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兴盛于墨子，墨子名翟，《吕氏春秋》高诱注曰：“墨子名翟，姓墨氏，鲁人。”《墨子·贵义》篇中墨子亦自称为翟：“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清人孙诒让《墨子传略》中有关于墨子国别的考证：“（墨翟）生于鲁而仕宋。其生平足迹所及，则尝北之齐，西使卫，又屡游楚，前至郢，后客鲁阳，复欲适越而未果。”孙诒让认同墨子为鲁人之说，并考证墨子生于周定王时，曾仕于宋国，一生遍游南北诸国。关于墨子的行事足迹，墨著及诸子书中也多有载录，但对于墨子的姓氏、国别、里籍却记载不一，学界对此存有争议。

关于墨子的姓氏问题，传统研究者大多认可“墨子姓墨”名翟之说，但近代学者江瑔对此提出质疑，其《读子卮言》一书认为墨子非姓墨，墨称其学焉。“古以‘孔墨’‘杨墨’并称，自汉以后，皆以墨子姓墨名翟，数千载无异词，窃则以为不然。盖墨子者，非以墨为姓者也。”^[1]为辩证其说江瑔列出八条证据。其一，周秦以先传某学者皆称某家，所谓家是学派之传承，不能系之以姓。如墨家是以墨姓得名，那么孔子可称孔家，庄子亦可称庄家。以某姓为某家至汉代学者方始，如《汉书·艺文志》谓《易》有施、孟、梁丘三家等。其二，《汉书·艺文志》称：“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排除小说家，九家为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诸家之称皆未系之以姓氏，墨家也不应该例外。儒、道、名、法等皆为其学术之宗旨，都以学术宗旨名其家，若墨为姓氏，就不合于九家称名之例。其三，《汉书·艺文志》著录墨家时云：“《尹佚》二篇。周臣，在成、康时也。”班固以《尹佚》二篇列墨著之首，且注为周成康时史佚所作，可见墨子之前已有墨学，墨子更在其后矣。如墨子讳其渊源而以己姓名其学派，这又不合乎学派传承之理。其四，墨用为姓氏唯见先秦之墨胎氏，即孤竹君，伯夷、叔齐为孤竹后人，夷、齐后墨姓无闻。墨子不可能为其后嗣，且在墨子之后也未见墨姓传人，故墨不可能为姓氏。其五，《汉书·艺文志》所录墨家者有六家，首为史佚，末为墨子，中间尚有我子、随巢子、田俅子、胡非子，江瑔疑其皆非以姓氏称，或为别号。江瑔认为墨家兼爱、尚同，无亲疏之分，无人我之辨，示大同于天下，不会以个人姓氏名其学派。王充《论衡·福虚》篇提及墨家弟子缠子，缠也不属姓氏，足可证明墨家不冠姓氏之实。其六，《墨子》书中多有“子墨子”的称谓，后一“子”为尊称，如老子、孔子等，前一“子”可见于“子思子”，子思为孔伋之字，“子思子”是对孔伋的尊称，秦汉以前未见“子”字冠以姓氏之前的。所以“子墨子”亦同于“子思子”，墨未必是姓。其七，孟子辟墨或曰墨子，或曰墨氏，或直接称墨。《韩非子·显学》篇言墨分为三：“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墨当为学派之称，古者称人有去姓称名者，断无单称姓而去名者。所以韩、孟所称之“墨”绝非姓氏之“墨”。其八，凡从墨家之学的人都可称为“墨者”，所以孟子有“墨者夷之”之说，《史记》中亦有“墨者”之称，此“墨者”当为对学墨、从墨之人的总称，学墨者众多，岂能皆从师姓？“墨者”之称犹如儒者之称，皆是对学派中人的称谓。以此八论，江瑔认为墨子之墨是为学派之称。江瑔还进一步从“墨”的字义来考证：古人“训墨为黑”，“是则所谓‘墨者’，盖垢面囚首、面首黧黑之义也”。“是墨子学禹之道，亦以自苦为极者也。以自苦为极，必至如禹之身体偏枯，手足胼胝，栉风沐雨，颜色黎黑。”“凡人形容枯槁者，其颜色必黑，兹所谓‘色黑’者，盖因劳苦过甚，颜色因而黎黑，……亦即《庄子》所谓‘枯槁’也。”“故孟子称为‘摩顶放踵’，庄子称为‘其道大觳’，后世亦言‘墨突不得黔’。此其学适深合于‘墨’字之义，故以‘墨’名其家，人亦咸以‘墨子’称之。”认为“墨”为学派宗旨之标志，与儒、道、名、法、阴阳、纵横、杂、农诸家相同，故与八家并列而称为墨家。江瑔还提出古有翟国，其子孙皆以国为氏，春秋以后遂有翟姓传世，故江瑔由此提出墨子非姓墨而姓翟之说。^[2]以上江瑔所论为一家之言，且证据不足，其八论皆存片面之弊、牵强之处，且《墨子》一书中多有“翟闻之，同归之物，信有误者”（《贵义》），“翟之未得见之时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见子之后，予子宋而不义，子弗为；是我予子宋也。子务为义，翟又将与子天下”（《鲁问》）。墨子多处自称为翟，古人自称多有称名者，而无独称其姓者。故此，墨子翟姓之说亦不成立。此外，学者陈柱提出：“吾以谓墨是其道，翟是其名；去姓著道，以著其尚同；久之，则人遂以墨为姓，故称墨子。”^[3]认为“墨”是由道向姓转化而来的，此说虽较江瑔之说更具合理性，但在研究界的认可度仍然有限，因此本书仍从“墨子姓墨名翟”之说。

