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战结束后，世界和平主义盛行。1920年，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提倡和平，反对战争。同年5月，蒋梦麟于《教育评论》一文中也主张以民主主义教育取代军国民主义教育。然而这种和平主义，乃一厢情愿之想法。巴黎和会失败，唤醒了国人对和平的幻想。余家菊回忆说：“予出国时国家危兀，国事动荡，国人方沈迷公理战胜之说，而醉心于世界和平。威尔逊十四条主张失败于凡尔赛，世人终觉其为偶尔小挫，难阻进化潮。于国家则国际主义兴盛……甚且废除军备之主张，亦复见于报端。”^[45]然到了英国之后，他发现欧洲各国并未因战争的结束而民族主义情绪有所收敛，反而愈趋高涨。相反，作为备受西方列强欺凌的中国却大谈非战、公理战胜强权之类的和平主义与世界主义，觉得这显然于中国的前途大为不利。他说：“我到欧洲以后，和平的幻想，大同的迷梦，都粉碎了。我亲眼看见弱小民族的困苦，亲眼看见各国国民性的差异，亲眼看见各国国民意识之发扬，亲眼看见各国之剑拔弩张。”^[46]为了树立国人的自尊心，发扬国民意志，他遂写了几篇文章，以鼓铸国人的国家观念。

1.思想渊源

有学者已指出，国家主义教育观的思想来源主要有两支，一是以欧陆玄学为基础的历史文化哲学，二是近代西方实证科学（包括实证主义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生物学、心理学等学科）。就前者来说，主要指德国古典哲学。余家菊在其《国家主义教育学》一文中，开篇就指出“黑格尔、格林、波三葵（Bosanquet），皆认定国家为实现自由意志之工具……是故国家观念中必寓有一种人生观大纲，而国家则为实现此人生观之工具”^[47]。与晚清梁启超从日本引进的国家观稍有不同的是，余家菊心目中国家的要素除过土地、人民、主权以外，更重要的是精神层面的公共心灵。他引用惹朗（Renan）的话：“一个国是一个心灵，是一个精神的原则，由两件事构成：其一为具有公共而丰富的历史，其又一为同生共荣的欲望，为愿意继续努力运用其所承受的精神的遗产，前者是属于过去的，后者是属于现在的。”正因如此，他以为谋国者当以陶铸国民意识、培植国家文化为责任。

实际上，自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起，国家一直被视为实现自由意志的工具，或被视为文化实体，是存在于地球上的一种理念或精神。黑格尔赋予国家在文化上的终极意义，认为一个国家存在的价值和依据，取决于其在文化上的贡献，或实现绝对精神的程度。从余家菊与李璜在阐释国家主义时经常使用的国魂、国光、国华、国性等概念可以看出，他们的理论基础无疑受以德国为代表的欧陆玄学的影响。

新文化运动期间，西方各种思潮纷至沓来，仅在教育方面，就有民主主义、科学主义、实利主义、平民教育、民族主义等各种教育思潮。余家菊认为，近代西方教育思潮中，国人应重视民族主义思潮。这显然是针对当时国内盛行的世界主义思潮而言的。当时不少人以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建立在西方民族主义基础之上，而战争极大的破坏性使国人对西方民族主义理念进行一定的反省，加之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大同思想与一战后在欧洲流行的世界主义思潮及和平主义思潮又在一定程度上契合，故而一战结束后，当时国内盛行一种强烈的世界主义思潮。中国本来没有国家观念，只有文物异同，儒家常说的治国平天下一语已说明传统中国士人理想的终极关怀是天下而非国家，实际生活中的政治效忠对象主要是帝王或者朝廷；对于一般百姓而言，其关注的主要是自己所在的家族或小团体。中国人国家观念不彰的原因，按梁启超在晚清时的说法，主要是国人不知国家为何物。他指出：“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今夫国也者，以平等而成，爱也者，以对待而起。……必对于他国，然后知爱吾国。欧人爱国之心，所以独盛者，彼其自希腊以来，即已诸国并立，此后虽小有变迁，而诸国之体无大殊，互相杂居，互相往来，互比较而不肯相下，互争竞而各求自存，故其爱国之性，随处发现，不教而自能，不约而自同，我中国则不然，四万万同胞，自数千年来，同处于一小天下之中，未尝与平等之国相遇，盖视吾国之外，无他国焉。”^[48]基本上，自秦汉大一统之后，中国人的国家观念不很显著应是事实。

