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之前，余家菊虽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但更多的是体验，在立言方面对其并未有自己独立的见解。30年代之后，他开始对儒家思想进行研究。在最初有关儒家教育思想的探究中，他看到了儒家在政治方面的良法美意。

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政治理想，主要是希望通过培养一批有“君子之行”的士人以化民为俗，用风俗礼仪来范围民心，改善世风，它注重以道德和教育为政治的工具。以儒家的立场来看，政治乃最有力量之教育，政治家乃最有力量之教育家，故儒家历来强调政教合一。梁启超说：“儒家之言政治，其唯一目的与唯一手段，不外将国民人格提高。以目的言，则政治即道德，道德即政治。以手段言，则政治即教育，教育即政治。”^[100]余家菊对此颇为赞赏。他说：“孔子之政治思想，以化民为政治之终鹄，以德教为政治之工具。不能化民，是为俗吏；徒用刑威，是为酷吏；皆孔子思想所不许者。故孔子思想，可称为德化主义。”针对时人所持孔子助长帝王专制的说法，余家菊视其为诬枉之言。他认为孔子的德化主义首先强调当国者自正其身，然后化下，而助长帝王专制气焰者，实为法家以威势而驱民之说，并非儒家所为。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孔子政治思想是建立在社会本位的基础之上。他说：“孔子之意，以为孝亲等行为亦具有政治影响，不必从政，始为为政。以今语释之，则为社会活动莫不各有其政治的效果，社会的清浊，足以决定政治的治乱。”^[101]其实，孔子何尝不知道，从政是改善社会的捷径且是有力途径，但权力资源的稀缺性和排他性使得从政历来是可遇而不可求之事，在执政无望的情况下，他退而求其次，收徒讲学，希望通过教育来改善社会，这在孔子实有不得已的苦衷。余家菊本以教育家的身份自居，对于从政似无孔子那样的热衷，他之教育救国主张完全是从积极意义上的主动而为，然其效果似乎与孔子一样都不大理想。

孔子的德化主义到孟子时发展为比较完备的仁政民本说，这是余家菊政治思想的一个主要来源。此时，他对政治制度并不关注，而是立足于为中国建立一种现代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主要是以中国儒家思想为基础。他认为，政治制度以政治思想为基础，而政治思想又以人生思想为凭借，言政治制度若追根溯源则必言及人生思想。他指出，中国传统政治风尚来源于三种人生观念：一是造化生生，即政治以生长为最高义，凡妨害人民生长者皆为恶，而儒家的仁政即为促成人民生长的政治，它比西方将政治制度建立在权利与义务两相对称的观念上用心纯正。二为行人类爱，于国内发扬同胞爱，于国外则以文化融合众族而不煽种族之恨。三为民主自决，他以儒家的民本思想为论据，如所谓“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及“因民之所欲而欲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等。^[102]就第一点来看，他视儒家的仁政说在层次上高于西方的民权说，其原因是先秦儒家倡导“为仁由己”的道德自主精神，充满着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和义务感，而西方的民主政治实建立于个人权利意识之上，有着十足的功利主义色彩，这从理论上似乎言之成理，但在现实上真正能够达到这一境界的人毕竟是少数，而西方基于个人权利意识的政治文化似乎比儒家更能落在实处。就第二点来看，余家菊所说的人类爱实指中国传统的文化国家观念，可见他虽一直宣传国家主义，但世界主义的梦想仍潜在。在他看来，中国儒家文化的长处即在此，这在近代得到了不少学人的认可。吕思勉在抗战时期就指出：“只有中国人对待异民族最为合理，自古以来，就没有压制榨取异民族的事……只是把自己的文化陈列在他们面前，而从否听其自择。所谓‘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而他人卒亦未尝不从我。人心是好向反面想的。不强迫他时，他愿意服从的事，一强迫，他倒要固执起来了。这就是中国人同化异族所以成功的原因。我国幅员的开展，不是靠政治的占领，而是靠民族的同化。政治的占领是假的，政治之力一解纽，即将叛离而去。”^[103]近代是竞争之世，这样的文化显然不合时宜。就第三点来看，他将中国儒家的民本政治与西方的民主政治混为一谈，有拔高儒家文化之嫌。民本政治充其量只是统治者对百姓实行比较宽松的统治而已，它是产生于人治政治文化之中的一种理想的统治模式。而民主政治则是人民掌握一定的主权，它是建立在法治政治文化之中的一种政治模式，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余家菊对儒家仁政的看法有一定的理想化色彩。

