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中学会成立时是一个新兴的学术团体，并以社会运动为目的，原则上反对会员从事实际政治，这从最初酝酿成立时的宗旨——“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可以看出。在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时宗旨又改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宗旨中的“社会事业”或“社会活动”最初主要是指教育或实业，不包括政治活动，其原因是发起人有感于“国中一切党系皆不足有为，过去人物又使人绝望”，加之现实政治的龌龊与肮脏，故希望会员在学术上、事业上用功。当时不少人出于对现实政治的厌恶存在一种去政治化的思想倾向。

自晚清到新文化运动，中国人在探索救国道路历程中大致经历了梁启超所说的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学术三个阶段。辛亥革命失败之后，一部分读书人逐渐觉悟到，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学术落后，他们进而希望通过思想、学术、文化上的努力为中国富强奠定一个非政治的基础。少中学会内部相当一部分会员就持这种看法。如曾琦就指出：“本会为纯粹的学术团体，只许个人本其所学专长，为社会的活动，不许个人为政治活动。若怀抱政治野心者，应请其尊重团体宗旨和他人人格，早自出会。”^[13]不过，去政治化倾向只是学会中少数人的一种愿望而已，既然社会改造是大家的最终目的，对于受过传统儒家教育的那一代读书人来说，参与实际政治显然是改造社会最直接最有力的途径。少中学会中大部分会员自始即对主义抱有浓厚的兴趣，像王光祈、李璜尽管一再声称“所谓某某主义者，不过达吾人共同目的之一手段而已”，但他们均承认主义有决定之必要，只是今日尚非其时，待认真研究之后再做决定。实际上，在五四运动之前，少中内部除过像李大钊等少数人开始信奉马克思主义之外，大部分会员并未确定具体的主义。不过，五四之后，随着少中一部分会员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会内的主义之争逐渐明朗化。少中学会的主义之争大体上表现为两个阶段，起初是关于社会活动与政治活动之争，最后则逐渐发展为共产主义与国家主义之争。

少年中国学会成立时既名为学会，自然重一“学”字。从其成立时公布的宗旨、规约以及征收会员的标准来看，学会一方面要研究学术，一方面致力于发展社会事业，其所提出的社会事业主要偏重于教育和事业两个方面，对于实际政治采取鄙视态度。1919年1月23日，王光祈在上海吴淞召开的一次少中会员会议上指出，中国社会的腐败需要进行改革，之所以对社会改革特别重视，关键在于社会不良，因社会不良故要从社会方面进行改革，社会改革主要是教育与实业两个方面“教育者所以革新一般思想，灌输各种智识；实业者所以改良吾人生活，增进物质上的幸福”。李璜对王光祈的提议予以支持，也说：“从前的改革家皆从高上做起，吾辈今日则从底下做起。换言之，从前所谓改革家无非轰轰烈烈做几桩事情，而所谓大多数人之幸福，则在所不问。吾辈今日则从底下做起，以求大多数人之幸福。”李璜所谓的“从底下做起”其实就是王光祈所说的社会活动。实际上他们两位都知道，少中学会内部主义分歧，为团结起见，只有暂时淡化主义，突出社会活动。他们认为，主义不过是“达吾人共同目的之一种手段而已”^[14]，将来采取何种手段应加实研究，对于主义有决定的必要，但当前还不到时候。王光祈承认当下国人的思想行为，无论在什么主义之下都很难成功，因中国人目前缺乏应用主义的能力，但他又承认中国人将来必有应用各种主义的能力，而要具备这种能力，现在必先使中国人的思想习惯“非彻底的改革一番不可”“非经过一番预备工夫不可”，而少年中国学会的目的就是努力从事这种预备工夫。所谓预备工夫是指实现各种主义必要的训练，如团体生活、劳动习惯等。现在专提倡一种主义而不先行设法训练，使一般人养成习惯，自己感觉生活上有要求某种主义的必要，然后自动的起来要求，则主义是不能实现的。李璜与王光祈的见解相同，“因为平民的智识未足，一旦骤然给他许多主义，他不能充分了解，反转闹出岔子来了”^[15]。因此，要从根本上着手，非增进平民的智识不可。

