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余家菊、李璜提出国家主义教育观之后，很快发展成一种教育思潮，这不可避免与民主主义、和平主义、世界主义等各种教育思想发生碰撞和争鸣。

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盛行于20世纪初的美国，以杜威的《民主与教育》一书为代表。杜威认为，民主教育应包括两项内容：一是发展智能的个性，二是培养共同活动的观念。前者注重培养个人独立思考与判断的能力，后者培养互助合作的天性。为此，学校应效仿社区组织起来，学习必须与社会生活结合。在学校与社会关系方面，杜威认为学校有两大任务：一是适应社会的需要，二是带动社会的变迁与进步。他认为学校是社会的熔炉，可化除各种社会障碍，供给自我实现的工具与服务社会的精神，以保证社会的和谐与进步。在学生与课程之间，强调学生比教材重要，施教时应利用儿童的生活经验，并注意将其所学应用于社会生活。杜威的民主主义教育思想，认为教育是个人继续成长的历程，“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杜威在五四运动爆发前三日来到中国，到1921年离开，在中国停留了两年两个月，其间访问中国11省，到处演讲其哲学和教育思想，加上杜威的学生胡适、蒋梦麟等人的介绍，其教育思想对中国影响很大。杜威的教育思想对中国教育界的影响呈左右两个倾向。一部分人如胡适、蒋梦麟等人，将杜威的思想引向民主精神及个性发展方面，这属于教育原则和方法问题，他们属于杜威思想的右派。另一部分人，如晏阳初、陶行知等以教育普及化为己任，提倡平民教育，他们属于杜威民主教育思想的左派。余家菊与其他的五四青年一样，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深受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但在接受国家主义教育思想之后，他对教育界中单重个人主义有所不满。

教育中的个性主义在近代之昌大始于法国的卢梭，他主张不干涉，又主张脱离社会（即有感于社会腐败而发），儿童应复归自然，如儿童天性好动而旧教育则强制其肃静等。教育上之个人主义的内涵有二义，一为个人具有独立的人格，故教育应重视自动，而任其自求自讨，自造而自得之，反对那种一意灌输之举及纯然注入之法；一为个人有其特具之性能，故教育应以充分发挥其性能为目的，庶几人人得尽其才。除过教育上的个性主义之外，还有伦理的个人主义之说，此说以为人类的行为全为自私自利的，其利他行为亦不过自私自利之一种手段。所谓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故教育之义在顺应人性而使之有发扬生长之象，庶几教育有所助益于人生。教育若不问个人的性能而概责以同一的程效，显然误人子弟。发展个性为现代教育之特点。当然古人并非不知发展个性，儒家的因材施教，《论语》中孔子与弟子的对话均可说明，只是直至现代社会始知有系统地实施此原理而已。现代教育之进步，得力于个人主义，这是无人否认的事实。

余家菊认为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二者的区别在于，个人主义重视个人的伸张，而国家主义则要求个人之服务，个人主义重视个性的发展，而国家主义则重视国性之阐扬，一重各个人之所异，一重各个人之所同，个人主义重视个人人格之自觉，国家主义则重视国魂之陶铸。其联系在于，个人的伸张与国家的服务非但不相冲突，国家的服务实为个人发展之必要途径，个人之完成，不可孤立求之，必须从事社会的生活，使其生活丰富而多方面，然后其发展始得为丰富而多方面的；而国家者，实含有许多小社会之一大社会，国家有时诚然要求个人牺牲，然此牺牲即所以使自我得以有所造就于社会者，即所以使自我得以有所完成者。因此，个性之发展与国性之阐扬，无冲突且可以两相为用。

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关系从国家主义者一再强调的国性与国魂两个概念的内涵可以看出。余家菊认为，国性是一国国民的通有心性，是一国之内，各代国民所遗传的特质，其成因有由于遗传者，有基于后来的社会淘汰者，国性既为国民之通性，可知通性之外有个性存在之余地，发展通性无须贬损个性，且个性之发展，正为国家发展之所系，若人人能发展其特长，则国家之进步亦必奔腾直前。国魂者，全体国民共有之精神也，举凡国民之共同信仰、好恶、趋避等，皆可包括于此名之下。国魂之凝成，富有历史的因素于其中，盖先民之心血，今人之努力，未来之希望之会合点也，其形成必经种种痛苦与牺牲，或则内部的压迫，或则外侮的侵凌，或则文化高明，或则恩威远播，痛苦虽多而国命仍能延存，今人抚今思昔，自然难禁其追慕之情，而与古人分其忧而同其泪。国魂上的形成，又赖国家的种种进步与成功，国民审视沉思，自然兴起雄视宇宙之慨而愿粉身碎骨以卫斯土而保斯民。国魂教育要求发挥各个国民精神中相同之若干点，于此若干相同之点而外，各人皆可尽情离乎常情，并未使全体国民之思想言行如出一模而绝无二致，不会有碍于各人人格之发展。

