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党的国家主义与国民党的民族主义，英文都是Nationalism。至少从理论上来看，两党的政纲实质上没有多大区别，青年党内不少人就持这种看法。余家菊在北伐前后对国民党的批评主要着眼于其“容共”这点上。国民党于1927年清党之后，余家菊对国民党的态度有所缓和。当时青年党内陈启天等人曾主张解散青年党，大家一起加入国民党，但因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曾琦坚决反对。余家菊的意见介于陈曾两人之间，主张国青两党互不攻击。早在1925年冬，他在上海拜谒北平高师时的老师陈宝泉时，希望陈出面缓和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之间的敌对关系。在他看来，毕竟国民党是中华民国的合法代表，故作为服膺国家主义的他必须要考虑到这层关系。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南京国民政府设置国难会议，余家菊被邀请参会。次年4月初，南京国民政府在洛阳正式召开国难会议，当时汪精卫主持中央政治，汪氏对欲参会的会员熊希龄说：“国民党的政权是由革命得来的，你们要想取得政权去革命好了。”余家菊感于国民政府缺乏诚意，拒绝赴会。随着日本的步步紧逼，国民党在政治上有所松动。1934年秋，国民党政府宣告政治集团只要不搞军事活动，政府当保证其合法存在，于是国青两党之间的关系得以缓和。

1936年年初，蒋介石陆续邀请青年党要员会商国是。2月14日，余家菊应邀赴南京。陈布雷受蒋氏所遣，与余家菊商谈国民党与青年党合并之事，陈氏提出不必有此事实，但无妨加以研究。余家菊则以为国民党是在朝党，而青年党是在野党，如果合并，不是投机便是投降了。

1938年3月，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并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抗战建国纲领》，根据《纲领》规定成立了国民参政会。7月初，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在汉口展开，余家菊作为青年党代表，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会后，曾琦鼓吹组织国防内阁，由各党共同负担责任。余家菊认为，国民党仍旧抱着训政观念，怎肯和各党共同负责，国防内阁不可能实现，不要自找没趣。曾琦不听，后来国民政府拒绝接受。余家菊在英国所受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熏陶使其不可能支持国民党的训政纲领，但国难亟深及其国家主义信仰又使他不能不支持国民党政府。是年夏，青年党与国民党互换书信，国民党正式承认青年党的合法席位。由蒋介石署名的国民党给青年党的复函中提到两党“亲善至极，融为一体”，余家菊认为国民党的企图终究是欲消灭青年党。是年夏末，青年党在汉口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宣称“国家高于一切的信仰，今后再没有一个中国国民肯忍心昧理出去反对”，青年党“愿意放弃一切关于枝节问题的意见，诚心诚意拥护政府抗战，以争取最后的胜利”。

对于中共，抗战期间余家菊的态度有所缓和，然一直存有疑虑。自1935年年底中共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后，青年党对中共停止了猛烈攻击的态度。1937年4月21日，他在当天日记中指出，近来反政府论调甚为繁多，虽国难当前，有目共睹，谅不至遽生他变，究为国家之殷忧。几天之后，当阅读到毛泽东与史沫特莱的谈话，得知中共政策转变，却又担心“其将来是否确守诺言”，又说“惟在西安事变中，似尚能持大体者”。他赞同国共合作抗日，但终究对中共不信任。(www.daowen.com)

1938年9月15日，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中共代表王明因青年党左舜生谈及对日本的和平谈判时质问青年党的态度，余家菊起身应对：“青年党的抗日是无目的的、无企图的、无条件的，蒋委员长说战，我们便战；蒋委员长说和，我们便和。”^[99]这是基于其固有的国家主义立场。

对于国共之外的民主政团，余家菊则经历了一个由合到离的过程。1939年11月23日，由主张抗日的党派领导和部分社会贤达发起组织的“统一建国同志会”在重庆召开成立大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章伯钧等，国家社会党的罗隆基、罗文干等，救国会的沈钧儒、张申府等，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乡村建设协会的梁漱溟，社会贤达张澜等，青年党的曾琦、左舜生等。会议推举黄炎培为主席，该会“以巩固统一，积极建国为职志”。

1941年3月，梁漱溟从延安归来，拟在国共之间建立第三种政团，作为国共两党的缓冲。之后，该政团定名为“民主政团同盟”，并于是年秋在重庆特园召开成立大会，主持人张澜为壮大势力提出凡愿意参加的都可以进来，余家菊认为如人品太杂，恐难收步骤齐一的效果，他预料到民盟前途难测。后来由于民盟与政府矛盾激化，渐而左转。1945年秋，民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在余家菊看来，民盟的一切理论和做法都共产化了。当时，罗隆基本着其自由主义政治理念在会上提出国家工具说，矛头直接指向国民党政府，认为国家只是人类创设的一个工具。余家菊当场反驳：“如果国家是工具，那就等于乌龟的背壳对于乌龟的生命相同，背壳是乌龟的工具也是乌龟的生命。”由于志不同道不合，青年党人随后退出了民盟。

余家菊等青年党人与民盟之合在于两点：一个是抗战这一大目标；二是双方对民主政治的看法基本相似。双方最后分道扬镳主要基于对国共两党的态度歧异。在青年党看来，抗战的现实需要和其国家主义的根本主张使他们不得不支持代表国家象征的国民党政权；加之，蒋介石对青年党几位领导人的接见多少获得了他们对蒋本人的好感。此外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蒋氏与青年党有共通之处，从而使青年党对国民党政府抱有一定的希望，期望在国民党政府的主导下按照孙中山规定的从训政到宪政的步骤实现他们心目中的民主政治。1945年冬，国民党与青年党举行合作谈判，双方签署两党合作协定，确立以建立自由民主统一的中国为目标，青年党对于国民党得做善意的批评，可派员参加国民党各级政府，并在财政上接受政府的支持。这实际上等于国民政府采取收编的办法，将青年党笼络在体制之内，而丝毫没有改变国民党政权的性质。中共与民盟则坚持在各党与国民党平等的基础上，以组建民主联合政府为目的，要求改变国民党政权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