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家菊与国家主义派同志之间在思想上也不尽相同。在国家主义这一基本信仰上他与曾琦、李璜等人是一致的，但在全民革命、政党政治以及具体的个人政治道德上他与曾琦等人颇有区别。

余家菊自认对于政治活动没有多大的兴趣，只因从幼年以来习闻爱国救国之说，加之近代以来民族危机日趋深重，以及儒家不仕无义的传统，终使他不得不涉足现实政治，卷进近代中国的政治漩涡中。

1923年春，当曾琦在巴黎郊外给余家菊、李璜畅谈其创党抱负时，余家菊以不愿卷入党争的漩涡婉拒。两年之后，在武昌高师任教时因校长石瑛取消教育哲学系一事愤然离鄂，赴上海应中华书局聘任编辑。某日，与曾琦、左舜生、陈启天等人在哈同路厚南里寓所会谈，曾琦认为余家菊之所以失败于武昌盖因无组织支持，意在拉他入党，他以平生单枪匹马决不结党自卫以回复。之后，又应南京东南大学聘，其中就有借以躲避曾琦的入党邀劝的动机。7月20日左右，少中学会在东南大学梅庵散会后，曾琦拿出入党志愿书要他填写，余家菊认为党内人士功利思想发达，作风不严谨，予以拒绝^[45]。是年秋，陈启天持青年党证坚持邀请他入党，李璜亦从北京致函相劝，谓：“子不入党，吾何以堪。吾已向中青同志公布子为老同志矣。”^[46]面对此种情形，余家菊顾念国家主义之宣扬有赖于群策群力，而老友素相依恃者亦不可相负，于是在党证上附注两个声明从而入党，声明曰：一、我的思想和言论，除有关政治者外，不受党的支配；二、党若对我单独有所命令，必须事先取得我的同意。晚年，他回忆说：“我支持青年党三四十年只基于义务的感情而不是基于自发的兴趣，当时我打定主意，第一绝不亲近党权，因为权力之所在亦即争夺目标之所在，我不愿与人有所争。第二不组织派系，因为有所利用于别人终必为别人所劫持。第三不依党为生，因为如果依靠党谋生，终必不能保持正气。”^[47]他因不愿与人争故不想卷入权力世界，但近代中国的国难，使他又不能不介于政治，国家主义的共信与朋友之间的交情使他最终还是勉强加入了青年党。不过，他与青年党党内其他领导人自始就　格不入。

首先，曾琦、李璜等人主张全民革命，余家菊则一贯反对革命。如前所述，曾琦与李璜最初主张思想革命或社会活动，反对少中表明主义及会员参与政治，但时局的发展使他们意识到任何人都无法置身于政治之外，在确定了国家主义信仰之后，全民革命就成为实现国家主义的途径。李璜于1921年10月底就指出：“不错，旧社会不能让他长久那样的腐败，破巢之下，将无完卵，我们该当站出来。但是既以中国社会全体幸福为目的，就不是苟且可以做得到的。我们万不可以存一点偷安的想法：本事实合理论，我们都万不能赞成那种将就的改造办法。我们要打破旧社会，然后另建新社会。明白些说，就是：我们要先革命然后建设。”^[48]1923年余家菊在巴黎度假时，曾琦曾赋诗一首就教于他：“国富兵强本易兼，但求棉铁与飞潜。空谈久厌王夷甫，经世还思范仲淹。咸同定乱有湘军，起自民间报国恩。时代不同思想异，精神要足拯元元。”^[49]“棉铁”指清末立宪派张謇提出的实业救国，“飞潜”是曾氏自己提出的革命救国，余家菊对此不以为然。他相信进化，觉得革命只是损伤元气，对于问题的解决丝毫没有益处。他反对革命的态度是一贯的。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青年党内部群情激愤，李璜提出，英人以机关枪打来，我也当以机关枪打去。一位署名“介石”的青年党人也指出：对付阴毒险狠的英国人，绝非女性的抵抗（指印度的不合作主义）所能济事，当用男性的抵抗（指爱尔兰对英的炸弹主义）。^[50]余家菊则认为，“英国为一商业民族，其性格为商人的性格，商人之目的无他，惟自利而已。故英人者，一自利之民族也。自利者不必凌人，惟于有利自身时，方侵凌之。自利者亦不必不利他，亦惟于有利于自身时方利便之。”^[51]余家菊主张通过抵制英货等温和手段来解决。