自晚清以来，随着中国在抵抗西方侵略中的连续失败，加上民族主义、国家等学理由欧美或通过日本进入中国，中国人国家观念开始萌发。不过，起初中国士人的国家观更多或是先秦列国中一国的“国家”，与后来基本建立在西方民族国家观念基础上的“国家”不同。近代中国，梁启超在引介西人的国家观念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戊戌政变之后，梁启超流亡至日本，在1902年时所用的国家概念基本上还是中国传统的国家观即列国中一国的“国家”。1903年，梁氏开始接触到德国政治学者伯伦知理的国家主义思想。伯伦知理的国家观主要内容有：①国家是一个精神和有机的实体；②国家是最高最本质的目的，人民只是作为一种工具而存在，当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相冲突时，要牺牲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③国家和民族不同，民族是生活在同一地域，具有共同语言、宗教、习俗和生活方式的社会共同体组成，而国家建立的前提是国民，国民不仅是一个法人团体，而且具有可以表达该团体自身意志和提出该团体自身权利的有机的和法人的人格，民族可以转变为国民，但民族不能等同于国家；④国家既有单一民族组成的国家，也有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多民族国家存在根据民族的界限分裂为几个国家的可能性^[49]。梁氏介绍伯伦知理的国家观在当时具有反对革命党内部流行的大汉族主义倾向。此外，梁氏将经过日本人诠释的西方国家学说引介国内之后，国家主义并未成为一种思潮，其真正成为一种思潮当自余家菊等国家主义派产生之后。

不过，起初余家菊使用的是“民族主义”这一术语。在1922年8月13日写成的《民族主义的教育》一文中，他指出，近代教育除过平民主义、科学、工业之外，还有民族性的一面，而民族性是可以用文化造成的，而造成这种文化，就是教育的责任；教育当鼓铸民族的精神信念，中国人对于民族性的教育，之所以始终无人谈及，乃因思想界的痼弊，这种痼弊表现在一般思想界和教育界两个方面：

一般思想界的痼弊：一是世界主义，即把天下当作一家，把一国当作一身，这显然缘于中国的民族根性，中国人天性和平，胸襟开阔，但不应因世界主义之故，遂欲打破民族之藩篱。他认为，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本可并行不悖，不必入主出奴；世界为扩展线，民族为出发点，世界为集团，民族为分子，分子尽可并立，而不必相扰，集团固为总体，而分子仍有个性；世界大同，仍可容忍分子之独立，而分子之独立亦无妨于世界大同；不能自立之民族，实无讲大同主义之余地，勉强讲来，只是奴性的、懦性的大同主义，只知有利害问题，而不知有所谓人格的问题。二是非国粹主义。近代以来，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之下，军事、政治、思想学术全面落后，国人信心丧失殆尽。到新文化运动期间，非国粹主义蔚然成风。余家菊认为，其实非国粹主义之本意，不过是扫除顽固思想以及不合理的风俗制度，然其流毒所及竟好坏不分，将中国传统一笔抹杀。他认为，即便退一步讲，我们应同化于西人，然一个民族的由来，有数千年乃至数万年之历史，此历史上的势力永远存在于各代国民之身心上，虽欲摆脱而不可能；它时时左右我们的行动，干涉同化的进行；如果同化的性质和固有的性质绝不相投，或者背道而驰，则同化之结果，只能产生精神上之不安宁，以及社会上之紊乱，而绝无成功之希望。他显然认为，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相去太远，中国不可能完全同化于西方。