其实，儒家的德化主义或仁政说主要是建立在人性善这一预设之上。余家菊说：“儒家之政治观，建于性善说上，故以感化为重而济之以赏罚，盖人类至不齐一，感化每每不济也。惟赏罚当出之以善意而行之以公，所谓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者，是用心处之准则。”^[104]他与自古以来的儒家一样，在经验层面虽看到人之不齐，但终究还是相信人性善或人性最终趋善。儒家由于对人性的过分乐观，进而从性善论推出德治，一方面相信一般老百姓会“导之以德”，另一方面又相信统治者会“为政以德”。西方政治文化则与此相反，西方文化从主流上一直对人性持悲观态度，如基督教认为人的罪恶是根深蒂固的，人类不能自救，人只有通过神的帮助才能得救。正是在对人性悲观的审视中，西方文化导出法治观念，希望通过法治来限制人作恶的可能性。儒家文化坚信天理必会战胜人欲，因而始终难以突破人治的政治格局。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对儒家的仁政说与西方注重法治的政治文化进行价值判断，因为双方都是基于各自文化传统、生活环境等多种因素由历史一步一步发展而来，何况中国传统之中也有以人性恶导出的法家文化，所以不能笼统地说谁好谁坏。客观地看，儒家的政治思想是从积极意义出发，以彰扬人的主体性为主，而西方的法治思想是从消极意义出发，以克服人的劣根性为主。对一个社会来说，人治与法治其实都是必要的。正如前述余家菊所说，儒家以感化为主，但也不放弃纲纪与法律的约束。不过，在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中，一般应该将法治放在第一位，通过外在的强制逐渐养成人们守法的习惯，然后在秩序鼎然的社会贯彻德治。像近代中国那样的乱世，仅靠德治，无异于与虎谋皮。所以，余家菊对儒家政治思想的彰扬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过渡时代失败是可想而知的。

当时对儒家政治思想批评最为深刻的是抗战时期的战国策派代表人物林同济。他说：“所谓德感主义者，并不是仅仅主张我们‘应当’以德感人，乃是进一步的肯定，相信德‘必定’感人。把‘应当有’的（What ought to be）武断地认为‘必定有’（What is）。中国人的思维习惯，通常都犯有这毛病。……道德头脑的倾向都是要拿我们主观所定的‘应当有’与‘不应当有’来观察、评量，解释宇宙间的‘有’与‘不有’。结果所及，乃发生两种逻辑上的错误，其为害实多方面而无穷的。（一）把主观的价值，引申到纯客观的事实里。——一个纯客观的现象，本无所谓善，无所谓恶，而我们却必定拿着道德的眼光来评定个‘应当有’与‘不应当有’。（二）把主观的价值，即当作客观的存在。——不管客观上是果‘有’与否，但若主观的理性或情感认为‘应当有’或‘不应当有’，我们便相信事实上是‘必有’或‘必无’。前者的结果是错解真相，后者的结果是失丢现实。道德头脑，太注重了主观的价值，势是要向‘反现实’的路径上走的。儒家的德感主义，就是这个反现实的道德头脑的表现。”根据当时的形势他进而呼唤“力的宇宙观”。^[105]抗战期间，由于战争拼的是双方的综合国力，林氏对力的强调重在对外，而余家菊的儒家仁政说重在调整国内的社会秩序，其着眼点显然是对内，双方对外实际上都强调意志，而民族的意志其实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表现，因而对外敌来说，双方都是一致的。