曾琦因主张革命，而革命必须建党，革命党一般强调组织严密，党员个人必须服从组织，但余家菊秉持的自由主义政治理念使其很难接受个人被党控制。他认为个人是进步的源泉，个人无自由，进步无从发生。关于妇女问题，曾氏认为妇女应该担负国家社会的责任，余家菊认为家庭也是国家社会的一个机构，家庭工作的价值并不少于社会中的。曾氏赞成王安石变法，因而赞成其为人，余家菊则认同司马光，认为王安石性执拗、不晓事。曾氏认可为革命大义可不择手段，余家菊力主手段必须纯正，不要目的未曾达，手段先已坏了全局。曾氏善于用功名事业来煽动青年，他则主张只管工作不问报酬。他们的见解每每不相同。从稍后几年余家菊写的《领袖学》一书，可以看到他理想中的政治家。他把古今中外的领袖分为四种：圣贤型、英雄型、枭雄型、盗雄型，他最欣赏的是圣贤型领袖，因其心中只有义理，一心为正义公理而奋斗，只有救世之意，绝无夸己之情，富有创造欲而无占有欲，而英雄式的领袖是以成就自己的功名为最大的企图，其他两种更不足论。从其对领袖的分类看，他认可的是圣贤型的政治家，而曾琦欣赏的是英雄型政治家。用现代西方政治学家对政治家的分类看，余家菊属于道德型政治家，曾琦则属于革命型兼交易型政治家^[52]。

他与李璜在思想上也有不同。李璜在其1932年出版的《国家主义浅说》中，反对个人主义、家族主义以及部落主义，余家菊则认为爱国必须先能爱家人、爱乡土，尊重个性才能真正地爱自由，这显然是英美现代自由主义影响的结果。总体上看，余家菊以国家主义、自由主义与儒家三位一体的身份来反对中共，以自由主义为旗帜反对国民党，以儒者风范又不满于青年党党友。然而美妙的理想终敌不过现实政治的撕裂，他理想中的政治主体均像他在《领袖学》中的圣贤一样，会按照道德、理性原则进行政治实践，他忽略了现实利益、权力等各种资源对人性的制约，尤其是资本主义权力体系疯狂扩张的20世纪和近代中国各种资源极其匮乏的现实社会。政治本来就是人们围绕公共权力而展开的活动以及政治主体运用公共权力而进行的资源的权威性分配过程，而在权力与资源有限的近代中国，只有通过角逐才能最终掌握权力从而进行资源分配。这是余家菊政治理想落空的根本所在。

他的国家主义观从价值层面看，固然美妙，然而国家主义观中最关键的因素“国家”完全是一个抽象、空洞的道德标签，似乎国家没有任何阶级与利益色彩，俨然是站在全民立场上的一个权力机构，这样的国家显然像西方的上帝一样，根本上不可捉摸与把握。他反对中共的阶级斗争学说，主张阶级之间的合作与亲爱，固然出于自己的儒家修养，但这与他个人良好的家庭条件和较为顺利的事业与生活经历有很大的关系，这使他忽略和低估了下层人民因生活艰难而对统治者的愤恨心态，他的心理学专业背景更多是停留在学理层面，他并未能够对下层阶级的心理有实在的把握，或者说他的教育家的自我认同妨碍了他对劳苦大众的心理学了解，他与中共对下层民众心态的掌握不能相较。他反对中共利用外力解决内部政争，然在内政与外交打成一片的近代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党派或政治势力能够无视外力的存在，任何党派只能在要么反对外力、要么有限地利用外力之间进行选择。余家菊和其国家主义派同仁最初站在反对任何外力的立场上，然而时势比人强，青年党最终还是站在国民党一边，没有财力与武力支撑的青年党注定在近代中国政坛只能沦为政治花瓶。而在青年党稍前成立的中共，渐渐壮大，终于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依今日的后见之明看，中共对近代中国政治实情的认知远较青年党成熟与实际。^[53]