教育思想界的痼弊：一是盲目的模仿主义。他肯定吸取他人之长是人类进化程序上所必要，然而吸取的目的无非是为我而已，即为我之生存和发展，模仿是必要的，但无我的模仿，是一种有害自己之生存和发展的模仿。二是个性主义。新文化运动期间，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当时中国社会出现所谓的“个性崇拜”，这种个性主义反映在教育界中的即认为教育是应当发展个性的，世间只有个性而没有民族性之说，要制造民族性就要戕贼个性。五四运动之后，学生出现随意罢课散学的情况。这在余家菊看来，教育界中鼓吹个性主义者应负其责。他认为，个性是各个人所有之不同于别人之性质，其不同不在于某某性质之有无及某某性质之强弱，而在于各种性质之谐和于统一，它本身并不违背民族性；民族性是一种集团心性，是一民族中各个人间相互影响时所产生之共有的思想、感情、意志，大不同于孤立的个人之思想，亦不是孤立的许多个人之心的活动之总和，它是由数千百年中之自然的活动和社会的活动所产生的，对于各个人具有压迫和敦促的作用。

在他看来，民族性的存在有其科学上的依据：①各民族因其人种、环境、制度与历史之不同，各有其精神上的特色，此精神特色即民族性。②民族不同于种族，民族成立的因素，除过种族以外，还有共同的语言、相近的宗教、共同的政府、共同地域及共同的敌人，而其最重要的因素，则在有一公共的遗风流俗、一公共的过去之景仰、一公共的未来之希望。他引用惹朗（Renan）的话，“民族是一种精神的原理，由两件事构成：其一为具有一公共的丰富的历史，其又一为同生共荣的欲望”。又引海尔巴特·史德莱（Sidney Herbert）之说，“民族是一种社会的群体，由一族类意识以结合之；此族类意识则起源于其群之历史所产生的遗风，且此意识是直接对于一定的故国而有的”。此外，不同的地域、种族及国际环境，酿成一个不同的历史，而此不同的历史又产生不同的社会淘汰，因此就发生一不同的递嬗与不同的民族品性。他认为，种族结合及社会淘汰这两个因素，为民族性发生之真因。

他指出，中国的民族问题就国内方面来说，主要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国内各民族的融合不够深入，距离造成一个较大的中华民族的时期尚远；其实，中国四千年的历史中，基本上各个朝代施行相同的政教，民族的融合已有一定的基础，民族的意识已具雏形，只因地域广大和乡土观念的强烈，民族意识模糊而不甚显著，表现在民族观念只是偶当国家遭遇外患时才骤然一发。一个民族若不自知为一体，或互相漠视，或互相歧视，这个民族的内部必定难得有均齐的进步，甚至失其和谐的关系，甚至互相残杀，如我国的省界观念以及南人与北人的敌视。的确，民国以来，各省排外之风大作，接着又有联省主义之产生，国民精神全因对内问题而终日扰攘。因此，教育者应从精神上下些无形的功夫，以使各省之政权虽分，而国民之精神仍然如一，且更进而胶固，更为融合无间。余家菊认为，在教育方法上讲，教材固然有地方化之必要；自教育目的言，教材应民族化。二是汉族本身缺乏保持自身历史文化精神遗产之恒心，种类意识濒于危殆。故他呼吁教育者，须知国内各民族之融化以及汉族本身之凝结，只有自身团结起来，才能对外。

对于解决国内民族问题，余家菊寄希望于民族性的教育。他以为，民族性教育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消极方面，教育要根据固有的民族特性，他以卢梭的教育观为理据，认为教育应注重自然发展，在方法上不是灌入，而是引申，主张自动教育，反对被动教育，主张个性教育而反对整齐严肃的办法，教育要顺其自然，要根据固有的民族特性。各民族既有其先天和后天的特性，教育当顺其民族特性。

从积极方面看，个性的充分发展是社会进步的要素，而民族性之在全人类正如个性之在全社会，全人类如果想发展至圆满的境界，单靠一种文明是无望的，因各民族都有其长短。余家菊言外之意是中华民族自有其优长之处，尤其是在一战结束之后，他确信西方人精神上中毒太深，糅合东西文明之责任要东方人承担。总之，教育要根据固有的民族特性，民族性教育本是新教育中的应有之义。

