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是以战乱与和平的交替方式革故鼎新，将一茬一茬的生命揉进盛衰荣枯的轮转中，在摧毁和建造的时空里磨砺人性，由周王朝的政治失序而裂变出的春秋和战国，带来了王权的分化和文化的下移，从而造就了新的士人群体和社会意识形态。以孔子为首兴办私学，文化学术百家争鸣，此时欲逞一家之学而教正天下、拯时济危者腾涌不绝。《周易·系辞传》曰：“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汉书·艺文志》）战国之际王道衰微，诸侯力政，诸家学派根据各自的学术立场、拯时方略以及对时局的把握，自立己说，奔走列国游说君主，希望成就治世之功。正如班固所言这些学派殊途同归，彼此之间相灭相生、相反相成，主张虽异，但目的指向却是高度统一的。近代学者江瑔对先秦诸子百学有“道”层面的共值认可：“古之学术，曰道曰器。道者形而上，器者形而下。形而下者有形，形而上者无形。诸子百家之学，寄想于无朕，役志于无涯，显之家国天下之大，隐之身心性命之微，皆纯然为无形之学，故其为道诚为百学之冠，下视彼纷纷者，均无足以攀其间。……吾国所以获称为数千年声名文物之邦，亦赖此焉。”^[7]江瑔认为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不是处于形而下的“器用”地位，而是居于中华文化、文明源头构成要素的道的位置，具有不可低估的恒久价值，是形而上之学。

西汉史学家司马谈著《论六家要旨》，书中评价战国主要学术流派：“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彊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司马谈认为阴阳、儒、墨、名、法、道诸家都致力于息乱致稳、再造太平的学说建构，只是路径方式不同而已。他还站在汉代学者的立场对先秦诸家做了理性的分析比对，认为阴阳之术禁忌繁多，拘人言行，但其四时之法又具合理适用的价值；儒家学说过于渊深，难得其要，遵行不力，但其对仪礼、秩序的建构也有不可更易的文化价值；墨家之道俭啬难行，即便如此墨家强本节用的主张，确也不可废弃；法家主张严刑峻法、刻薄寡恩，但其辨正名分的思想也不可更改；名家执着于名实之辨而往往失去事物的真实性，但其逻辑辩证的方法也具有学术价值。司马谈对各家的评价客观公允，概括也比较恰当，但诸派之中司马谈最为推崇的是道家，他认为道家思想植根于阴阳四时之说，又吸取儒、墨之长，兼收名、法精要，顺势应变，意旨简约，施之于自然、人事无所不宜。作为史学家的司马谈其学术立场是倾向道家的。

司马谈没有对墨家的起源及学说体系给予特别的关注与评价，而后司马迁的《史记》也未为墨子立传，只是在《孟子荀卿列传》中简单提及：“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可见墨学在西汉已见式微，但墨学在战国时期的地位和影响力居诸子之首，儒、墨并称。《韩非子·显学》篇言：“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儒、墨同尊战国显学之位，墨家的地位在孟子书中也得到确认：“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淮南子·要略》篇更论及儒、墨学说之渊源：“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行夏政。”指出墨家与儒家具有同源关系，墨学出于儒家，墨子扬弃儒说，从夏禹之道而自立墨学体系，由此可见墨子勇于创新和求索践行的治学精神。庄子也肯定了墨学源于夏禹之说，他认为墨子最为推崇的圣贤是夏禹，《庄子·天下》篇曰：“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稾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墨家坚定的使命意识、自苦以极的奉献精神与夏禹形劳天下的悯世情怀是一脉相承的。墨子在阐述他的兼爱主张时，提出墨家的兼爱与夏禹、商汤、周文的治世原则是相一致的，源头起自夏禹：“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贵，干福禄，乐耳目也；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于禹求焉。”（《兼爱下》）可见，夏禹是墨子的精神领袖，其兴万民之利，除天下之害的兼善行为，也来源于大禹舍身拯世的精神感召，禹之爱天下即墨之兼爱也。墨子循道而行，以崇高的价值追求、坚强的生存意志和完美的道德理想去构建一个新的时代和新的生存社会，其使命崇高而践行艰难，但墨子及墨家弟子不辞艰险，强力而为，以赴汤蹈火、舍我利人的执着精神建立起墨家的行为价值规范，墨家学派具有殉道者的坚韧气质。