他对民主政治的信念，使他反对任何组织对个人的控制，但处在民族危机与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的近代中国，集体价值必然重于个体价值，个人必须服从集体与组织，革命与个人自由、个性势必冲突，余家菊认为各个层次的政治主体会理性地处理好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会合理地分流而下。1925年8月28日，余家菊在北京高校演讲时说：“国家主义是要个人为国家服务，个人主义是求个人的伸张；国家主义重视国民性的共同发展，个人主义则重视个性的发展，这么说起来，国家主义是与个人主义，似乎是决不能相容，似乎是有绝大的区别。其实国家主义不但与个人的伸张以及个性的发展没有丝毫的冲突，而且个人主义实在是包含在国家主义之中。国家主义虽然主张一国须有共同的文化，但决不束缚个人的自由，国家主义者并不要四万万人无论什么事，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要一致，不过只要在某一种情形之下，某一种范围以内，或者对于某一种事必须完全相同，除此以外，个人有个人的自由，个人爱怎么伸张便怎么伸张，个人能怎么发展便怎么发展，国家主义何尝忽略个人呢？国家主义何尝不是注重个人呢！”他认为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不会丝毫冲突，但这只是他一厢情愿而已，他可能以他个人在思想和行为上的一致性来想象两个命题的一致，但当无数性格、思想、意志等不同的个体聚在一个集体中，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奋斗时，这个集体会是完全和谐的统一体吗？两者一致逻辑是什么呢？在他那里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的统一关系完全是不证自明的，他实际上是以想象代替现实。

他反对以革命手段来救国，确信救国的根本还在教育，并在于国家主义教育。有论者以为，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时人关于政治改革的道路的选择不再被定义为“革命”与“改良”，或激进与温和之别，而是被建构为“革命”与“反革命”两种话语的根本对立。^[54]这在国、共、青三党来说的确如此，但对于相当一部分教育文化界人士来说，可能更多的还是主张较为温和的教育救国或学术救国。北伐战争之后，余家菊已认识到教育救国无望，然其内心深处其实一直未曾放弃。在其思想深处，他认为教育救国是代价最小、最合理的救国道路。一旦情况允许，这一夙愿就不经意地显露出来。抗战期间，余家菊在重庆中华大学给学生讲授教育哲学，他认为为政之乐不如教育，因政治的特质为强力，其方法为支配；教育之特质为爱护，其方法为感化，一为爱人之事，一为强人之事，“强人者束之以力，爱人者喻之以理。慑于力者，貌从而心或违拒；喻于理者，心悦而诚服”^[55]。正如孟子所云：“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他反对权力，更反对暴力。当曾琦一再宣称乱世当用重典时，余家菊明确反对。他认为，乱世之民，本难得多少教育，社会又失去行为的矩范，政府倘以强力镇压百姓，人民只能揭竿而起，最终会使社会陷入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余家菊之反对革命，实出于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其思想依据显然是儒家的仁政民本学说。像余家菊、胡适这些生活在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的读书人，衷心希望以书生特有的方式，通过教育而非革命为中国再造文明，这在不少致力于革命救国的人看来不免迂阔不切实用，然教育救国自有其价值所在，二者实并行而不悖。正是由于坚信教育的价值，故抗战时期，当陈启天等青年党同仁鼓吹“新法家”思想时，余家菊则举起儒学旗帜予以拒斥。