上海会员的看法与王光祈、李璜相似，他们认为学会对于政治及社会问题，纯取学术研究，尚未有主张，他们担心因主张主义而遭政府摧残势必危及学会存亡，不如暂时忍耐，“专从事于科学、哲学、人生观、群学等以发阐之，则政治社会诸问题不解自解，且较有根据矣”。上海会员的意思是主义以学术为根据，有正确之学术才会有正确之主义，当下应专从事于健全无妄之学术，求得真理，将来确定一种健全无妄之主义，发扬蹈厉，死以继之。故学会应多研究学理，少谈论主义。

但远在海外的巴黎会员看法则不同，他们在会员通讯中指出，学理与主义并非截然两事，所谓主义实即学理之结论，学理即主义之原则，若主义而无学理的根据，不但宜少说，并宜摈除，若主义根据学理，则决不可因恐人误会及社会黑暗遂隐忍不言，且据理最精、造福最大之主义，每每因一般人之难于了解，不遑深求，反多惊世骇俗或且蒙暴戾之反响，若因恐惊世骇俗或蒙反响之故，遂将主义不谈，则绝非研究学理之初意，亦非自觉觉人之本心，故主义但当问其是不是，不当限制其多少。对于上海会员提出的“专从事于健全无妄之学术”，巴黎会员认为，所谓健全无妄之学术，在求得真理之前，本自难言，只有以是否有利于人生实际有关为断；至于健全无妄与否，标准难定，将来究在何时，时间又难知，终将徘徊于不能定一主义之中，而无一定目标方向。巴黎会员的结论是，学术只有在主义的指导下方才能切实的研究，方有主义正确明白一日，然后人生方有光明之进步，中国此时处处皆是问题，方方面面皆宜着手，若从事于其间者，无一定之宗旨，自难收联贯主从之功，而有东扶西倒之病，故严格论之，即无主义不能做事。不过，巴黎会员所谓的主义主要偏重社会活动。

随着国内一部分知识青年逐渐信仰共产主义思想，北京一部分会员开始提出标明主义的必要。1920年8月19日，在北京今雨轩召开的少中北京分会的茶话会上，李大钊提出，本会创立时，虽系研究学问的团体，会员思想自由，然主义并不一致，只是两年以来，世界思潮有力冲击，国内应时产生的无数小团体，莫不具有鲜明之旗帜，本会同人已经两载之切实研究，对内对外似应有标明本会主义之必要，因“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尤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也”^[16]。次年2月，北京会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室开会，一部分会员再次提出有讨论学会主义的必要，理由是少中学会的宗旨太空泛，应“拟选择一种主义以充实，庶乃精神贯注，成效可期”^[17]。大致到1921年7月南京会议前夕，少中学会内部的主义问题开始成为焦点问题。

1921年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召开大会。此时，中共即将成立，学会内部共产主义者的立场已明，思想分化日趋明显。南京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主义和政治活动。以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为代表的北京会员认为学会有规定主义的必要，会员应参加政治活动。邓中夏指出，学会一直对社会未产生实际影响，盖因无共同主义之故，因此，必须规定主义，大家求学、做事才不误入歧途，才便于分工互助，向外活动才能旗帜鲜明，便于团结同志团体，所谓失节堕落，也才有个标准，于人格的保险也能真有效力。他还进一步申论，只有决定一种主义，那便系为第三阶级或第四阶级主张私产或共产，态度具体明了，然后多方面的活动，可以趋向一致，教育不致为预备非人的场所，文字不致徒供富贵人的玩赏，实业不致徒养成一般后起的资本家。黄日葵也指出，主义是时代的产物，今日要改革，必须有一种主义。高君宇说，人不可无一种主义，主义不是宗教而是一种方法，是用它向各方面改造的方法，不限于政治经济方面。他强调他反对先做各种事业，然后产生共同主义，因无共同主义，在先所做的事，尽有背道而驰的，无可以产生共同主义之理。学会之所以发生规定一种主义的问题，一是由于受时代潮流的影响，会员发生各种行为，以不明学会属何主义，故每向学会以外活动，大家不满意于这种现状；二是因为时局使得会员事实上已无法避免政治活动，不能无一定主义以为活动的标准；三是会员在社会上的各种活动，因所持主义各异，是非善恶各执一说，每每引起外界的误会。共产主义者提出主义问题可以说适应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

