼爱就要非攻、互利，因互利就要节用、节葬，因节用、节葬而要非儒、非乐。而节用戒奢与强力生产是物质匮乏时代人类生存的不二选择，因此墨子提倡生存意志，鼓励劳作，否定天命。另外基于百人百义、众声难调的社会情势，墨子推行尚同之治，建立上下合一、上同于天的政治伦理。而行政体制、政治伦理的建构必须在有品德和执行力的贤人推动下才能实施，于是要建立贤人政治，以带动兼爱、尚同、非攻、节用、非乐等治政理念的实施与推广。而贤达之士的造就要归之于修身。另外墨子认识到贤人政治在实践中的艰难与局限，为防止出现此贤彼不贤，此兼爱彼不兼爱所导致的不义与侵伐行为，墨子又潜心研究守备之策与军事工程建设，是故《墨子》篇中就有了《备城门》《备高临》等篇什。由此可见，墨子以兼爱伦理、贤人政体和践道理念为核心的学说体系是何其的完备和缜密，墨子学说的完美构想必将与伟大的历史进程相匹配，《墨子》的学术价值也必将走出原典而辐射更广阔的时域。胡韫玉对墨著深刻的阐释和解读，真可谓知墨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