总而言之，北伐前后余家菊所持儒家不轻言革命和国家主义政治理想带有强烈的理想色彩，在现实政治中处处碰壁。当南方的国民革命军逼近武昌，他在心灰意冷滞留南京之际，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邀其与事，他随之进入金陵军官学校任总教授，为救国培养有文人修养的武人，陈启天等青年党人也进校任教。在政治现实面前，余家菊这些国家主义派成员放弃了以前一直标榜的“不依赖既成势力”的原则，开始借他人的力量来发展自己。

孙传芳除笼络余家菊、陈启天等国家主义派成员外，还聘请江浙地区的名人如张謇、章炳麟、蒋方震、丁文江等人为顾问，又请日人冈村宁次为军事顾问。余家菊对孙传芳的评价是：“聪慧而不沈重，优点在好名，弱点亦在好名，待予颇优礼，但未足以云知予也。”^[56]在金陵军校期间，余家菊一方面宣传国家主义，一方面近法曾（国藩）胡（林翼），远习孔孟，用国家主义与儒家经世思想教导学生。由于孙军节节败退，军校亦随之北退。1928年，军校退至沈阳，当时学生发展到2000余人，不久，合并到东北讲武堂。后经沈阳兵工厂督办杨宇霆推荐，余家菊在沈阳兵工厂任技师，管理工人教育事宜。是年冬，他受冯庸之托，为冯庸大学草拟教育方针，后命名为《冯庸教育主义》，该书主要阐明仁义忠孝诸义理。后吴佩孚读后，特约余家菊长谈。1930年1月1日，余家菊在北平被捕。不久，在段祺瑞等人的相救下被释，随后应段氏之请，赴天津在段府做客。

余家菊与北洋派的短暂交往，一是双方当时在反共方面立场一致，但北洋派的反共实际上只是政治斗争的策略，当时南方国民革命军直接将北洋军阀作为国民革命的目标，故不能不以反共旗号对之。而青年党则是基于主义上的反共。二是北洋派与青年党在对传统文化上的态度都偏于保守，像孙传芳、吴佩孚、段祺瑞这些北洋人物根子上是军人，但至少他们表面上经常标榜其对传统儒家的认同，如吴佩孚还是秀才出身。余家菊与北洋人物的来往实际上标志着国家主义派一直坚信的教育救国道路的破产。北伐期间的颠沛流离告诉余家菊，没有实力基础的政党欲在中国实际政治中很难有所作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青年党后来由革命政党转变为体制内的民主参政党。

【注释】

[1]余家菊：《六三回忆录》，参见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回忆录》，台北：慧炬出版社，1994年版，第17页。

[2]梁启超：《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庸言》第1卷第18号，1913年8月16日。

[3]梁启超：《孙文之价值》，原载《晨报》（1925年3月13日），参见梁启超著，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57页。

[4]《少年中国》第3卷第2期。

[5]余家菊：《什么是革命的最好方法》，参见《少年中国》第2卷第1期。

[6]余家菊：《国家主义概论》，北京：新国家杂志社，1927年版，第2—4页。

[7]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0页。

[9]余家菊：《国家的职务》，《醒狮》第79号，1926年4月17日。

[10]《通信（曾琦致郑伯奇）》，《醒狮》第7号，1924年11月22日。

[11]余家菊：《国家主义概论》，北京：新国家杂志社，1927年版，第29页。

[12]余家菊：《国家主义释疑》，《醒狮》第51期，1925年9月26日。

[13]《少年中国》第2卷第3期“会员通讯”，1920年9月15日。

[14]《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一期“会务纪闻”，1919年3月1日。

[15]《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一期，1919年3月1日。

[16]《少年中国》第2卷第3期“少年中国学会消息”，1920年9月15日。

[17]《少年中国》第2卷第9期“少年中国学会消息”，1921年3月15日。

[18]李璜：《破坏与建设及其预备工夫》，《少年中国》第3卷第8期，1921年10月30日。

[19]《少年中国》第3卷第11期，1922年6月1日。

[20]《少年中国》第4卷第10期，1924年2月。

[21]曾琦：《悼陈愚生君并勖少年中国学会同志》，《少年中国》第4卷第10期。

[22]张闻天：《从梅雨时期到暴风雨时期》，《少年中国》第4卷第12期。(www.daowen.com)