但南京会员对北京会员的看法不以为然。邰爽秋指出，学会既以学为名，则与只以“少年中国会”为名的政治团体有别，本无规定一种共同主义的必要，而且一人所信的主义，是否他人或全体所能了解同意？如强定一种共同主义，必致因大家意见不同引起分裂；且一种主义总有缺点，他以为但能采取各主义之长，以定为学会共同事业亦便够了。方东美也说，北京会员多半因受恶刺激太深，为保持人格故，力争要规定共同主义，但规定共同主义，将采用外来一种主义么？将自创一种主义吗？若就各个人的主张以求同舍异，所求的同，又不见系各个人所自认为重要的地方，这样以求共同的主义为不可能。他的意思是只赞成能有一个明确的宗旨便好了。左舜生认为，诠释学会宗旨，最需注意社会活动四字，大家只要努力向社会做各种事业，自然会产生共同主义来。此时的恽代英力求在北京会员和南京会员之间平衡，他认为，不能盼望大家有一致的主义，只可在大家中求个最小限度的一致，以求可能的最多互助；少年中国的创造既是多方面的，本可容大家向多方面活动，既不能望大家在一方面一致，亦无取勉强束缚于一方面。陈启天与恽代英的态度相似，他指出，要先解释学会的性质，然后能求最小限度的一致，他以为学会性质，包括学术、事业、修养三者，能贯彻三者以求最低的一致，即是所谓主义。这次会议关于主义问题表决时，主张要主义占大多数。

关于会员是否可以从事政治活动的问题非常复杂。邓中夏认为，学员可以在学会干部的指挥下从事政治活动，但对于加入旧政界仍有限制的必要。恽代英指出，政治活动或革命的政治活动都应受容许，不过这种活动不能牵涉学会的整体事业。黄日葵同意加入旧政界，陈启天则坚决反对加入旧政界。最后会议讨论结果为：直接加入现在政界者为狭义的政治活动；不仅加入现政界，凡打破现在政治组织从事革命者为广义的政治活动；大多数人赞成社会活动应包括广义的政治活动。会中辩论异常激烈，有个别人“几至以去就争”。

由于主义问题并未解决，南京会议之后，会员们关于主义和政治活动问题继续讨论。刘衡如发文指出，少年中国学会是学术团体，目的是创造少年中国内的思想，现在还是在研究的时代，而不是以全力实行的时代。切实的办法是在学术研究上尽力，虽不能见一个少年中国完全实现，却总见了一分。邰爽秋与刘衡如的意见相通，提出不以主义为结合的要素，而以学为结合的要素，即以学为共同的主义。

郑伯奇认为，要讲主义应从社会主义讲起，但社会主义有安那其派、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各派，因此当下应要研究主义，并以研究所得进行一定的实验。他以为南京会议之争不在主义，而在实现主义的手段。他观察到，少中学会大约有两种趋向：一种是直接从事社会改造事业，想急进或缓进用革命来创造少年中国；一种是用间接手段，想由教育学术方面探索创造少年中国的路径。或可以说，一种人想先造少年中国的组织和国家，一种人想先造少年中国的人民和社会。前者一般赞成进行政治活动或革命活动，后者主张从事教育、学术或其他社会事业。

在德国的王光祈总结了近代以来中国的救国道路。他认为，近代以来中国改革事业之所以成效甚微主要是迷信政治改革，凡相信政治改革者，有两种根本观念：一是要改革社会非取途于政治不可；二是官僚万能。由前者之观念所演出者为政治运动，如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由后者之观念所演出者为贤人政治，如时下的“好人政府”。他对于政治改革持有五大疑问：一是以何方法得此政权？二是用何势力拥护此政权？三是中国的幅员与民俗是否适合政治改革？四是由上而下之改革即政治改革是否适于时代精神？五是列强对中国政治改革的眈眈虎视。故他寄望于社会改革，即以毕生精力投之于社会事业。他与李璜一样，继续新文化运动的思路，强调若思想不革新，物质不发达，社会不改造，平民不觉醒，所有一切其他政治改革皆是幻想。他呼吁大家，与其做教育总长，不如做小学教师；与其做农商总长，不如做种树园丁。对于学会存在的主义问题，他认为，现在世界潮流顷刻万变，而国民根性又素未深究，他不主张轻易决定一种主义，眼下应从事“预备功夫”，所谓“预备功夫”者，对于主义从事深思苦索之研究以及踏实从事为将来一切理想组织的各种社会活动。