二是如何回应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侵略。余家菊认为，民族意识不仅有融合内部的妙用，对外也有抗衡的功用，他与梁启超一样，认为民族国家观念常常是因对待而彰明。近代民族国家观念来自欧洲，主要是因欧洲列国林立，此疆彼界，每每因外族侵凌之反动，常有敌国相凌、外患相逼的国家，故其民族国家意识格外明了而浓厚。中国历史上虽不乏与外人接触之时，可是所接触的都是野蛮之族，虽然勇猛彪悍，足为一时之害，不久终为我族所柔服，或则内部自行溃败，从来既无长久对峙的民族，所以民族自我意识不甚发达。然到了清季，我族屡屡为外国所败，一时救国救种之论大作，民族意识觉醒，可惜自民国以来，外国对我政策多变其武力侵略而为经济侵略，随着西人对我策略的变化，国民的民族意识复消灭。

余家菊指出，教育最大的责任不仅仅在于民族的自觉，而主要在于其能积极地鼓铸民族的心意。所谓民族的心意，即指民族的感情、信仰、目的而言，其对每个人有驱策束缚的能力。相比英美法等西人，中华民族缺乏一个共有的信仰，由于没有相同的信仰、目的，国人之间的联络协助就变为手段的、自利的。辛亥以前，大家尚有一公共之目的，就是救国。辛亥以后，政界争权夺利；教育界中，上焉者早晨制定一策以扩张党势，晚上又立一计以巩固地盘，下焉者天天想方法出奇制胜以鸣高一时。他指出，目前建立一个牢靠的民族之目的至关重要，他拟定的民族目的是：第一步，对外反抗侵略，保全国权，对内合汉、满、蒙、回、藏一家，东西南北侨胞为一体。第二步，东扶朝鲜，南扶印度，还我香港，收我台湾，帮助南洋侨胞建立自由邦，进而合亚洲、澳洲各国以创立一大联邦。

2.国家主义教育观的内涵

余家菊反对教会教育和洋化学校，进而主张收回教育权，这是从消极方面来提倡国家主义教育；另一方面，从积极方面来看，余家菊的国家主义教育观主要是进行正面的爱国主义教育。当然，爱国主义教育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或手段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形式或手段，爱国既可以采取反传统的全盘西化形式，也可以采取维护中国传统的形式，既可以通过激烈的政治斗争即暴力革命的手段，也可以通过温和的教育宣传和思想灌输手段，余家菊显然属于后者。他之国家主义教育观的实质是通过教育来爱护中国文化，以增强国民的自尊和自信，他在阐释国家主义教育观中经常使用的国性、国魂、国华、国光等此类概念都是从文化角度立论的，即爱国首先要爱护中国的历史与文化。

余家菊的国家主义教育观最初见诸其与李璜合著的《国家主义的教育》一书中，此后散见于在各地任教时的讲演文章中，最后在其《国家主义教育学》一书中系统阐发。(www.daowen.com)

起初，他在《国家主义下之教育行政》一文中指出，国家主义教育的精神或真髓有以下六项：①教育应由国家办理或监督。②教育应保卫国权。③教育应奠定国基，教育应使全民具有共和精神与公民习惯。④教育应发扬国风。⑤教育应鼓铸国魂。⑥教育应融洽民情。他指出，国民间的一体感为国家统一的基础，凡鼓吹宗教界限、阶级界限、种族界限者皆不利于国家统一，教育应提倡“五族一家”“四民平权”“诸教同等”之真精神。不久，在1925年5月9日国耻纪念日这天，他在国立暨南大学的讲演中指出，国家主义教育的要点是：①国家主义教育培养自尊精神与独立气概；②国家主义教育发展国性而阐扬国光；③国家主义的教育陶铸国魂以奠定国基；④国家主义的教育主张拥护国权以延绵国脉。在他看来，欲雪近代以来的国耻，首当用教育以明耻，所谓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十年生聚乃富庶之事，十年教训则系教育之事，二者不可偏废。此处可见余家菊等国家主义派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区别所在，他认为持唯物史观者，每轻视教育而主张经济问题一经解决，则各种问题皆可解决。他以为，教育之事的重要不让于生聚，不能抛弃教育以求国耻之洗血。其实，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忽视教育，他们对教育的重视比国家主义者有过之而无不及。

