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余家菊、李璜提出国家主义教育观之后，很快得到时人的呼应，逐渐发展为一种思潮，对当时的中国教育界发生相当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引发收回教育主权的运动。1924年7月3日至9日，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三次年会在南京东南大学举行，在年会上，余家菊与陈启天等人提出《请求力谋收回教育权案》，获得大会通过，由此正式掀开了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帷幕。此后，教会学校逐渐融汇于中国教育体制之内，开始受中国政府的管理监督，对中国教育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第二，倡导军事教育运动，引起时人对军事教育的重视。中国儒家文化尚文，然因近代中国在外战方面屡战屡败，加上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输入，故自晚清以来，时人便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军国民教育主张文武合一，通过教育手段，培养国民的战斗意志与技能，以保卫国家。1898年，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倡兵学，主张以武力为公理的后盾，以战争来维持和平，并于其主政的湖北各学堂实施文武合一的教育。清末时，奋翮生、蒋百里曾鼓吹军国民教育思想。1907年学部颁发的教育宗旨有“尚武”一条。1911年各省教育总会决议“请定军国民教育主义案”，请学部颁行。民初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蔡氏在其《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中，第一条即主张“军国民教育”。他说：“清之季世……腾于教育家之口者，曰军国民教育。夫军国民教育者，与社会主义驰骋，在他国已有道消之兆，然在我国，则强邻交逼，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且军人革命之后，难保无军人执政之一时期，非行举国皆兵之制，将使军人社会永为全国中特别之阶级，而无以平均其势力。则如所谓军国民教育者，诚今日所不能不采者也。”^[58]蔡氏倡军国民教育的目的，不仅在保卫国家，抵抗强权，收复权利，在当时也有防范军人专政的用意。1914年，范源濂在《今日世界大战中之我国教育》中，强调须“振尚武之精神”。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中国爱国主义情绪高涨，袁世凯政府特定“尚武”为教育宗旨之一。是年四五月间，全国教育联合会有“军国民教育实施方法”的决议案。不过，欧战结束后，世界和平主义氛围一度充满国中，尤其是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提倡和平，反对战争与军国民主义教育。但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不啻给国人当头一棒，当时余家菊正在中华大学中学部任教，之后武昌地区的五四运动对其有一定的感染。出国之后，深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欧洲，眺望灾难中的祖国，他感同身受，自然服膺了费希特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对于国内的和平主义思潮不以为然。由于信奉国家主义，整军备战势在难免，因此军事教育自然成为国家主义题中之义。