在法国的曾琦态度比较复杂，起初他与王光祈一样，主张学会既以社会改造为宗旨，会员当以社会活动为目的，为维持学会的团结不必涉及主义问题，但形势的发展使其意识到主义与政治不可避免，因他本人此时并未有明确的主义，只是对学会内部的社会主义倾向不满。他写信指出，本会不规定“社会主义”，主要原因是社会主义派别甚多，非加精密之研究不能决定应取何种，且主义有无照抄之必要，尚为一大问题；现代政党本为代议政治之产物，今代议政治之在欧美，世人已起怀疑，而有趋向人民直接参政之势；中国现有政党未能尽政党之本分，为朋比为奸之私党。他不主张参与政治活动。曾琦从根本上不反对从政，认为欲入政界，必立事功；欲立事功，必须有社会基础与舆论之后援。若欲突起从政，唯有诉诸革命。凡欲利用旧势力以求有成者，结果终不免为人所利用。故他主张以“社会力”促进政治，所谓社会力者，包括教育实业舆论各方面有形无形之力。

同在法国的李璜则延续了新文化运动初期胡适等人的思路，在给左舜生的信中建议大家应当注意思想革命。他虽承认目前中国的现状除革命之外别无他法，但他坚信社会改造不能躐等，任何外来的主义必须要与中国的时空结合起来。他指出，从空间即中国的社会来看，“一百人中间有几个认得字？一千人中间有几个具有浅近知识？一万人中间有几个知道他们的权利和义务？十万人中间有几个知道今世何世？”在这样的社会里，去实行理想中的主义，要大家了解和信从，“恐怕很是淘气，或者竟至是不可能的事”。他以苏俄为例说：“列宁何尝不是事事替农民着想，为工人设法，哪知多数工人一点也不能忍耐，随时罢工闹乱子，大伤自己的元气，到现在，天天退还产业，共产的数目只剩百分之二又七十五了。共产的事实算是完全没有行到。这并不是马克思的说法没有价值，也不是列宁做得不好。一句话说完就是俄国的程度还不够。”时间方面，国内旧势力的阻挠和外国列强的干涉也是李璜顾忌的一个原因。他主张，“在鼓吹主义实行主义以前，我们应该有许多‘预备的功夫’。我们这一辈人负的预备的责任比鼓吹的责任还更重要”。而所谓“预备的功夫”是指“使中国的多数人民能有适合改革的能力——了解和协作的能力”和“使中国的改革与世界的改革能为一致的进行”。^[18]在给杨效春和左舜生的信中，李璜进一步说，中国要彻底地改革，非从中小学教育下手不可，他以后的选择只有两件事情干：不当中小学教师便去革命，当中小学教师还是为实现真正的、彻底的革命起见。(www.daowen.com)

张梦九认为，国内少数有主义的人，只不过是出于一种好奇心的冲动，并无特别深厚的研究与坚定的信仰，他批评北京会员说，当一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候，一事未做，徒因各唱高调，激为意气之争，以致团体破裂，反对学会规定主义。

主张科学救国的魏时珍则明确反对参与政治，他表示自己拒绝一切政治活动，凡同志有做政治活动者，不唯不原谅，且深恶痛绝。宗白华在致王光祈的信中也表示，自己永远不加入政治活动，也不希望同志们加入，在他看来，社会事业、教育事业上尽多无穷活动之地，何必加入这种轻易丧堕人格的政治活动。

余家菊此时正在开封一师任教，他本着儒家一贯的君子和而不同的原则，认为于学会之外，各以各之所信去组织各的会社，而大行“兼差”主义。于会员之外，各以各之所喜去结合自己心目中的至人，而大行多爱主义。至若吾会呢，只是一个有限公司！