【注释】

[1]余家菊：《与李幼椿论中国伦理思想书》，参见余家菊：《国家主义教育学》（附录），上海：中华书局，1925年版，第75—76页。

[2]余家菊：《教育建国论发微》，《中华教育界》第14卷第7期。

[3]余家菊：《国魂篇》，《醒狮》第47号，1925年8月29日。

[4]余家菊：《国家主义释疑》，《醒狮》第51期，1925年9月26日。

[5]余家菊：《教育与人生》，参见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论著专辑》第一辑，教育（一），台北：慧炬出版社，1984年版，第575—579页。

[6]余家菊：《孔学漫谈》，参见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论著专辑》第二辑，人文，台北：慧炬出版社，1986年版，第417页。

[7]曾琦：《旅欧日记》，参见《曾慕韩（琦）先生日记选》，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42页。

[8]曾琦：《旅欧日记》，参见《曾慕韩（琦）先生日记选》，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73页。

[9][韩]孙承希：《析国家主义派的“新法家主义”与“生物史观”》，《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10]常燕生：《法家思想的复兴与中国的起死回生之道》（1935年7月29日），参见常燕生等：《二十年来中国思想运动总检讨与我们最后的觉悟》，民宪社发行，成都大文书局总经销，1944年10月渝版。蔡乐苏主编：《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集晚清至民国卷》下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07—511页。

[11]《战国策》半月刊创刊号，参见《文化形态史观》1940年影印版，《民国丛书》第一编44，上海书店，1940年4月，第65—95页。

[12]雷海宗：《外交：春秋与战国》，参见《文化形态史观》1940年影印版，《民国丛书》第一编44，上海书店，1940年4月，第114页。

[13]余家菊：《学校军事教育问题发端》，《醒狮》第30号，1925年5月2日。

[14]余家菊：《五十回忆录》，参见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回忆录》，台北：慧炬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页。

[15]余家菊：《效率论》，原载《国论》复刊第2卷第4期，参见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论著第六辑》（二），台北：慧炬出版社，2001年版，第214—217页。

[16]张之洞：《劝学篇·序》，参见《张文襄公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第545页。

[17]余家菊：《默盦日记》，参见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论著第七辑——余家菊先生日记手稿》，台北：慧炬出版社，2008年版，第452—453页。

[18]余家菊：《孔学漫谈》，参见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论著专辑》第二辑，人文，台北：慧炬出版社，1986年版，第417页。

[19]刘文英：《“仁”之观念的历史探源》（《天府新论》1990年第6期），又见韩国学者赵骏河：《对中国传统伦理的现代理解》，《国际儒学研究》第2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0页。

[20]郭沫若：《孔墨的批判》，参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外二种之《十批判书》，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44页。

[21]阮元：《揅经室集·论语论仁论》，参见《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57页。

[22]胡适：《中国哲学史》，参见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82—83页。

[23]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80页。

[24]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二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5页。

[25]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0页。

[26]原载《万木草堂遗稿》卷七，油印本，《康有为全集》，第十一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7页。

[27]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82页。

[28]梁启超：《新民说》，参见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4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69页。

[29]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页。

[30]恶石：《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2年3月28日。

[31]李石岑：《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民铎》第3卷第3号，1922年3月。

[32]余家菊：《理想与训育》，原载《教育杂志》第15卷第12号，参见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教育论文集》（下），台北：慧炬出版社，1997年版，第582页。

[33][美]梯利著，伍德增补，葛力译：《西方哲学史》（增补修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64页。

[34]王国维：《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参见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0—271页。

[35]章太炎：《四惑论》，参见黄夏年主编：《章太炎集　杨度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3页。

[36]蔡元培：《中学修身教科书》，参见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2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52页。

[37]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页。

[38]余家菊：《人格之动力》，原载《中华教育界》第12卷5—8期，参见余家菊著，余子侠编校：《教育哲学论稿》，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9—50页。

[39]余家菊：《理想与训育》，原载《教育杂志》第15卷第12号，参见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教育论文集》（下），台北：慧炬出版社，1997年版，第568—575页。

[40]余家菊：《疑是录》，参见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回忆录》，台北：慧炬出版社，1994年版，第243页。

[41]余家菊：《我们所需要的人生哲学》，参见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回忆录》，台北：慧炬出版社，1994年版，第278—282页。