1925年6月，余家菊应东南大学之聘，在暑期学校，写成《国家主义教育学》一书。在这本书里，他指出，国家主义教育的含义可随时伸缩，就中国目前言之，莫急于：①培养自尊精神以确立国格；②发展国华以阐扬国光；③陶铸国魂以确定国基；④拥护国权以维国脉。

总体来看，余家菊的国家主义教育观的基本内容可概括为如下几点：①教育是一种国家主权，不属于私人、党派、地方、教会团体、外国等个人或组织。如果教育主权分属于外国、私人、地方和教会，则国家之主权受到分割而不能独立。教育权和经济上的产权不同，产权可归私人所有，教育权必须全部归国家所有。②教育是一种国家事业，国家为经营办理此事业的主体。在一定范围内，可容许私人和地方办理教育事业，但必须受严格的国家监督。③教育是一种国家工具，必须掌握在国家手中，教育的目的是统一国民意识，创造国家文化，确立国格，巩固国家基础。④教育是一种国家制度，必须如此，教育才能成为国家的工具，完成国家的功能与目标。

国家主义教育观的核心是国家，教育只是保障国家生存与发展的一种手段或工具而已，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实现国家主义教育观？余家菊认为，应从以下方面来着手：

第一，在制度层面，国家的教育行政机关应建立独立的组织。他以英国为例，主张教育部设立永久次长一人以综理全部事务，不随总长为进退。又依法国例，设全国教育会议，议决教育方针与政策，不以总长一人之好恶而牵动全国教育。一般教育官吏，则限定以有教育专门知识者充之，在法律上予以保障不得无故更调。各省区教育厅之组织亦仿此。这主要是针对民初以来，教育随政潮而转移的倾向而发。民初以来，各派政治势力竟用教育作为政争的工具，或则用学校作宣传机关，或则用学生作攘夺武器。政治影响教育的一个鲜明体现是教育总长更换频繁。从1912年到1928年，除兼署代理的22人次不算外，共换教育总长15人次，由于任期短，权力小，很难发挥教育行政的统御作用。这些在余家菊看来足以离散国民之凝结心而戕害国家。

第二，重新确定国家的教育宗旨。教育宗旨是一个国家长远的教育目标和根本指针，它体现一定历史阶段一个国家教育发展的大方向。中国古代政教合一，教育一直未能从政治中独立出来，教育宗旨往往包含在皇帝下发的政令之中。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范围和深度的日趋扩大和加深，中国开始有了明确和独立的教育宗旨。戊戌之前，晚清的个别学堂中已有近代化的教育目标，然尚无整体性的教育宗旨。戊戌之后，各省纷纷仿效京师大学堂以“中体西用”为宗旨。1903年，张之洞等人在上呈《奏定学堂章程》时，提出了以忠孝为本，西学为用，造就国家通才的教育宗旨。然上述宗旨，在德育方面缺乏现代国民应备的基本特质，在智育方面也不够确切，与其说是教育宗旨，不如说是教育原则。

稍后，王国维指出，“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何谓完全之人物？谓人之能力无不发达且调和是也。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备真善美之三德，欲达此理想，于是教育之事起。教育之事亦分为三部：智育、德育（即意志）、美育（即情育）是也。……三者并行而得渐达真善美之理想，又加以身体之训练，斯得为完全之人物，而教育之能事毕矣”^[50]。王氏认为教育宗旨当涵盖德、智、体、美四育，但这是就教育的内容而言，且各人对德、智、体、美四育内涵的理解有可能人言人殊，故王氏所言失之笼统，不足以为教育宗旨的标准。1906年，学部审度中外情势，奏请宣示教育宗旨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51]，该宗旨系教育家严修以日本教育思想为蓝本拟定而成，其中前两项为中国固有，考虑到教育的民族性；后三项为中国所缺，体现了时代性，且该宗旨切合实际，也易于贯通。“忠君、尊孔、尚公”讲的是德育，“尚武”属于体育，“尚实”指智育。道德教育是立国精神，体育和智育是强国之道，从体用关系看，此宗旨俨然属于张之洞所说的“中体西用”。

