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家菊认为，高师改为大学表面上似属进步，实际上于中国教育弊大于利。夺高师的经费办理大学，1912年规定的全国六大学区，其应有之经费，反悉置而不问，大学之设备未敷，而师范之精神反因之丧失。事实上，浙江复归并师范学校于中学，结果年来实验失败，而又有恢复师范独立之议。但破坏之后，建设更难，何况当时教育家持归并之说者很多。

当时主张取消师范或反对师范教育独立的理由大致有八条：①师范学校程度太低，不足以适应高深学问研究的要求。②师范教育独立，经费上不经济。③师范学制抄自日本，不适合中国国情。④现今师资缺乏，应予中学大学以养成师范人才之权责。⑤师范学校目的过于专门，与普通文化知识不能接近。⑥师范毕业生之成绩，与普通学生并无差别，何必多此一机关？⑦独立的高等师范、初级师范，设备必不能完足，如归并之于大学中学，则其设备可期完善。⑧有志上进的青年，多不愿入师范，如改为普通性质，则可收人才于此途。

余家菊认为，上述说法中的第二、三条，显然毫无道理，因为一种制度，只能问其本身价值如何，不能问其来自何国，日本的制度未必全然恶劣，美国的制度亦未必全优。新学制大部分皆依据美国学制，关于师范学制的一部分，难保不受此等影响，而以为美国的师范科大多附属于书院、学院或大学，实际上，美国的独立师范学校或师范大学所在皆是。今单选其所设者而效法之，于其独立者，则置而不问，果何故？至于经费过多，亦不能为充分的理由。此种学校如无存在的必要，则虽毫发之微，亦不应耗，否则，无论费用多少，只需有效果，即不能谓为空耗。

对于第五条理由，他认为，现今的师范教育不仅不专门，实过于普通。他以为，国内一般师范教育的功课，除加入若干心理学、教育学、教授管理法之外，其他方面与中学几乎没有多大差别，甚至于高等师范学校的课程，亦是分科分系，除去几许教育学、教授法、心理学之外，仍然与大学分科差别不大。他指出，师范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区别不应仅在教育学、教授法、心理学等几门功课，难怪有人主张只需于中学大学中添若干教育的功课便可以养成教育的人才！亦无怪乎师范学校造就的人才，实际从事教育时，亦与普通学校毕业生无甚特别不同之处。他认为，真正的师范教育，应极力表现其特别之处，即应将一切关于教育的学科，如教育心理学之类，极力提高而增多之，其他学科如各种科学之类，不妨视为次一等；特别在知识传授方面，师范生对于知识的态度与普通学生的态度，应当完全不同：普通学生学习知识是为自己受用，师范生学习知识是为了传授别人知识，而且现代中等教师的职责，不唯在传达知识，更须了解现代的文化，以指导而改进之；仅具有一定分量的专门知识，必不能尽其责，必须具有研究的精神；而所谓研究者，又非仅为科学的研究，并须从事于教育的研究，质言之，即立足于教育者之见地，以从事科学的研究。总的来说，师范教育与中学、大学普通教育的区别在于：第一，应养成师范生之教育的研究精神，并应通晓如何立于教育者的见地以实行研究之工具与方法。第二，教师的责任，不唯注重传达知识，且当了解现代的文化，而具备研究的精神；在师范学校数年内所得的知识，无论如何丰富完备皆不足用，因社会的需要时时变迁。故师范生学习知识，不应重在学习之分量，而应重在自己求知的方法。第三，师范生之所处理者与熏陶者为人，当了解现代文化，其教育以人本精神的陶冶为要。若师范生能重视此数者，则不但第五条所举之弊可免，而第六条理由亦因之而连带消灭；之所以师范毕业生与普通学生差别不大，主要由于现在的师范教育不重视前述三点。而补救之法，正当极力提倡此种师范教育，不能因噎废食而主张取消师范学校。