关于墨子的国别、里籍问题，即墨子为何国、何地之人的问题学界也有多种说法。“然则墨子何国人邪？有据古有翟国，宋与翟近，及《史记》有‘盖墨翟宋之大夫’一语，遂疑为宋人者；有据墨子与鲁阳文君之关系，鲁阳为楚邑，遂疑墨子为楚人者；有据公输般将以楚攻宋，墨子起自鲁，遂疑为鲁人者。梁启超颇主鲁人之说，以谓墨子若宋人，则《公输篇》不应有归而过宋一语；若为楚人，《贵义篇》不应有南游于楚之语云云。其说颇为得实。”^[4]墨学研究的知名学者张知寒先生著有《再谈墨子里籍应在今之滕州》一文，对墨子鲁人（今滕州）说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与论证。1998年张先生再次发文《略述我所考定的墨子里籍》，该文进一步举证墨子的里籍确切应为小邾国（今滕州境内）。“小邾国亦即古代的倪国，在春秋初、中期它原是宋国的附庸，到了春秋末年为鲁国所有，战国初期又为齐国占领。不论说墨子是宋人、鲁人或齐人，其里籍都在古代小邾国，即今之山东滕州境内。”^[5]在《再谈墨子里籍应在今之滕州》一文中，张先生对墨子里籍滕州（小邾国）说提出以下佐证（摘录如下）：

第一，先从墨子的身世来看：清代著名学者俞正燮说：“墨以殷后，多感激，不法周而法古。”这说明墨子的祖先原为殷人。童书业先生说：“墨子实为目夷子后裔，以墨夷为氏，省为墨也。”顾颉刚先生在《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一文里说：“近人以墨姓多不见，对于墨子的姓氏祖籍等起了很多的猜测。我们以为，墨确是他的真姓氏，而且从这个姓上，可知他是公子目夷之后，原是宋国的宗族。”《广韵·六脂》“夷”字注谓：“宋公子目夷之后，以目夷为氏。”按：公子目夷，据顾、童两先生考证，乃宋襄公之兄的长子，因封于“目夷”，名目夷子。

“目夷”在什么地方？晋代著名的《左传》专家杜预，在《左传》襄公四年条下注曰：“狐骀，郑地，鲁国蕃县东南有目夷亭”。《路史·几国名纪》在商氏后“目夷”条下记曰：“今滕之东南有目夷亭”。在古代，狐与目、化、货等同音：台、骀、胎与夷同音；同音字可互为通假，所以杜预肯定地认为“狐骀”就是滕东南的“目夷”。明代万历十三年所编的《滕县志》说：“‘狐台山’，一名‘目台山’，……讹为‘湖山’，又曰‘壶山’，皆非也。……今山南头名‘木石’者，疑亦‘目台’之讹也”。童书业先生在《目夷亭辨》一文里曾确认：“目夷亭就在今滕县境内。”王献唐先生也说：“滕东南有木台，亦即墨胎。”

“目夷”，原为商王朝所建的同姓小方国，如《史记·殷本纪》所说：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目夷氏。”“目夷”入周后，即并为小邾娄国（亦名郳国）的“滥邑”了。

公子目夷，就封于“目夷”，死后葬于“目夷”附近的微山（解放前属滕县，今为微山县），其墓在微子墓侧，目前尚存有唐代石刻可证。目夷子的后人，均生息发展于“目夷”，而“墨子实为目夷子的后裔”，可知墨子也生长于“目夷”。因此说，墨子应为小邾娄国境内的“滥邑”人。