民国建立以后，由于政体改为民主，“忠君、尊孔”不合时宜。1912年9月，北京政府教育部改教育宗旨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52]然上述宗旨主要是教育总长蔡元培个人的主张，其中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体现了时代要求，但道德教育、美感教育有空泛不切实际之处，实际上很难实施，加之蔡元培在该宗旨颁发前两个月已辞职，故国内并未奉行。

1915年1月，袁世凯政府废除蔡版教育宗旨，重新颁布教育宗旨，鉴于蔡版教育宗旨中“美感教育”空泛而不切实用，实施困难，因此首先废除美感教育一条，而保留军国民教育与实利教育两条。袁氏尤其重视道德教育，一方面恢复了晚清尊孔（法孔孟）外，并增加诚心、爱国、尽责任、戒贪争、戒躁进五条，以充实其内容。此外，为配合当时地方自治的要求，又增加“重自治”一条。不久，袁氏又于《特定教育纲要》中，重申教育宗旨：“注重道德、实利、尚武，并运之实用。”又进一步规定：“以道德教育为经，以实利教育、尚武教育为纬；以道德实利、尚武为体，以实用教育为用。”^[53]

袁氏特重道德教育，与清末民初革命风气的盛行有直接关系。民国建立伊始，国家各项事业的建设需要安定的社会环境，但当时社会风气却是：“有奔突，无控止，有进发，无回旋，有私愤，无公理，健者躁进，懦者盲从，黠者鼓吹，愚者附和。”^[54]他之所以重新恢复尊孔主张，因孔孟仁义之教是中国几千年来广大国民的处世程轨，用其来扬国粹以整合人心，这显然考虑到教育宗旨的民族性。当时的学风“大都敷衍荒嬉，日趋放任，甚至托于自由平等之说，侮慢师长，蔑弃学规，准诸东西各国学校取服从主义，绝不相同”^[55]。

尚武为甲午战争以来文武合一教育的加强，也是民初军国民教育的先驱，加之当时日本以“二十一条”压迫中国，民族主义高涨，故袁氏特定“尚武”为教育宗旨之一。尚实是西洋思想的发扬，提倡实用、科学与职业教育，袁氏将其视为中国富强的根本。无论袁氏有无诚意，其提倡的教育宗旨能针对当时的教育缺失与社会需要，则为事实。1919年，民间社团教育调查会建议教育部“以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为宗旨。而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吁请根本废除宗旨，改用“教育本义”代之，同意以教育调查会之上项建议为本义内容。教育部虽未正式颁布，实则依照全国教育联合会之建议实行。1926年，中华教育改造社依据国家主义原则，建议明定以养成爱国国民为宗旨，其要旨为：①注意本国文化，以发挥民族精神。②实施军事教育，以养成强健体格。③酌施国耻教育，以培养爱国情操。④促进科学教育，以增益基本知能。^[56]此宗旨简明切要，对实际教育也有影响，然教育部未曾正式公布实施。故自1916年以后，中国教育实际是在没有统一及明确目标的情况下进行的。直到1928年，才由国民政府颁布以三民主义为中心的教育宗旨。

