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等新文化人士认为救国必须要西化，西化的前提是必先清除中国传统文化。余家菊的思路恰好相反。起初，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在一段时间内批判中国传统的负面影响，但在英国留学期间，英国那种保守主义文化传统极大地增强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由此他得到一个终生未变的结论：爱国必须要爱护本国的传统文化。但中国的传统文化究竟还有可爱之处吗？这是近代以来所有中国读书人所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余家菊自童蒙时起就一直浸润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之中，即便在英国留学期间，仍随身携带孔、孟、陆等儒家经典，以备随时浏览。留学期间，他如饥似渴地学习西学，而正是西学使他对中西文化有了切身的比较和感受，尤其是给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带来一个新的参照系，这反而加深了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价值的信念。

1923年3月30日，在英国的余家菊给李璜的一封信中说：“关于中国固有的维系人心的东西，抽象一点，还有很多可以适用的。孔子的忠恕，孟子的集义，两方结合起来，我看就很够用。忠在英文为Loyalty，人对于朋友，对于职业，对于社会，无一不应忠心。今日之狡诈，弄手段，敷衍，何以不是忠的反面。这也怪得孔子不成？恕在西方绝对没有。……忠恕二字，还有一种妙处，用抽象的名词形容，我要说他是心理主义而非论理主义，形式主义而非实质主义。惟其是心理主义，所以妇孺通晓，人家说中国人有百分之九十九不识字，我们无话讲；倘若说有百分之九十九没有受过教育，则是不真知中国社会真相的话。中国社会之所最厌弃的为假仁假义，最流行的为将心比心，这就是忠恕二字的注脚。”^[1]与新文化运动期间非国粹主义者的认识不同，余家菊是从原则和抽象意义上来认识中国传统的价值，这与30多年后冯友兰提倡的对中国哲学遗产应取“抽象继承法”不无相似之处。

1924年1月28日晚，余家菊在巴黎曾与曾琦讨论中国教育方针，曾琦认为中国正处于非常时代，应造就应变人才，不可用儒家的中庸之德教人，从而使学子流于乡愿。余家菊则认为中庸为中国最高伦理，不可丧失。曾氏显然是从救世的效用角度否定中庸，而余家菊则是从个人的修养方面肯定中庸。(www.daowen.com)

归国之后，余家菊为中国拟定了自己理想的教育宗旨：①精忠报国；②慈祥恺悌；③独立进取。^[2]这完全是地道的儒家传统。不久，基于在留学期间对英法两国社会的观察，他指出，西方文明是一种征服性或侵略性文明，而中国文明是一种相爱性的文明。他对中西文化的价值判断非常鲜明。当时，醒狮派同仁张介石继承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之余绪，从组织力、责任心、自尊心、反抗力、秩序性等十多个方面对比了中德两个国家的民族性，认为德人性格十五点中，优点居其十一，劣点居其四；中国人性格十二点，优点仅一，其余则均为缺点。余家菊与此相反，他认为，中西民族性的区别在四个方面：①重让与重争；②重自反与重责人；③重理与重力；④重义务与重权利。^[3]他一边倒地站在中国文化这边，并高调宣称中国文化对于世界当有所贡献。他说：“我们中国对于世界应当贡献点什么呢？我们应当发扬我们的国光，把我们的精神——我们中国固有的文化发扬出去，发扬到全世界，使全世界都知道我们国民固有的精神，使全世界都重视我们的文化，拿这种文化来补充一切残缺不完的文化。”^[4]不过，20世纪20年代，余家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只是一些零散观点，尚未形成系统性看法。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侵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对于一个一直对传统文化十分钟爱的读书人来说，似乎以彰扬中国传统来恢复民族自信之外别无救国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