关于墨家学派的源起，班固并不认可庄子之说，在《汉书·艺文志》中班固提出：“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班固追根溯源，认为墨家起于清庙之守，所谓清庙之守，先秦称胥或相，也就是祭师，实际上也是孔子之儒的源出由来。蔡邕的《明堂月令论》中说：“取其宗祀之貌，则曰清庙；取其正室之貌，则曰太庙；取其尊崇，则曰太室；取其乡明，则曰明堂；取其四门之学，则曰太学；取其四面之周水圆如璧，则曰辟雍。异名而同事，其实一也。”可见清庙即太庙，墨家出于“清庙之守”，也就是“明堂之官”。清庙是祭祀祖先、朝会诸侯、宣教明德之所，所以清庙（太庙）的建筑规制、布置陈设、礼仪规范都要合乎礼法，俭约适度，以彰显祖德，楷范后世。此后墨家学派谨守清庙之规，房舍以柞木为椽、茅草覆顶，以示尚俭；赡养三老五更，推行兼爱；任贤举士用大射之礼，以示尚贤；祭祀祖宗，以行天志、明鬼神；顺应自然之道而扬非命之观；以孝视天下，故要求上下其同，这一切皆源于清庙之旨归。班固此说以墨家学说理论为支撑，也较为合理。此外班固的《答宾戏》一文孔墨并提，对孔墨的践行精神给予高度的评价：“是以圣哲之治，栖栖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文选》）孔墨对信仰和信念的坚守与践行，令班固十分敬服，仰其为圣哲。关于墨家学派的起源，庄子的“夏禹说”和班固的“清庙说”都有道理，二说与墨家践道赴义的献身精神和兴天下之利的治世主张都存在高度的契合性，都可以认定为墨家学派的源头，这也说明了墨家学派取法多元、普遍求证的求索和治学理念。

战国时期，墨家的学术地位、学派影响力不断增强，但社会评价却褒贬不一，批墨、辟墨者屡见不绝。先秦对墨子、墨学的评议主要见于《孟子》《庄子》《荀子》《列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孔丛子》《淮南子》等著作，集中了诸子百家对墨家各执己见、各执一词的评说，其中以儒家孟子、荀子的辟墨最具代表性。一方面对墨家肯定赞许者有之，如《列子·黄帝》篇对孔墨的赞许：“孔丘、墨翟无地而为君，无官而为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颈举踵而愿安利之。”肯定了孔丘、墨翟在民间的崇高地位和社会期许度。另一方面则是荀子等人对墨家极其尖刻锐利地批判：“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墨翟宋钘也。”（《荀子·非十二子》）荀子批评墨家不懂治国之道，其节用尚俭、轻慢差别的主张不过是蛊惑、愚弄百姓的伎俩。辟墨最猛最狠者当推孟子，孟子斥责墨家的兼爱是“无父”之论，为“禽兽也”。但有研究者指出孟子的思想与治学方式却多得益于墨子，其辩言正辞的风格、重视逻辑思维和推理表达的方式皆同于墨子；此外孟子的王道思想以及仁义、禅让、诛暴、反战等的道德理念也与墨道高度契合。因此研究者孙中原指出：“孟子似乎是墨子的杰出弟子！”（孙中原《墨学道论》）综合分析，孟子不遗余力地反墨辟墨，当是出于墨子兼爱、非乐、节葬等主张对儒家礼乐、仁爱思想的冲击与对立而发的，基于学派利益，儒、墨之争不可避免。正如前人所论：“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蔽塞）。其学之相非也数世矣而已，皆弇于私也。”（《尸子·广泽》）“老耽贵柔，孔子贵仁，墨子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执（势），王廖贵先，倪良贵后……”（《吕氏春秋·审分览·不二》）以己非人，门户之见古已有之。无论评家的道德立场如何，以及如何定位墨家，这都显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战国时期多元文化的对接、碰撞、拆分与整合中，实质上已完成了墨学与儒学关系的解构，并在学术文化领域形成了崇儒抑墨的思维定式，这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墨家思想、学术和学派体系的独立建构和日臻完善，使墨学成为当世显学。(www.daowen.com)

