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一般反对用激烈的手段来改变社会现状。革命之事，孔子罕言，但在君失其道，革命又无可非。不过，孔子虽不否认革命，而于革命终觉非最佳手段。后儒言：必上有桀纣之暴，下有汤武之仁，始可言革命。言外之意，盖暴不如桀纣，犹有改善可能，则不必革命；仁不如汤武，则牺牲大而所得小，又不可革命。孟子有“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下》）之说，似乎认可革命的正当性，但其王道、仁政思想使其又特别注重手段的正当性，如他常说，只有“不嗜杀人者能”（《孟子·梁惠王章句上》）一统天下。总的来看，对于持民本说的儒家一般不轻言革命，因暴力革命带来的往往是社会秩序的破坏及对民生的摧残。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康有为、梁启超在欧美游历期间由于对欧美政情民俗有直接的观察和了解，同时出于同革命党论战的需要，开始对革命进行反思，反复宣传革命的危害性。辛亥革命之后，梁启超就指出：“革命只能产出革命，决不能产出改良政治。改良政治自有其途辙，据国家正当之机关，以时消息其权限，使自专者无所得逞。舍此以外，皆断潢绝港，行之未有能至者也。”^[2]孙中山逝世的次日，梁启超对《晨报》记者谈及他对孙中山的看法时说：“我对于孙君（孙中山）所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这句话也许有人觉得迂阔不切事情，但我始终认为政治家道德所必要的，因为不择手段的理论一倡，人人都藉口于‘一切过渡的手段’，结果可以把目的扔向一边，所谓‘本来目的’倒反便成装饰品了。”^[3]梁启超对革命的抵触更多是从人心世风层面来考虑，一旦革命的洪流冲破理性的堤坝，其冲击的不仅是有形的物质世界，无形的精神世界也会受其冲击。余家菊对革命的看法未必直接受梁氏的影响，准确地说两人都受儒家传统的影响。

童蒙时代余家菊的家庭氛围和教育均偏于严谨整齐，他一直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儿童。他对怪力乱神之事从来不大轻闻，像《三国演义》《红楼梦》之类的小说他是在20岁以后才看到。(www.daowen.com)

余家菊加入的少年中国学会主要是一个学术性社团，起初并不要求会员在政治上保持一致。然而随着西方各种思想的传播以及国内政局的变化，一部分会员在政治方面提出确立共同主义的问题。1921年7月1日到4日，少中学会在南京举行年会。在这次会议上，邓中夏、黄日葵、刘仁静等人提出学会应确立一个共同主义，他们显然倾向共产主义。余家菊本着儒家君子和而不同的原则，指出：“吾们即尽可不必以自己之所独信而强变为学会之所共信，吾们亦尽可不必定欲人人于学会主义之外别无活动。吾人尽可各以其所信，再与会内乃至会外之具有同一的信念者结为其他之团体。吾人尽可于学会同人之所共信外，再与别人另造其他之共信。大可不必以为只有吾会是纯洁团体，是必要团体。此种以吾会为唯一砥柱的观念，是我视为第一要改变的。”他以为，对于朋友不能希望太奢，因人之不同，各如其面，知识愈高，个性就愈发达，个性愈发达，则彼此强同的可能性就愈小。在他看来，想把少中八十个会员都变成一个“死党”是“愚妄”。他主张：“于学会内外，各以各之所信去组织各的会社，而大行‘兼差’主义。于会员之外，各以各之所喜去结合自己心目中的至人，而大行‘多爱’主义。至若吾会呢，只是一个有限公司！”^[4]这个时候，他在政治方面基本上是一个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初步的自由主义者。

留学期间，余家菊显然受到英国保守主义政治传统的影响，这更坚定了他对儒家不轻言革命传统的信念，开始对近代以来中国的革命进行反思。他指出：从甲午战争之后到五四时期，中国之所以扰攘多事，追溯根源，是与康梁变法、辛亥之役及五四运动有很大的关系。自康梁变法之后，中国就进入革命时代，他承认革命确有一定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但由于革命党只是破坏的批评，并无建设的方案，致使中国社会陷于混淆漂浮的乱世；加之，革命时代，人类的兽性伸张，社会秩序动摇颠倒，结果不为外力征服，就有强有力者出来恢复秩序，而强有力者亦不能有所建设，故唯一的路径是只有恢复到革命以前的状态。他认为，英国革命之所以较法国革命成功，是成功于用和平的方法，使民众对革命的意义完全了解，因此，革命不是改革的必要方法。他指出，革命中武力的使用，应有一定的限度，超过限度，就会引发战争，而战争不但不能实现革命的目标，而且最易使人野蛮化，最易毁坏人类一切文明。他建议，就人类现有知识之所及，通过人们之间的自由交流、自由评论、自由讨论以制造社会意识是革命的最好方法，而这显然只有通过教育和文化才能实现。^[5]余家菊对近代中国革命的看法显然是服膺了近代以来英国保守主义的政治传统，也与他长期以来的儒家传统教育相一致，确切地说，是英国的保守主义政治传统加强了他对儒家不轻言革命传统的信心，故其在社会发展的路径选择方面，他既反对生物界的突变论，也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依革命求进化”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