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20年代，余家菊就指出，一个国家对于世界应有自己的贡献，中国的贡献是发扬我们的国光，即中国固有的民族文化。他说：“我们应当发扬我们的国光，把我们的精神——我们中国固有的文化发扬出去，发扬到全世界，使全世界都知道我们国民固有的精神，使全世界都重视我们的文化，拿这种文化来补充一切残缺不完的文化。”^[1]在他看来，中国的国光是主张四海一家的和平主义精神，而西方的残缺是穷兵黩武的侵略主义。抗战期间，他又宣称，中国文化之所以比西方古代犹太、希腊、罗马三种文化长存的原因在于中华文化为多方面而和谐的发展，而西方古代文化皆为特殊的单方发展，之间的优劣是“特殊的发展，虽足灿烂一时，究不足以绵延久远。中庸的发展，在一时的紧急应付上，虽每觉微弱无力，而在长久的挣扎中，则常能挺过难关而生气不绝”^[2]。不过，直到此时，余家菊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更多是信念大于理念，因其尚未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细致的研究，也未对西方文化进行系统的了解，故其更多是出于振奋国人心气的一种手段而已。

经过抗战后期对中西文化系统的研究，他对中国儒家文化的信心大增。来台之后，其对国家主义思想的发展与完善显然继承了以往的思路，即从文化视域申论。

他认为，中国自孔子以来就有一个传统观念，即文化国家。文化国家是与民族国家相对应，民族国家以主权为根本因素，以民族为基本的构成单元，而文化国家是以文化的统一为区分国别的标准。文化国家观念主要体现在春秋时期中国的夷夏观，即诸夏用夷礼则夷狄视之，夷狄用华礼则以中华视之。孔子进一步发挥为：“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余家菊认为，这种文化国家观念最利于国际的合作与融合，它是一个不具民族比例的国家观念，是人类走向大同的一条有效路径，比之用政治、军事及经济力量的渗透与支配要强得多。但这种文化国家观念显然只对文化发达的国家有利，事实上西方文化相比其他民族文化的优势地位于20世纪初在绝大多数世人心目中就已经确立。余家菊的原则是“假使自己的文化低劣，那是早应同化于文化优胜的国家的。假使自己的文化有相当的优越处，是不会完全被人同化的。而且可用自己的文化优越处，贡献到世界的大变化中，而使其成为一种新文化”^[3]。中国文化的优劣与否在他那儿显然是不成问题的。

从文化视域申论国家主义只是余家菊国家观的一个面向，他还基于国际正义的原则反对近代以来的不干涉内政原则。他认为，作为一个现代国家，不能只是一种事实上的存在，还有其存在的价值，即要对于人类幸福与文明有所贡献。除过文化之外的贡献之外，还应主持国际正义。他说：“近代有所谓不干涉内政的说法，当然这是基于尊重各国国民自由的原则。但是这种自由只能自由为善，不得自由为恶。”他主张若有一个国家暴虐其民，其他国家不能采取隔岸观火的政策，而应积极干涉。(www.daowen.com)

余家菊本其自由主义立场，以国家和个人的关系为标准提出了中西各有三种不同的国家观。他指出，西方的三种国家观念是国家超越论、国家工具说、国家主义。国家超越论是指国家超越个人之上，只有国家才有意志与价值，个人只有给国家做工具。这显然是指二战期间的德意法西斯国家以及实行“极权政治”的苏联。国家工具说是指国家并无意志与价值，只有个人才有意志有价值，因而国家是个人的工具。这是指近代西方古典自由主义国家观和抗战后期民盟人士的国家观。他自己赞成的是第三种即国家主义，国家主义中，国家与个人是相依为命的关系，国家离不开个人，个人也离不开国家，个人意志与国家意志融为一体，个人意志来推动国家意志，国家与个人为一体，这是一最理想的境界。他把中国自古以来的国家观分为法家的、道家的、正统的三种观念。在他看来，法家国家观近于西方的国家超越论，道家的国家观念与西方的国家工具说相近。他所赞成的正统国家观念自然与英美为主的西方民主国家等同，其特点有：“国家的天下性、国家的文化性、国家的历史性、国家的互惠性、国家的分权性、国家的民主性、国家的伦理性。”^[4]从其描绘的国家特点来看，他之国家观既有传统儒家的文化国家色彩，也有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的政治性。

立足于国家内部来看，他的国家观念有六个方面的内容：国民生活是自由的，政府的技能是服务的，经济成果是共享的，国与国间是平等互惠的，国家是全民所有的，国际国内行为标准一元化^[5]。他认为，这种国家观是时间上的至善主义，即其要求是正义的，其实现是有可能的，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