自墨子广大墨学之后，墨学遂成显学，与儒、道并行，辉映时代。然面对战国形势，仅凭一家之言，一个学派的力量是无法拨乱反正、左右历史轨程的，而墨家因缺乏“唯变所适”的调整能力，在盛极之后即走向衰微。从《墨子》和其他史书可以考证墨子和墨家的发展史实，墨子欲传衣钵于弟子禽滑厘，不料禽滑厘先墨子而死，墨子又传于孟胜。“至此，墨学社团的制度发生改变，对领袖的称谓由‘子’改为‘巨子’，墨家的制度改为‘巨子’制。‘子’乃老师，如‘子墨子’‘子禽子’；‘巨子’则是大师、大先生。孟胜接任‘巨子’之位后，继续带领墨家弟子从事各种社会活动，完成墨子的未竟事业。”^[8]史载墨子之后的巨子孟胜和墨家弟子180人，在楚国鲁阳为阳城君殉义而死，极其悲壮！《吕氏春秋·离俗览·上德》篇对此有详载：“墨者巨子孟胜，善荆之阳城君。阳城君令守于国，毁璜以为符，约曰：‘符合听之。’荆王薨，群臣攻吴起，兵於丧所，阳城君与焉。荆罪之，阳城君走。荆收其国。孟胜曰：‘受人之国，与之有符。今不见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谏孟胜曰：‘死而有益阳城君，死之可矣；无益也，而绝墨者于世，不可。’孟胜曰：‘不然。吾于阳城君也，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我将属钜子于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贤者也，何患墨者之绝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请先死以除路。’还殁头前于孟胜。因使二人传钜子于田襄子。孟胜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以致令于田襄子，欲反死孟胜于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传钜子于我矣，当听。’遂反死之。墨者以为不听钜子不察。严罚厚赏，不足以致此。”墨家弟子前仆后继、慷慨赴死的壮举，虽严刑厚赏，亦不足至此矣。《吕氏春秋》以赞赏的笔触记载下墨家殉道、殉义的壮举，这件事也显示出墨家巨子之位确立执行的是禅让制，孟胜言“田襄子，贤者也”，作为墨家带头人的巨子，必须具备贤人的品质，能够积极地推进和践行墨家的道义和学说。阳城事件把墨家之义推到了至高之处，但这一事件的深远影响却是将墨家学派带上了衰微的发展道路。“专家据史料推断，孟胜死于公元前381年，临死前匆匆传巨子之位给田襄子。田襄子仅仅是个贤者，在学术、政治、军事等方面都缺乏才能和实力，渐渐失去了作为领袖的权威性、号召力和凝聚力。墨家学团不时引发派别之争，往日那种一呼百应、令行禁止的局面已经风光不再。”^[9]墨家之衰由此开始，不过此间墨家学派还出现了一位影响力颇大，尚贤践义、执法严明的墨家巨子腹，据《吕氏春秋·孟春纪·去私》记载：“墨者有钜子腹，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长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诛矣，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腹对曰：‘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夫禁杀伤人者，天下之大义也。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不可不行墨子之法。’不许惠王，而遂杀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义，钜子可谓公矣。”腹是一位坚守墨法、秉公执法，大义灭亲的墨家巨子。此事发生在秦惠王年间，秦惠王即位于公元前337年，田襄子任巨子始于公元前381年，据此孙卓彩推断：“作为巨子，腹的杀子事件距离田襄子接位巨子的时间，接近半个世纪。故事中说‘先生之年长矣’，可知此时腹年事已高，其接任巨子的时间，也许较其杀子时间更早。如此推断，田襄子做墨家巨子40年左右后传位给腹，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了。”^[10]在腹之时，墨家已陷入派系纷争的内讧之中，墨家逐渐走向分裂。据《韩非子·显学》记载在孔子、墨翟之后，儒、墨两家都走向分化，“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乐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儒家在其后的分化发展中，虽又经历新旧儒学的分离，但却一直承继有人，其学说思想也能与时俱进，在分化中整合、拓展、完善，终于在汉武帝时代经董仲舒的改造，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而取得独尊的地位。