[42]余家菊：《国力之渊源》，原载1935年《国论》，参见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论著第六辑》（二），台北：慧炬出版社，2001年版，第129页。

[43][美]狄百瑞著，黄水婴译：《儒家的困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9页。

[44]余家菊：《中国伦理思想》，参见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论著专辑》第二辑，人文，台北：慧炬出版社，1986年版，第410页。

[45]余家菊：《中国伦理思想》，参见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论著专辑》第二辑，人文，台北：慧炬出版社，1986年版，第388—390页。

[46][德]倭铿著，余家菊译：《人生之意义与价值》，参见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论著专辑》第二辑，人文，台北：慧炬出版社，1986年版，第228页。

[47]余家菊：《孔学漫谈》，参见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论著专辑》第二辑，人文，台北：慧炬出版社，1986年版，第467页。

[48]余家菊：《教育之生命》，原载1944年9月10日《民宪》1卷7期，参见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教育论文集》（上），台北：慧炬出版社，1997年版，第19—22页。

[49]林同济：《廿年来思想转变与综合》，参见《文化形态史观·时代之波》1940年影印版，《民国丛书》第一编44，上海：上海书店，第299页。

[50]陈铨：《论英雄崇拜》，参见《文化形态史观·时代之波》1940年影印版，《民国丛书》第一编44，上海：上海书店，第143页。(www.daowen.com)

[51]冯达文、郭齐勇主编：《新编中国哲学史》（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3页。

[52]梁启超：《欧游心影录》，参见吴松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6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488—3489页。

[53]余家菊：《孟子教育学说》，参见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论著专辑》第一辑，教育（一），台北：慧炬出版社，1984年版，第366页。

[54]章太炎：《辨性》，参见章太炎：《国故论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34—141页。

[55]王国维：《论性》，参见王国维著，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1—230页。

[56]余家菊：《教育原理》，参见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论著专辑》第一辑，教育（一），台北：慧炬出版社，1984年版，第134页。

[57]余家菊：《荀子教育学说》，参见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论著专辑》第一辑，教育（一），台北：慧炬出版社，1984年版，第448—449页。

[58]余家菊：《理想与训育》，参见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教育论文集》（下），台北：慧炬出版社，1997年版，第571页。

[59]余家菊：《人生对话》，参见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论著专辑》第二辑，人文，台北：慧炬出版社，1986年版，第291页。

[60]余家菊：《教育哲学》，参见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论著第七辑——余家菊先生日记手稿》，台北：慧炬出版社，2008年版，第534页。

[61]余家菊：《临汝日记》，参见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论著第七辑——余家菊先生日记手稿》，台北：慧炬出版社，2008年版，第202页。

[62]余家菊：《人类的尊严·自我的认识》，参见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论著专辑》第二辑，人文，台北：慧炬出版社，1986年版，第99页。

[63]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增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577页。

[64]余家菊：《我的学习生活》，参见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论著第六辑》（一），台北：慧炬出版社，2001年版，第58页。

[65]余家菊：《念恽子一君》，参见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教育论文集》（上）扉页，台北：慧炬出版社，1997年版。

[66]余家菊：《大学通解·序》，参见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论著专辑》第二辑，人文，台北：慧炬出版社，1986年版，第682页。

[67]余家菊：《人生对话》，参见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论著专辑》第二辑，人文，台北：慧炬出版社，1986年版，第297—305页。

[68]余英时：《环绕着“李约瑟问题”的反思：陈方正〈继承与叛逆〉序》，参见余英时：《中国文化通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74页。

[69]余家菊：《严肃雍容》，参见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论著第七辑——余家菊先生日记手稿》，台北：慧炬出版社，2008年版，第52页。

[70]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

[71]吴虞：《礼论》，《新青年》第3卷第3号。

[72]吴虞：《吃人与礼教》，《新青年》第6卷第6号。

[73]余家菊：《五十回忆录》，参见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回忆录》，台北：慧炬出版社，1994年版，第93页。

[74]余家菊：《五十回忆录》，参见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回忆录》，台北：慧炬出版社，1994年版，第229页。

[75]余家菊：《五十回忆录》，参见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回忆录》，台北：慧炬出版社，1994年版，第71页。