他指出，当今西方列强竞拓军备，战争可计日而发，西洋文明为战争文明，西方民性为猛兽之性，而中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足以启列强占据之野心。中国民性怯懦，习尚文弱，尤足以使强邻产生觊觎之妄念。中国要得到和平，则非整军经武，利炮坚舰，以慑其野心。他指责教育调查会竟然主张推翻军国民教育及废除学校兵操课等举动是“不为病狂，即为愚昧，其所遗留之余毒，非数十年之努力，不足以洗涤之”，现今唯有积极实施军事教育。他强调，军事教育的目的：第一，是御外侮，当时国内教育界竞言公民教育，然独于充军役、御外侮一层则弃置不言，这于中国的未来大为不利。第二，是戡内乱，这与民初蔡元培的思路一样，近代中国政治紊乱，宵小横行，军人假其虎威鱼肉小民，土匪肆其剽悍勒索闾阎。要自卫，最好是广练乡团，实行全民武装，于是团丁之统率，攻守之教练，皆在需人，而要普遍地养成此项人才，唯有于普通学校实施军事教育。学生毕业出校后，平日则教乡民以战术，有事则率乡民以上阵，必使全国之民，人人皆是战士，全国学生（至少中学以上），各个皆可谓官佐。第三，军事教育还可养成守纪律的习惯。在他看来，中国政治素尚宽大，士子习尚，更以蔑视礼法为能；加之近年自由平等之说大作，青年学子不辨底蕴，妄以自由为无规则，平等为无管束，纵性任情，毁法乱纪，无所不至其极，偶有一二贤明师长略加干涉，学子复加以侮辱人格之名而叫嚣喧扰，循是以往，若从其所尚，而无共受之秩序，势必流于人皆相砍的境地。第四，严组织。组织严密为军队所长。有组织，故其动作得以协同，而无人自为政之弊；组织严密，故团结坚固，不易为外界所动摇，而不至予人以攻隙抵暇之机。他认为，中国国民，在个人既无惯于组织之习性，在社会复无崇尚组织之训练。若在战时，敌国不难飞一炸弹以紊乱全城秩序，散一谣言以摇乱全国人心，其胜败之机，正不必决之于战场。即在平时，近代事业皆为大规模的，处处非组织不能有济，牵一发而动全身，各随所好以行之之习气不改，大事业决无从发达，此严组织之效又有待于军事训练。第五，克服国人怯懦畏葸、趑趄逡巡的弱点。外则列强惯用虚声以恫吓，内则民贼常恃乌合之众以蹂躏，凡以暴厉之气相袭者，无不为所欲为而如愿以偿，皆因教育上无练胆壮气之事。倘施以军事教育，使习两军对垒之事，猛击阴袭之举，更益以自卫之术和防御之识，养成临事不惧，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第六，强筋骨。国民体魄脆弱，仪容颓唐，行为迂滞，精力疲惫，不足以当繁剧之事、任艰苦之行，宜用刚性的锻炼以矫正之，而军事训练则为刚性锻炼之尤者。军事训练可以强筋骨、壮体质，培养其习苦耐劳的性格。国人素以四万万人口自雄，须知活力不旺、体力不盛，则工作或战争之成绩皆无从佳胜，而人可以以一当百，虽多无用。第七，讲军学。审度地势之法，扎立营盘之理，合围分抄之策，趋避攻守之略，正奇迟速之变，皆人人所必需之军事知识。有此知识，然后足以讲自卫之法，人人当有军事常识，在中学以上之学生，更能实际运用之。第八，习武艺。略知使枪之法，略擅用剑之长，偶有缓急，小之则可以自保其身，大之则可以保其国家，至用以逞凶抑恶，为社会维持秩序，为人间保正气，其时会尤多，故练习武艺为军事教育的又一目的，其他如攀登之技、救护之术，亦为人人所应有之能力。(www.daowen.com)

至于军事教育的内容，他认为，小学后期应注重基本训练，如军礼、步法、枪术、队伍集散、精神训话、攀升登梯、野餐露宿等。每年于国定国防日，集合邻近学校举行阅兵式，晓以国际情势，以振作其精神而鼓舞其同仇敌忾之概。中学则施行军队组织，十人一伍，百人一队，会同邻近中学合组一大队，或由省教育长官派遣一军事教育专员统帅，实际教练注重队伍动作、战斗技术，并课以战略，间日一小操，一周一大操，每学期举行野外行军一次，短则一二日，长则一周；每年于国定之国防日，会合邻近学校，举行大会操假作战一次；各省联合运动会举行时，可以省为单位演习战斗以比较其优劣；全国运动会举行时，更可以东西南北中五大部为单位，使其各表所长以资观摩。发扬尚武精神于全国。^[59]由此可以看出，余家菊对军事教育的强调直接的目的是强身健体与保家卫国，其更远的关怀是通过此种教育来改变中国的国民性。

随着五卅惨案的发生，军事教育引起了时人的重视。1925年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决议各级学校实施军事训练方法：①高级中学以上学校，一律施行军事训练，并授以军事学。②小学及初级中学应实行强迫童子军训练，初中年龄较大者，酌情施行军事训练。③施行军事训练之学校，课外运动及体育时间，仍应酌量保留。④平民学校亦应尽所能施行军事训练。尽管全国当时并未一律实行，而仅由各级学校酌情自由办理。^[60]1928年全国统一以后，军事教育终于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

1924年3月，时在英国的余家菊接到国内武昌师范大学校长张继煦电约，请其回国担任该校哲学教育系主任一职，余家菊素来有教育救国的理想，为振兴家乡教育，因此慨然应允。4月，进入武昌师范大学任教。此时，国共两党已开始合作，青年党已然成立，青年党与共产党的分野与斗争愈来愈激烈，而余家菊仍坚持教育救国的本旨，在政治信仰上虽然已确立了国家主义理念，但在组织上并未加入青年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