但墨离为三后却渐趋式微，几成绝学。《庄子·天下》篇对此有较详细的论述：“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奇偶不仵之辞相应，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决。墨翟、禽滑厘之意则是，其行则非也。将使后世之墨者，必以自苦腓无胈、胫无毛相进而已矣。乱之上也，治之下也。虽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自墨子之后墨分三家，而后又裂变出较有影响力的两个南派墨家，一派以相里勤的弟子五侯为首，另一南派以苦获、已齿、邓陵子为首，各聚弟子，同尊《墨经》，且都以正统自居，互相攻击指责对方为别墨。庄子认为两派墨家对墨子兼爱、力行的精神并无广大之意，却热衷于坚白、同异、奇偶的争辩。另外后世墨家对巨子的推选也逐渐脱离了禅让的传统规制，派系之间巨子地位的争夺不仅削弱了巨子的权威和影响力，还使墨家团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内讧中消耗磨损。墨家先驱墨子和禽滑厘创道立说的初衷目的十分崇高，《贵义》篇云：“必去喜、去怒、去乐、去悲、去爱、去忍，而用仁义。手足口鼻耳目，从事于义，必为圣人。”这样去己去死的行道要求为墨家独有，非常人所及，庄子感叹：墨家弟子自苦以极，赴汤蹈火以践道利世，墨子不愧为天下之圣贤，墨道真好。但韩非子认为墨家后学虽也以自苦行义相标榜，但动机不纯了，甚至存在对名位和权势的追逐目的，所以墨家派系之间、帮派内部的内耗自损，对墨家的发展和创新无疑制造了障碍。这一点在《吕氏春秋·先识览·去囿》中有记载：“东方之墨者谢子，将西见秦惠王。惠王问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亲谢子贤于己也，对曰：‘谢子，东方之辩士也。其为人甚险，将奋於说，以取少主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谢子至，说王，王弗听。谢子不说，遂辞而行。”秦惠王之时尚有坚毅执法的墨家巨子腹居秦，但墨家之争已见端倪，为保障自家学派在秦国的势力影响，秦（西方）之墨者对东方墨者谢子的排斥和诋毁已经远远偏离了墨家聚力而行、舍己救世的兼爱、尚贤原则，此时墨家巨子的权力和威慑已经化为内部博弈的私利工具，后世墨派虽各持论有本，但离墨家主旨亦愈走愈远，团体向心力也逐渐消解。所以秦汉以降墨学式微，墨家解体，孟荀等人“尊儒辟墨”的打压以及秦汉学人“视墨同儒”的学术观念固然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抛开外因，造成墨学经义不彰、学派实力分散，真正从根基上折损、摧毁墨家的是后世墨者，墨家后学角力于派系内争和权位争夺，背离墨子学说原旨，借墨道谋私利的种种悖逆行为是导致墨学衰颓的重要原因。

此外，墨家于社会转捩之际所建构的家国模式与学术思想，是否能够呼应时代而肩负起止乱救世的使命？墨家思想是否能够与后期而至的历史机遇涵容贯通，实现其进一步的导世与入政价值？回望原点，墨家似乎并不具备这样的实力和能力。在《三辩》中墨家弟子程繁向墨子的质疑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夫子曰：‘圣王不为乐。’昔诸侯倦于听治，息于钟鼓之乐；士大夫倦于听治，息于竽瑟之乐；农夫春耕、夏耘、秋敛、冬藏，息于聆缶之乐。今夫子曰：‘圣王不为乐。’此譬之犹马驾而不税，弓张而不弛，无乃非有血气者之所不能至邪！”程繁对墨子的诘问非常有理、合乎人情，凡事张弛有道，过犹不及，“马驾而不税，弓张而不弛”，马不歇、弓不弛，急功近利只会适得其反，适度的娱乐是对劳作人生的奖掖与补偿，享乐也是生命形态的另一种合理呈现。人不管地位的高贵与低贱，行动都有潜在的功利目的，付出总期待回报，说到底人付出的种种辛劳就是为了摆脱辛劳，而获得更高意义上的生，如果这种意义不存在的话，日日操劳的人生值得去奋斗、去坚持吗？所以墨家极端的非享乐原则剥夺了最低意义上的生存价值，必然导致其学说只具纸上谈兵的虚幻崇高，而缺少执行的尺度和路径，其衰微也属必然。东汉王充的《论衡·案书》篇集中批驳了墨家的“节葬”说：“儒家之宗，孔子也。墨家之祖，墨翟也。且案儒道传而墨法废者，儒者之道义可为，而墨之法议难从也。何以验之？墨家薄葬、右鬼，道乖相反违其实，宜以难从也。乖违如何？使鬼非死人之精也，右之未可知。今墨家谓鬼审（死）人之精也，厚其精而薄其尸，此于其神厚而于其体薄也。薄厚不相胜，华实不相副，则怒而降祸，虽有其鬼，终以死恨。人情欲厚恶薄，神心犹然。用墨子之法，事鬼求福，福罕至而祸常来也。