他认为，第四条只能作为普通学校可以兼办师范科的理由，不能作为取消师范教育的理由，此本一时救济的办法，并无完全的理由根据。第七条亦不足论，盖承认师范教育若有独立存在的必要，则用全力以完成其设备，亦非不可能；且师范教育与普通教育性质不同，绝不能利用普通学校的设备以为研究的工具。师范学校与普通学校合并后，一校之学生数势必增多，设备亦必须随而增加，实无经济之可言。

第八条为现代师范教育之最难问题，欲解除之，实与改为附属与普通学校与否完全无关，因教师的地位待遇若不改良，无论为独立设置或附设于普通学校之中，无人愿学师范；反之，若师范学校单独设立，反可以利用环境熏习的力量，增进若干教育的兴趣，减少若干改就他途的野心。他指出，在中国目前，此种问题还不甚急迫，盖因目前教育生活比一般职业界，仍比较高出一等。(www.daowen.com)

余家菊认为，上述主张取消师范教育的理由中，第一理由即所谓师范学校不足应高深研究的需要，为以上各条理由中最重要的理由；师范教育是否有独立价值的问题，全看此条理由能否存在，若师范学校如其他一般学校，以授予多少知识，或训练若干技能为目的，则师范学校实无独立存在的价值，实不如并入大学专门或普通中学。他特别强调，问题是教育的宗旨不专在传授知识，还在发展完全的人格，使知识、感情、意志、行为各方皆得到完全的发展，教育职业非仅有满腹学问之人所能胜任。持第一种理由者，实则是完全不了解师范教育的本质，理想的师范生绝不能以有学问自足，还须具有传授知识的能力，而且知道如何培养被教者的人格。因此就师范学校的学术程度不高深一点主张不立师范，实为谬误。

从正面来说，余家菊认为，师范教育不仅有存在的必要，而且确有独立之必要。原因在于：第一，从师范教育的特质方面看：师范教育为一种职业教育，但师范职业与其他各种职业大有不同之点。普通职业之直接的影响，仅限于局部范围之内；教育事业之直接影响，则普及于全社会、全人生；普通职业的对象为物品，教育的对象则为活泼的人。因此，一般职业处理的物产或人事，其影响不过及于人生活动之局部，教育职业则以人为其中心，社会为圆周，使被教育者长养其智能，以控驭人事与物质，发展其个性以培养其美满的人格，此乃师范职业之要旨，而与他种职业教育根本上不同之点。在学科设置上，普通学科、师范学校与中学尽可相同，但其取材及教学重点并非一致，因其体同而用异。例如手工一科，在中学为普通陶冶，在师范则除此以外，兼须示以教小学生之方法，所学之对象与应用之法术，两者必求贯通，而后师范教学上之效率乃大。他认为，今日师范教学效率之所以低下，即坐此两端不能贯通之故，这在师范学校犹有贯通之望；至于中学，则其所谓师范科者，不过于普通学科外，添设修几种教育功课而已，本无所谓师范教育。

第二，从师范生的训练来看，理想的师范学校，其环境中必充满教育化的空气，使人一入其门，受其琢磨，经其陶铸，教育之信仰大固，见异思迁之念渐消，足以实现师范教育之目的。诋言师范教育者认为，教育不能禁人之不变其兴趣，则教育学术之无价值也可知。余家菊认为，学生兴趣之程度，必从平日积累而来；纯一之师范学校，可使学生专一其志，培养其兴趣，坚定其对于教育之信心，师范生必参与各学校之集会、竞技活动，且须常有参观旅行、社会调查等事，不但须参与各学校间之活动，且须身为各学校之领袖，加强社会交往。就理想来说，学校人数多则各分子间之接触广，科数多则学术之兴味方面亦广，然按诸事实，往往并非如此，学校愈大，分子愈形涣散，即如交际集会，人数过多，其交际每为形式的酬酢，而缺乏感情；合作必赖感情，若机械地合作，没有多大意义。师范之意义，既与普通教育或他种职业教育根本不同，其所求之人格，当有特异之训练，倘为经济计，合一炉而治之，则其所谓经济者，可以数计，其不经济者，乃不可以数计。因此，师范生宜有教育化之专门训练，欲实施专门训练，非有专设之师范机关不可。