《春秋·左传》：“昭公三十一年冬，黑肱以滥来奔。”自此之后，“滥”就成为鲁国的下邑；如说墨子是“鲁国人”，自然是完全可以的。因为小邾国及其“滥邑”均在今山东省滕州境内，所以说“墨子应为今之滕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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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再从墨子思想学术的渊源上来看：我们认为：墨子的学说，只能是“邾娄文化”区的产物。因为这个地区物产丰富，水陆交通都很方便、手工业、商业特别发达，而且文化也较其他地区先进，具备培育杰出人才的各种客观条件。(www.daow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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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代的学者，认为孔墨是同源而异流，而又殊途同归的。如孔墨俱崇实际，俱贵人事，俱主有为，俱以止战、息兵、安民为目的，以力行为手段。他们利人济世的精神完全一致。所以唐代韩愈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孔墨两家都是古代东方著名的伦理思想家，如果他们不成长在重仁义、讲伦理的“邹鲁文化”地区，就很难培养出讲“仁爱”或“兼爱”为主旨、以“利他”为特色的孔墨思想，因为当时的其他文化区，尚不具备培养高水平人才的社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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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当时各地的情况，我认为，只有在邾娄或邹鲁文化区里，才能培养出讲道德、说仁义、重伦理关系的孔、墨一类的思想家。这是历史已证明了的事实。

第三，从科技发展的渊源上来看，如墨子不生长在三邾地区，也不可能取得那么高的科学成就。杨向奎先生说：“墨子在自然科学上的成就，决不低于古希腊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甚至高于他们。他一个人的成就，就等于整个希腊。”（《文史哲》，1989年第1期）由此可知，墨子的成就已达到了当时世界上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而如果他不生长于处在国际先进地位的科学之邦，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王献唐先生一再指出，春秋战国之间，科技最先进的地区首推三邾，因为这里自古就有“邾娄百工”之乡的称号。……与墨子同时代而年龄稍长的公输般，也成长于邾娄国北端的“卞山”脚下。他们二人，都是由“邾娄文化”培养为能工巧匠和杰出的科学家的。方授楚说：邹鲁地区，“其俗喜学术，好技艺，颇似希腊之雅典。明乎此种环境关系，则鲁为儒术最盛之邦，又为墨学渊源之地；以技巧言，输之攻，墨之守，乃同出于鲁人；庶可恍然知其故矣”。当时的楚、越、齐、晋四个大国的工业水平，尚落后于邹鲁地区。

第四，再从当时人们的生活习俗上来看：《庄子·天下篇》说，墨者“以跂蹻为服”。按跂蹻原为屐，亦从夷（尸）而来，可知它为邾娄族所制。墨子生长于邾娄，服其乡里之服，以证从夷之谊。三邾地区，自古就有爱鸟、敬鸟的习俗。这里的居民，把“玄鸟”视如祖先。墨子之所以以“翟”为名，就是因为“翟”（亦名天翟），乃凤凰的别名，而凤凰又为“玄鸟”衍化而来。墨子用“翟”为名，以示不忘所出，也可证明他乃小邾国的遗民。

另外，在今之滕州境内，尚有不少与墨子有关的遗址遗迹。除前面说的“目夷子墓”之外，尚有位于小邾国北境的“染山”，相传就是由墨子曾在此“叹染丝”而得名的。滕州东南四十多里处，乃古“目夷国”所在地，那里尚有不少迹象可寻。如木石（台）镇附近，还有东台（夷）、西台（夷）、南台（夷）、化石（台）沟等自然村。此地还有“目台山”、“目夷亭”以及“沂（夷）河”等。近几年出土的铜器有“虖台戈”（即目夷戈）等器物。古人常以地名命人名，反过来，又以人名命地名。在古代，“目夷”与“墨翟”为同音词，并可互为通假。由此看来，滕州正是墨翟的故乡无疑。^[6]

1998年张知寒先生所作的《略述我所考定的墨子里籍》一文，对《再谈墨子里籍应在今之滕州》文中墨子里籍滕州之说进行了材料的补正，主要引用了自己所作的《孟子所说的墨子里籍》一文的相关材料，从孟子的有关言论来考证墨子的里籍。首先，张先生提出《孟子·离娄篇》中提及的晋国的《乘》书，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都是记载齐桓、晋文之事的史书。墨子书中多处言及《周春秋》《齐春秋》《燕春秋》，而不以《乘》《梼杌》称谓史书，可见墨子为鲁人。其次，由《孟子·尽心上》所言“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亦可验证墨子为小邾国人，墨子奔走行义何以致“摩顶”？张先生提出邾娄人最早即生息发展于邹鲁之间，这里的居民有戴物行走的习俗，自远古起，一直到孟子时代还普遍盛行，因为孟子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之说。因袭传统，墨家弟子负戴远行，磨秃头顶也是非常自然的，由此也说明墨子鲁人的身份。此外，就文体风格而言，《论语》《墨子》《孟子》等书，都以“焉、哉、乎、也”等语助词缀文，这是邹鲁语言的风格；若说墨子是鲁阳人，鲁阳属于楚国，但墨子书中并未见“只、些、兮”等楚方言语助词。张知寒先生多年从事墨学研究，其文献资料更为丰富翔实，言之可信，证据确凿，本书信从张说：以墨子为鲁人，细处考证为小邾国人，小邾国故城遗址在今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东江村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