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季以来，时人对中国的社会风气一直不满。抗战期间，钱穆以风气与人才的关系探讨了自清季以来到抗战期间中国的社会风气。他认为，清季论人以“开通”为标准，民初以来又以“活动”为的，到了抗战期间，则以“漂亮”为准。他说：“这一时代（抗战时期）的风气与人物，渐渐成为一种圆滑轻薄的漂亮风气与漂亮人物。”^[21]钱穆观察到，当时的社会风气颓弊已极，但他不主张采取法家的思路，因其还是“消极的惩塞”，而不是“积极的鼓舞与兴发”，他主张师法儒家。

余家菊的观察与钱穆相似。全面抗战爆发前，他就指出：“今日知识分子之一切恶习，要不得不谓为文人习气之必然表现。”所谓文人的劣习为“浮夸”“脆弱”“卑陋”“褊狭”，而其根源为“偏重文字训练之必然结果”。他认为，救国的根本要途在于国民风度之改革，改革国民风度的切实途径为本行动中心主义，予国民以实际训练。实际活动之方式如贫民服务所、乡村代役团。他要求国民须“晓事”“扛事”“耐事”“共事”，通过必要的事实上的琢磨锤炼，从而改进国民生活之风格习态^[22]。不久，他又说：“从没有坦然倾轧排挤把持包办视为当然，成为风气，有如今日者。”^[23]他所看到的重庆政界是人与人之间猜疑的空气和骄慢凌傲之气。

抗战后期，他对世风的失望达到极点。他说：“今日国人习气，就多数人所表现者而为观察，实属不免于浮薄夸张、蛮悍、谲诈等不良倾向，从而酿为敷衍、倾轧、把持、贪污、欺饰种种习尚。”^[24]不久又指出：民初时士风热烈纯洁，不久，袁氏当国之后人心诡诈倾险，到了近年，“则校门未出，已知奔走钻营之途，世故未深，已工结纳逢迎之术，斩丧未久，已习吹拍棒打之技。虽时有纯洁爱国之声，未见束身自好之行。每一美名，如热心，如负责，无不被人用作自便之口实。热心几即等于热中，负责几即等于把持。由是言语道断，凡以正道教人者无不为人所窃笑，而谓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必能正也。世道衰敝，可谓极矣”^[25]。

国共内战期间，他观察到“时人气象，不习于凌厉，即限于阴森”^[26]，或“习非成是，一切失其公准。攘夺、倾轧、欺骗，皆坦然为之而不知耻，欲以个人之力与之抗衡，决无济也”^[27]。又说：“当今民气嚣张，人各自是而坚强。”^[28]到台湾之后，他又以佛家思想来总结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风气，他说：“现代的风气，可以佛家语贪、　、憎、慢、疑五个字概括之。贪者，贪吃、贪穿、贪色、贪货、贪名、贪利；　者，　人不信任我，不拥护我，不跟着我走；憎者，憎人家的名利，憎人家的享受，自己最大，自己第一；慢者，唯我独尊，天地万物无一不是为我；疑者，疑人与我不两立，疑人家之所为尽是阴谋。”^[29](www.daowen.com)

他指出，造成上述习气的原因是国人的三种心习，即为实用而歪曲事理、为目的而不择手段、为求知难而自信其心。而养成三种心习的原因为讲学之不慎。这主要表现在近代中国在学术层面受权利思想、阳明学说及今文经学的影响。时人为博取权利，进行奔走、朋比、劫持。阳明学说使人自信其心，予智自雄，轻视一切，敢作敢为，于是蛮悍、狂妄、空疏、武断成为风气。康有为提倡的今文经学，以自己发挥歪曲古人，致使疑古之风盛行，武断治学，恣肆行事。

余家菊还认为，除过以上三种思想或学说之外，还有天演论，此种思想从根本上说也来源于西方权利思想，由英人赫胥黎提出，后被严复在清末译介于国中，其中心思想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以及“优胜劣败”，其由来，一则基于生物界之事实，一则由于英国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之过度发展。他指出，此种思想扩展的结果，必然是强权即公理，强权之所在即道义之所在。其对近代中国造成的流弊是权力倾轧，智术虞诈，由竞争而斗争，由斗争而残杀。整治的药方，显然是儒家的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