1922年7月，少中学会部分会员在杭州举行大会。此时，中共二大已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一部分未出席大会的北京会员李大钊、邓中夏、黄日葵等人提出了《为革命的德莫克拉西（民主主义）》提案。提案指出，中国内受军阀滋扰，外遭国际帝国主义的胁迫，经济枯竭，社会麻木，这种社会不是以空泛的道德目标和不实用的科学知识所能征服的。除非物质生活的改善，而改良物质生活的唯一方法，只有铲除国内的督军制和国外资本主义这二重障碍，由中国人开发本国的实业。而政治斗争是改造社会、挽救颓风的最好工具。人民为最切近的利益奋斗，在实际斗争中训练团结自己，吸收富于活气的实际知识，养成同仇敌忾的精神，锻炼互助能力，这样有价值的经验的获得，将远胜于读书万卷和教育十年了。思想已转变的恽代英指出，在现在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势力以十倍、百倍、千倍、万倍的加速度破坏人类生活，我们要学托尔斯泰慢腾腾的以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减速度做不干涉政治的“小学教师”式、“园丁”式的社会运动，还侈言创造少年中国，这真是甚于希望以若干人的唾沫便可扑灭燎原之火了。希望以社会运动教育全体人民，待全体人民觉悟后再谋政治运动，推翻恶政府，这永远是一不可能的幻想。^[19]学会中中共党人的这一提案实际上是对少中内部一部分持社会改造当从社会事业入手者的一种批评。会议经过激烈争论，通过了对时局的主张：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内谋军阀势力的推翻。杭州会议的提案及关于对时局的主张与1922年二大中共制定的民主革命纲领基本上一致。王光祈认为政治运动是一种“跳”的运动，这种运动只是把国民引起暴跳一阵，但是一步也未能前进。他提倡“走”的运动，表面上慢，但只要持之以恒，时常都在前进中，终会到达理想之一日。他所谓“走”的运动就是努力促进各种社会事业，使国民精神上、物质上都得到安慰和满足。他特意指出他所主张的社会活动与社会主义者的不同：他们的手段，第一步在引起民众的不安；第二步激起民众的反抗；第三步反抗若能胜利，然后实现他们理想的经济组织。问题是“以中国那种缺乏知识、毫无组织的民众，与强有力者相抗，好像驱逐一班小孩子向河里跑，自然只是一种牺牲”^[20]。正如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以来的一班老辈专在引起民众不安方面做功夫，而不老老实实办几桩有益民众的事业，好像在一群饥火中烧的人们中间，大讲演其饥饿痛苦的论文，同时却不给人一碗干饭，以致强者铤而走险，弱者转乎沟壑。他呼吁现在万不可再蹈覆辙。但共产党人恽代英对此不以为然，他指出，王光祈的所谓社会活动，不过是从事教育与实业而已，但这在外敌入侵和军阀横行的近代中国根本不可能实现，必须先有了好政治，再改变经济制度后才能谈到发展教育与实业。这也预示着少中内部的思想分野越来越明朗化。

1923年10月14日，少中学会在苏州举行大会。这次会议召开的背景是曹锟贿选总统、临城案件、川湘战争以及中共倡导发动的罢工运动惨遭军阀的血腥镇压。学会通过的方针为“求中华民族独立，到青年中间去”。会议制定了纲领九条，肯定了反帝反军阀的必要性，在救国道路上也包容了政治救国和教育救国的多种可能性。如纲领的第三、六、九条：提倡民族性的教育、提倡各种切实有效的社会服务、提倡华侨教育和边疆教育这几条明显是正在形成中的国家主义派的观点。纲领第五条提出的经济压迫为国民道德堕落的主要原因，经济改造为国民道德改造的重要途径基本上反映了中共的观点。可以说，1923年少中学会苏州会议实际上调和了学会内部共产主义者和正在形成中的国家主义派之间的主义分歧。