在国家主义者们看来，国家主义的目的是完成国家的使命，凡足以用为达到此目的的手段无不采用，故健全的个人主义，绝无被其摈斥之虞；但个人主义离弃国家主义，易流为自私主义，否则，即为空具形式而缺乏内容。余家菊的看法是个人主义不能离弃国家主义而独全，而国家主义含有个人主义于其中。

另一类反对国家主义的是世界主义或国际主义。此派可分为三种，第一种为个人主义的世界主义。如德国哲学家康德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使人类变成最好的人类，要达到此目的，不能将教育之事委之于国家，因王侯将相皆欲使其臣民成为更好的工具，而不欲其成为更好的人类，故教育应由私人经营，一切文化皆起于私人且发皇于私人。余家菊认为，康德所主张世界主义，其错误在于：①近代教育重视普及，人人应有享受教育的机会，而私人没有能力承担教育普及的任务。②私人经营教育往往为达到私人目的之手段。③康氏所说的私人仅限于有远见的私人，其教育观念为18世纪的，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实际情形。在理论上，康氏根本只承认个人与世界两极，而抹杀居于其间的国家，余家菊指出，国家不但有其领土、人民、主权，还有其风俗、言语、制度、文物，即有其文化，而一国的文化即一国的精神，言世界主义没有消灭各国文化之必要，各国文化之发展实际上有益于人类。(www.daowen.com)

国家主义者在国家的思想上显然受黑格尔的影响。黑格尔认为参与民族发展的自成运动并有所促进之，乃各人所应有之责任；民族之修炼与个人之发育，二者关系异常密切；个人只能生长于民族的孕育之中；个体与全部之密切关系，臻其极点于国家的凝成中；国家为最发达而最紧密之社会；历史为人性之客观化、实际化者；历史的成就，结晶于国家之体制的生活中，个人必须参加国家的生活而以国性的精神过活之；个人不可能孤立于国家之外。这些均影响到余家菊这些国家主义者。

第二种为和平主义者。该派认为国家主义鼓励侵略，易流为穷兵黩武的帝国主义，世界战争皆源于各国之同行国家主义。余家菊指出，此派实误国家主义为帝国主义。国家主义与帝国主义不同，帝国主义为侵略的，为向外发展的；国家主义为自保的，为企图振拔的。他认为，国家主义非闭门独善主义，实欲于自强之中，实行兼善天下之事，因为中国文化为人道的文化，中国民性为酷爱和平之民性，以文德怀柔远人，以新朝而兴灭国继绝世，中国历史的实例以及先民的教训，均使中华式的国家主义只会有益于和平之促进，绝无碍于世界主义之发展。

第三种为平民主义。平民主义实来自民主主义，只不过是民主主义的左翼，倡之于美国。余家菊指出，美国人不因提倡平民主义而反对国家主义，原因是平民主义不过为国家组织与活动的一种方式，国家主义以国家生活为鹄的，国家知平民主义有利于其鹄的之达到，故采用之以厘定其组织而范围其活动。平民主义的最初解释为民有民主民享，民有民主民享的实现不能离开国权国政。五四时期，教育界言平民主义者，有就民有民主民享之义发展为学生有、学生主、学生享，其意在迎合学生心理以牢固地盘扩张党势，对青年学生为害不浅。他指出，教育事业为国家事业，理应为全民所共有而共主之，非一派人所得而自私；教育乃国家达到其目的之手段，个人的利益即寓于国家的利益之中，谓学生享为教育目的之一部分则可，谓教育之目的止于学生享则不可。平民主义教育可释为“国有国主国享”，现代各国教育皆由国家管理而不全任私人自由经营者，即教育之国家化。陈启天也指出，平民主义乃建基于国家主义之上，国家主义可叫作国家的平民主义，也可以叫作平民的国家主义。

余家菊认为，平民主义的要义有二：一为个人自主，一为机会均等，前者即自由，后者即平等。他指出，国家主义于此二者实兼收并蓄并可补助其不足，近代国家立法，明白保护言论思想、集会结社之自由，近代教育行政，竭力奖励个人实验，地方变异。国家力谋教育之普及，进而制为义务教育法令，补习教育规程，于贫苦儿童则设为供给免费膳食之条，于无力升学者则设为奖学制度以资其上进。因此，国家主义所采之方策，只应根据理性，问其是否有益于国，有福于民，而不以自由主义为其最高的原则，即以自由主义不能普遍而无条件地实施。平等主义其功用有时而穷，国家教育政策有时尽可相反，如教育专门问题应由教育专家处理，普通人不能干预。因此，国家主义可以济平民主义之穷，而平民主义不及国家主义涵容丰富。在国内，国家主义者主张培养国民之同心，融合国民之情意，五族混合、四民协作，且国家主义非徒独善其身之国家主义，乃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之主义。国家之最大责任与光荣，在于对世界有所贡献。国家欲求进步，必对于世界有所取，唯其取也，非毁弃国性之盲目吸收，推尊外人之奴隶的同化，乃以自国为主而参酌历史、准诸国情之选择的承受，不若平民主义有流于拜倒于外人之下的危险。

总体来看，在余家菊这些国家主义者看来，国家主义教育与民主主义、世界主义这些思潮互为补充，并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