第三，从教育政策方面来看，师范为再造民族之本，其训练与精神，必期全国一致。其他职业教育，不妨自由设施，而唯师范教育，须受国家干涉，且须国家予以经济补助。近代大教育家均以培养师资为国家之责任，非地方所能完全负担。他援引美国教育界的状况指出，欧战以来美国师资缺乏，为教育界大恐慌，于是国会通过国库补助师资训练案。美教育家巴格莱（Bagley）指出：师范教育行政宜以全国为单位，照目下美国情形，至少亦应以一省为单位，他反对市立中学兼设师范科。余家菊认为，美国教育向重地方自由，渐趋省权干涉，再进而诉诸联邦政府，且从师范教育下手，诚能得其本。他强调：一国教育，无论如何自由，而师范一项，不可无国家政策，此为与其他教育大异之点，不可由他校代办。

第四，从社会进化方面看，古代没有所谓的专门师范教育，凡能以其所学教人者皆可为教师。我国读书人家，取师必经明行修。西方贵族教育，亦必道高学博，初未尝有专门之训练。自16世纪宗教改革以来，教会以推广教育为扩张宗教势力之工具，而后师资训练渐觉需要。近世教育事业日益复杂，行政、课程、组织、教法等问题纷然并起，而其解决之法，又逐渐应用科学的客观方法，于是师范学校与他种学校，势必由合而分，以适应社会分工、进化自然之理。在余家菊看来，取消师范教育者，实不明乎社会进化之理，而必返复其原始状态，无异于开倒车；何况同一地域内，必须有互相对峙之学校，因比较而竞进；若学术思想由一校包罗，未有不昂然自大，而减其进步者；且高等学府，分途并立，则不同的主张与学派，可以各行其是，若必综合于一校，则党同伐异之事不能免，学术的活力与生机亦必滞塞。他主张：①专设之师范学校或师范大学为师资训练的正宗机关；②其他学校附设之师范科为补助的或暂时的代用机关。这是一种暂时的调剂之法。各种教师在理想上，原应期其经历完全的师范训练，但师资既形缺乏，而国民经济力又不能尽量为训练机关之设置（如师范大学之农业师范科），故大学生、中学生乃至小学生之已毕业者或未毕业而投身教育者，比比皆是，尤其以乡村学校为多，此种现象实为各国之通象，原非中国所独有。事实上，既不能使此辈人绝迹于教育界，则由大学中学酌施以若干时间之教育的教导，虽不合于理想，毕竟聊胜于无。但中学与大学当局务须了解中学或大学之职责所在而努力奔赴之，勿因本校毕业生出路不广，便欲推倒师范学校，而发为师范学校把持教育之怪论。他认为，师范学校本为职业的学校，教育界之不能不受师范学校之影响，此本当然之事。反言之，中学毕业生可为普通文官、铁道员、邮务生等，大学毕业生可为高等文官、新闻记者、银行经理等。师范生却为强迫服务令所禁阻，虽欲就而不能者，师范学校又何尝因此而嫉视中学或大学？中国今日因政治纲纪的崩溃，与社会事业的萧条，大学中学毕业生无事可做，故众人欲以教育界为尾闾，陷入此窘状者，尤以大学文理科学生为多，故文理科大学如北大者，其立意打破师范制度更切。他提醒时人，为学生谋出路，其动机原未可厚非，然不从国家教育之大处着想，但就一校之利害计，亦失教育家之精神。余家菊认为，文理科大学宜以养成学者为专责，其学生贵精不贵多，在无出路之中国今日，尤以少收为是，而师范以及农工医法各科，则可按其职业界需要之额数与品类而量力扩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