此时，在英国留学的余家菊已初步接受西方的民族主义学理，在对中国社会改造的问题上与王光祈、李璜的看法在思路上相通，主张从文化教育方面入手，通过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教育来增强培养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其初步看法反映在他与李璜合著的《国家主义的教育》一书中。该书出版以后，立即遭到了中共党人的批判。恽代英指出，余家菊等人所倡导的民族性或国家主义教育缺乏实质、具体的内容，其所称道的儒家一些观念只是少数贤哲的做人准则，与中国人的民族性不一定有关。恽代英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出发，指出民族性实际上是各民族经济状况所反射而形成的，其中生产方法影响最大，所谓中国文化只是几千年来中国小农业、小工业的产物，西方文化是指他们那种机器生产、大量生产下的心理生活，中国今日必须由小生产发展为大生产，由手工生产发展为机器生产，方可免于外国的经济侵略。他以为从民族性或东方文化立说以明国家主义的教育实为不妥。他指出，中国文化与欧美比，不是程度上有高低，是性质上完全不同种类。因为是不同的生产方法所形成的，中国要与欧美争存，不能不采用欧美的生产方法，用社会主义从事生产。教育当造就能肃清内政、力争外交的人才，中国今日的教育，应单纯注意救国的需要，才能举救国的实效。他说：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如何运用国家的政治经济知识，或者是最能鼓舞国民的历史文学教育，我们不可以职业化机械化的教育为满足。中国必须在经济上得着独立，中华民族乃能独立中华民族的精神。他指责余李两位不注意中国人所受的经济压迫，而中国人以后应在经济上求得脱离外人的束缚。他说：“我亦不信人类的行为一切都受经济的支配，但经济问题——生活问题——影响于人的生活与心理，实在是非常重大。中国今日精神的堕落，许多地方都是出于物质的贫乏。不从物质上救济中国，恐怕终如前几年前几十年所空唱的救国自强，结果终只是空唱而已。”他提醒到，“国内基督教的势力，完全建筑在经济上面。不是基督教能使中国人心理上奴服于外人，是外人以经济上的利益诱饵我、以经济上的贫乏压迫我，遂使国人发生托庇于教会的心理。因此，攻击基督教非经济上争得独立不可”^[21]。

张闻天也指出，在中国目前纷乱的状况之下，如何去施行这种广大不可捉摸的国家主义教育？所谓国家的服务究竟是什么？他认为这在政治良好的社会中，余、李的办法可以有相当成效的；但以中国目前的状况，不但余家菊倡导的以发挥固有民族性的教育为国家主义的教育不大对，就是李璜主张的提高国民道德的主张也实在没有实现的可能。他强调，不论主张国家主义也好，主张国家主义的教育也好，如其不以打破现状为前提，这种提倡只是徒然。他主张：须用社会的政治活动，把一般的平民团结起来，推倒现政府，获得政权，然后用开明专制的办法，实行国家社会主义。他认为，在未来，国家主义比现在恐怕还要发达，因为那时天下太平，人民无事，大家所能效力的，就是把本国的文化竭力发扬出来。至于现在，“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更其不用说了，问题是单用‘爱国呀，同胞们！’那种论调是不成功的。因为我们自己吃饱了饭说几句爱国话，当然不成问题，但是要以之去责备没有吃饱饭的人说他们为什么只想吃饭不想爱国那是不可能的”^[22]。

萧楚女的态度更为激进，他指出，在现在的中国以国家主义的教育去做爱国运动只能是无效，因为“你要爱国，须得先有一个被你所爱之国存在；你所爱的国，须是一个你自己的真的国；倘若你误爱了你的仇敌，你便会比你在不爱国时，更受虐待”。在他眼里，中国实质上已亡，现在的民国只是列强雇员们所组织的吃饭机关，如爱之无异于授人一刃。他与张闻天一样，主张先把政权夺过来，然后再主张爱国教育，先把现在并不存在的中国恢复到中国人自己手中，然后再叫中国人去爱它。在今日中国这种环境内，切不可指望教育为一种救国方法，教育至多只可当是一个辅助的手段，其实教育对于救国的最大限度是造出少数改造的首领者、指导者而已！救国的根本途径，还是在社会的（世界的）经济之改造，与其寄望于教育，倒不如从实际的社会服务中去训练更靠得住。他认为，余、李所说的国家主义的教育实是空洞而无边际的话，现在是白刃当前猛虎在后，全民族或全阶级在生活战线生死决战的时候，只有冲锋和战斗，不必讲演那形而上学的伦理。^[23]

这个阶段，少中内部的主义之争主要集中在救国方法的不同选择，主要存在两种救国方法，以巴黎会员为代表主张先从事社会运动，等到民众多数觉醒，然后再策动政治革命，他们认为这种由下而上的革命运动，其收获才是最稳固最坚定的。而北京会员即中共党人的主张是，先从事政治运动，树立一种新的力量，然后再谋社会改造。恽代英、张闻天等中共党人对余家菊、李璜所著《国家主义的教育》一书的批评实际上反映了少中学会内部两种救国方法或路径的差别，但这只是拉开了双方思想论争的序幕。