[23]萧楚女：《讨论国家主义的教育的一封信》，《少年中国》第4卷第12期，1924年5月。

[24]曾琦著，沈云龙辑：《曾慕韩（琦）先生遗著》，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第51页。

[25]曾琦：《曾慕韩（琦）先生日记选》，台北：文海出版社，1996年版，第95—99页。

[26]曾琦：《曾慕韩（琦）先生日记选》，台北：文海出版社，1996年版，第94—102页。

[27]中国青年党于1923年12月2日在巴黎郊外玫瑰城共和街正式成立，创始人为曾琦、李璜、李不韪、张子柱、何鲁之等，初为一留学生组织，该组织在发展初期，以“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名义活动。次年3月，中青党在巴黎召开第一届代表大会，推选曾琦为委员长。1929年8月20日，“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在沈阳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正式定名为“中国青年党”。

[28]梁启超：《欧游心影录》，参见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6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493页。

[29]余家菊：《国家主义概论》，北京：新国家杂志社，1927年版，第16—17页。

[30]恽代英：《读国家主义的教育》，《少年中国》第4卷第12期，1924年1月。

[31]陈启天：《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分歧点》，《醒狮》第44号，1925年8月8日。

[32]佚名：《唯物史观与国民革命》，《中国青年》第95期。

[33]弼时：《马克思主义概略》，《中国青年》第77、78期。

[34]余家菊：《国家主义概论》，北京：新国家杂志社，1927年版，第18页。

[35]余家菊：《国家主义概论》，北京：新国家杂志社，1927年版，第15—19页。

[36]章太炎反对苏俄更多是受中国夷夏之防传统观念的影响，国家主义派更多是从国家主义学理反对苏俄。

[37]余家菊：《国耻与教育》，《醒狮》第31号，1925年5月9日。

[38]少还：《预备与反动势力奋斗》，《中国青年》第102期。

[39]美国汉学者周策纵在其《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中已经指出李大钊对马克思学说的态度是同情中有批判。

[40]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参见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著：《李大钊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35页。

[41]李泽厚：《试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参见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下），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972页。

[42]恽代英：《评醒狮派》，《中国青年》第4辑，第76期。

[43]恽代英：《秀才造反论》，《中国青年》第109期，1926年1月9日。

[44]砍石：《所谓“国家主义的教育”》，《中国青年》第141期。

[45]当时陈启天、左舜生填写入党申请书以后，连说好玩好玩，余家菊因此得出如是结论。

[46]余家菊：《疑是录》，参见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回忆录》，台北：慧炬出版社，1994年版，第233页。

[47]余家菊：《五十回忆录》，参见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回忆录》，台北：慧炬出版社，1994年版，第145页。

[48]李璜：《破坏与建设及其预备工夫》，《少年中国》第3卷第8期。

[49]曾琦：《感事书怀偶成数绝》，《醒狮》第42号，1925年7月25日。

[50]介石：《男性的抵抗与女性的抵抗》，《醒狮》第38号，1925年6月27日。

[51]余家菊：《论英人之性格及抵抗英人之方法》，《醒狮》第35号，1925年6月6日。

[52]杨光斌主编：《政治学导论》（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8—210页。

[53]余家菊：《国家主义释疑》，《醒狮》第51期，1925年9月26日。

[54]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一九二〇年代中国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

[55]余家菊：《教育哲学》，参见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论著第七辑——余家菊先生日记手稿》，台北：慧炬出版社，2008年版，第478页。

[56]余家菊：《疑是录》，参见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回忆录》，台北：慧炬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