[76]余家菊：《国庆日之教育》（1923年），参见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教育论文集》（上），台北：慧炬出版社，1997年版，第196页。

[77]余家菊：《学校军事教育问题发端》，《醒狮》第30号，1925年5月2日。

[78]余家菊：《五十回忆录》，参见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回忆录》，台北：慧炬出版社，1994年版，第149页。

[79]余家菊：《荀子教育学说》，参见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论著专辑》第一辑，教育（一），台北：慧炬出版社，1984年版，第477页。

[80]余家菊：《教育与人生》，参见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论著专辑》第一辑，教育（一），台北：慧炬出版社，1984年版，第551页。

[81]余家菊：《四书思想要义》，参见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论著第六辑》（一），台北：慧炬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页。

[82][美]杜维明著，彭国翔编译：《儒家传统与文明对话》，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6页。

[83]余家菊：《五十回忆录》，参见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回忆录》，台北：慧炬出版社，1994年版，第140—141页。

[84]曾琦：《曾慕韩（琦）先生日记选》，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84—85页。

[85]余家菊：《丁丑日记》，参见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论著第七辑——余家菊先生日记手稿》，台北：慧炬出版社，2008年版，第146页。

[86]余家菊：《侨西日记》，参见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论著第七辑——余家菊先生日记手稿》，台北：慧炬出版社，2008年版，第183—184页。

[87]余家菊：《教育与人生》，参见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论著专辑》第一辑，教育（一），台北：慧炬出版社，1984年版，第58页。

[88]梁启超：《孔子》，参见梁启超：《儒家哲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3页。

[89]E.R：《我看中国人》，参见：《时代之波》，1944年版（影印），《民国丛书》第一编44，上海：上海书店，第29—31页。

[90]余家菊：《五十回忆录》，参见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回忆录》，台北：慧炬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165页。

[91]余家菊：《观物斋日记》，参见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论著第七辑——余家菊先生日记手稿》，台北：慧炬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

[92]余家菊：《观物斋日记》，参见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论著第七辑——余家菊先生日记手稿》，台北：慧炬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

[93]余家菊：《观物斋日记》，参见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论著第七辑——余家菊先生日记手稿》，台北：慧炬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94]余家菊：《人生对话》，参见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论著专辑》第二辑，人文，台北：慧炬出版社，1986年版，第324页。

[95]余家菊：《严肃雍容》，参见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论著第七辑——余家菊先生日记手稿》，台北：慧炬出版社，2008年版，第96—97页。

[96]余家菊：《中国的统一因素》，原载《国论》1卷5期，1935年11月20日。参见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回忆录》，台北：慧炬出版社，1994年版，第295页。

[97]贺麟著，宋志明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贺麟新儒学论著辑要》，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8—9页。

[98]佛涅槃时，阿难三问曰：恶性之人，如何处治？佛言以默摈治。其第二问为一切比丘依何为师？佛言依戒为师。余家菊：《默盦日记（二）》，参见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论著第七辑——余家菊先生日记手稿》，台北：慧炬出版社，2008年版，第437页。

[99]余家菊：《西侨日记》，参见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论著第七辑——余家菊先生日记手稿》，台北：慧炬出版社，2008年版，第175页。

[100]梁启超：《先秦儒家政治哲学》，参见梁启超：《儒家哲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3页。

[101]余家菊：《孔子教育学说》，参见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论著专辑》第一辑，教育（一），台北：慧炬出版社，1984年版，第353—360页。

[102]余家菊：《民主政治与生生原理》，原载《民宪》1卷12期，1945年6月10日。参见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回忆录》，台北：慧炬出版社，1994年版，第369—375页。

[103]吕思勉：《中国民族精神发展之我见》，参见吕思勉：《吕思勉论学丛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53页。

[104]余家菊：《严肃雍容》，参见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论著第七辑——余家菊先生日记手稿》，台北：慧炬出版社，2008年版，第80页。

[105]林同济：《力》，参见《文化形态史观·战国策》1940年影印版，《民国丛书》第一编44，上海：上海书店，第56—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