1923年，时在欧洲的余家菊、李璜、曾琦等人先后服膺了国家主义，国家主义派正式形成，少中学会内部的主义之争因而更为激烈。是年12月2日，中国青年党在巴黎玫瑰村成立。曾琦在《中国青年党建党宣言》中对中共的救国主张不以为然，他说：“又有主张一阶级专政，而忽视其他各界者，殊不知吾人欲行革命，不可不察本国之情势，就国内人口计之，则全国国民，农居八九，商界次之，学界次之，据最近全国职业之调查表，工人仅占全国人口比例百分之四强。以如斯少数之工人，而欲实行专政，征诸事实，殆万不能。况全国农工商学各界，同受军阀之压迫，各有倒悬之痛苦，于此而独倡一阶级专政之说，几何不使他界失望？虽不至迫彼等以附和军阀，亦将使吾人失却最多数之同情，不能行大规模之革命，转令军阀官僚得以延其寿命耳。”^[24]这是中国青年党成立后第一次对中共主张发表正式意见，认为中共的救国主张不合国情，然肯定中共党人为“忧时之士”，其主张亦为“救国之谈”，与官国内的军阀、官僚、政客、奸商、乡愿等终究不同，两党最初在反对西方列强侵略和北京政府的妥协外交方面态度一致，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联合。应该说，最初共青两党基本上算是志同道不合的友党。

1923年5月5日，山东临城劫车案发生，由于被掳外国人较多，此事震惊中外。西方各国舆论大肆渲染，攻击中国为土匪国，华人为劣等民族，列强扬言欲对中国铁路实行共管。旅法华人群情激昂，7月3日，巴黎的中国留学生、华工代表在华侨协社召开各团体代表会议，讨论发起旅法华人反对国际共管铁路全体大会事宜。青年党主要成员曾琦、李璜、余家菊等与中共的周恩来、徐特立等人都曾与会，并发起游行示威，以示抗议。据曾琦日记载，1924年5月19日上午，周恩来拜访曾琦，言梁士诒到法，拟由华工善后委员会及各团体联合会职员开一联席会议，讨论对付方法。6月7日，曾琦等与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习文德等开会商议新党联络办法，并订立规约十条，共以打倒军阀，抵抗列强为宗旨，彼此不得相互攻击。^[25]

但两党的政治分歧一直存在。据曾琦日记载，1924年4月28日，周恩来拜访曾琦，两人同赴张子柱寓所，谈至晚8点半左右。会谈期间，曾琦要求周恩来约束在法国的中共党员所谓的“越轨”行为。5月10日上午，曾琦草拟时评一则，题为《造谣中伤》，起因是“旅法共产党人，与予辩论不胜，常造谣以毁予之名誉也”。又说自己对旅法共产党青年，力持宽大态度，“顾彼党仍煽动工人，日事反对。甚矣”！6月14日上午，曾琦草答任卓宣书，说“此君每喜摭拾予之片言只语，于共产党所办之《赤光》半月刊上，恣其讥评，予不得不加以纠正也”。7月20日，旅法华人38个团体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曾琦任主席，出席会议的共产党人提议先修改章程，要求变更宗旨，改“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二语为“打倒军阀，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曾琦等人主张维持原有宗旨，共产党人不服，遂不欢而散。^[26]不过，两党此时更多是将对方看作志同道不合的友党，两党矛盾加剧是在1924年下半年青年党主要成员回国之后才开始的。1924年10月10日，曾琦在上海创办《醒狮》，作为青年党^[27]的机关报，此后，青年党人以《醒狮》为舆论阵地，发表该党政见和主张，宣传国家主义。

余家菊此时并未加入青年党，但在思想上实已接受了国家主义，与曾琦等青年党人在政治思想层面有了初步的共信。因此，当曾琦邀请其参与《醒狮》的编辑与宣传工作时，他便抱着为宣传国家主义的目的欣然接受，并担任该报《教育特刊》的主编，为国家主义摇旗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