以一况百，而墨家为法，皆若此类也。废而不传，盖有以也。”王充考察先秦学派，指出儒、道两家流传后世而墨法遭废弃的原因在于儒、道可行，而墨法难从。王充认为墨家主张薄葬而又尊事鬼神，在理论上就已经陷入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假使鬼不是人死后的精灵所化，尊崇它毫无意义，假使确信鬼为人死后的精灵，墨家何以薄其尸而厚其灵，这样前后不一致的态度必然会招致鬼神的愤怒，进而降下灾祸。墨家“明鬼”的初衷在于侍奉鬼神祈求福佑，但实际上却招致祸殃，岂不悖谬哉！王充还就此推衍，指出墨家的主张大都经不起推敲，自相矛盾，认为这也是墨家断流的自败之因。

学者陈柱曾就西汉以来的学派兴衰做过比对分析，较为深刻地剖析了墨家几成绝学的原因：“然自汉以降，为老庄之学者亦几并孔孟。独墨子之书则传之者绝少，几有灭绝之忧，何哉？岂以其非乐节用，以‘自苦为极，而其行难为’（二语见《庄子·天下》）欤？抑亦老子所谓‘柔弱胜刚强，强梁者不得其死’，故墨衰而老盛欤？韩非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儒者之文，于秦则为乱法，故痛绝之；自汉以后，则一变而为‘随时抑扬，哗众取宠’（二语见《汉书·艺文志》）。故世主特尊崇之；岂真能尊孔子之道哉？至于墨者之学，则侠也；陈澧云：墨子之学，以死为能事，战国侠烈之风盖出于此。（详《东塾读书记》）其自苦既为学者所能难，而以武犯禁，又为法纲所甚恶；且其名理异同之辩，已为学术统一后不需；器械攻守之具，尤为国家统一以后所大忌；则其学虽欲不微，其可得乎？”^[11]陈柱认为墨家推行非乐、节用、节葬的主张，否定身体的享乐与美饰，置人生于苦境；并主张强力执行，规范社会，这不但具有实践的难度，而且其强硬的姿态和执行的意志力，已经应验了老子“强梁者不得其死”的哲学预言。此外墨子学说是建立在天下分崩、诸侯乱政的战国时局之下的，一旦秦汉完成天下一统，封建集权政体形成，墨子贤人政体的权力流通体制和等财富均享乐的经济模式，以及兼爱无差的博爱原则无疑失去了它的存在空间；另外墨家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派别，而是一个组织严密、行动有力的军事团体，墨家强烈的团队意识和战斗意志以及对一切政体权威不驯服的侠义作为，无疑会成为专制集权的潜在威胁，因而被执政者视为对立面而遭厌弃打压，或被绞杀就不可避免了。所以封建集权下的意识形态彻底消解了墨学存在的历史语境，诚如《颜氏家训·省事》篇所言：“墨翟之徒，世谓热腹，杨朱之侣，世谓冷肠。肠不可冷，腹不可热，当以仁义为节文尔。”大一统的封建政治格局既不允许高度的激情干预，又不能容忍冷眼的漠视，儒家“发乎情，止乎礼”的政治姿态最为适宜。

然墨学的衰微并不意味着对墨家学术体系和思想价值的全盘否定，基于对历史现象常规性的认知，在社会思潮的动态演变中，一些思想意识、理论形态和学术思想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升降沉浮，或隐或现，并不代表对某一思想、学说终极的定性与定位。所以撇开就事论事的狭隘前提，从时代语境、文化发展和社会史的维度深度考察、综合比对，就会发现墨家学说的先进性与局限性并存，离开其存在的具体语境即史实指向，墨家思想的解读就呈现出复杂与多义的特质。自战国以来，墨家学说的是非之辩、褒贬之争从未断绝，至今难成定论。在墨家思想重新解读、墨学价值重新发掘的今天，回看墨家地位的升沉起伏，恰好印证了墨子所说的：“治于神者，众人不知其功；争于明者，众人知之。”（《公输》）大道无形，大德无功，墨家践义行道，谋万民之利，却不求人知，不为己功。行事低调的墨子，却对自家的学说和作为充满了自知和自信，并预言了墨学的永恒价值。“子墨子曰：‘吾言足用矣，舍言革思者，是犹舍获而捃粟也。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犹以卵投石也。尽天下之卵，其石犹是也，不可毁也。’”（《贵义》）义气豪迈的墨子，站在自己的历史空间展望未来，非常大气地说：我的学说已足后世之用，天下学术舍我其谁！并放言后世弃墨不用者，就是舍本逐末的蠢材；是他言非墨言者犹似以卵击石，自不量力，纵使耗尽天下之卵，亦不能撼动墨家坚实的历史地位，墨子的自信和超然姿态令人感佩！历经两千多年的冷漠与沧桑，今天墨家、墨学已为世人瞩目，墨学研究的大门已经打开，阐释的空间也将更加广阔。可以说，墨学研究已经突破传统定式而呈现动态、多元、深化的发展趋势，墨学的价值在新的历史维度下得到了全新的解读和开发，墨家文化已成为中华文化生态的重要组成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