对教育宗旨性质和特征阐述最完整的是余家菊，他认为教育宗旨必须有五种性质：①时间性，合于此时之需要也。②空间性，合于此地之需要。③历史性，合于此民族之需要。以上三者即国家性。④透彻性，可以贯彻于各项教育活动中。⑤确定性，可以明示教育者以努力方针。于此五者，有一不合，即不足以为教育宗旨。余家菊对清季颁布的教育宗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赞赏有加，认为立法者具有教育政治家的气魄与识力。对于民国元年的“以道德教育为主，以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为辅，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这一宗旨，他认为只是策论式的教育政策；对于1919年的“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这一宗旨，他认为是留美学生应用其教科书上之心得而已，他所拟定的教育宗旨为“精忠报国、慈祥恺悌、独立进取”^[57]，这一宗旨有明显的儒家色彩。

第三，设立国庆日，以此来培养国人的国家观念。

在英国留学期间，他注意到，英国在领土上四分五裂，民族性又偏重个性，帝国领土分散于全球，随时有崩溃的危险，但英国人从教育上着手，通过设立帝国日（Empire day）来凝聚人们的国家意识。节日这天，英国的各中小学，一律举行庄严隆重的仪式，英国国王届时发表讲话，勉励帝国人民，目的是从教育上养成各地人民相互间的善意，使彼此都有同生共荣的志愿。他觉得，教育者本可以利用国庆日，以养成全国国民精神之凝结而有一同生共荣之愿望。但反观我国，也有国庆日，然教育者之于此日，仍旧泄泄沓沓，全未领略国庆日之意义。到了当日，教员们没有书教，乐得高飞远飕，学生们没有书读，乐得优哉游哉。好一点的学校，还祭一祭国旗，更用演说点缀一下，然而演说中之意义常游移而不明切，即令明切也狭隘而不咸宏。实际上，国庆日本是一个严肃的节日，国家和教育者应注重节日的教育意义，但国人一直把一些具有纪念意义的节日作为消闲娱乐的国庆日的教育，至少应当包含下列几事：①伸张民权，完成共和。中国虽号称共和，而民权仍旧薄弱，民权不确定，共和终究是假招牌。民权的伸张，有一定的程序，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于精神上的种子则不可不努力播种。况且野心家们时常总想专制自为，宰割一切，皆为共和国家所不能容，所以排除此等恶劣思想，以完成共和政治，应为国庆日教育之第一意义。②五族一家，同生共荣。一国本是一集团，集团的根基就在集团意识，集团意识不明显，集团的行动就不能谐协。中国本来合中部及蒙藏而成，蒙藏则始终若即若离，即内地之论国事的，亦时露蒙藏是可以听其脱离宗主归附于外人的意思。国庆日教育当力矫此弊，务须养成全中华民族之同生共荣的志愿，而尤以养成内地人士一律怀抱启发蒙藏并诱导蒙藏之使命为要。近数年来，各处的地域主义皆甚发达，不但一国之内各省有排外之风，就是一省之内各府县的畛域亦很严厉。考其原因，一是源于历史上的乡土观念，二是由于政治上的纷扰，三是源于生物进化论，四是源于法律上的权利说，五是源于伦理上的个人本位说的。此种地域热情在正当的方向上，在一定的限度内，本有其相当的价值。然中国之所以只受其害而不见其利，是由于外假地域之名，内行自私之实。中国今日情势下，内乱迭生，外侮纷乘，想求自生自存而不于同生同存中去求，也就真正是南辕北辙了。要调节地域主义与个人主义之横流，莫如提倡全国之同生共荣，而国庆纪念日则是施行此种教育之最好机会。③拥护国权，发扬国光。近代以来，中国受尽侵略与侮辱，国民的苦痛不可谓不深，然而一般人对于外人不但不痛恨，而且唯恐媚之不及。外交界勾结外人以自重，经济界趋附外人以自固，甚至教育界也相率凭借外人以鸣高，其他如青年学生以能与青年会洋干事交谈为无上荣幸，文人学士奉西人的片词只义为金科玉律。在国势危急国民萎靡之时，教育家倘若能看到问题所在，利用教育以养成全体国民拥护国权、发扬国光之热忱，而国庆日则是实施的一个最好的机会。

第四，追步先烈，舍己救国。

晚清革命以来，许多仁人志士牺牲生命，前赴后继，始有辛亥革命之成功。及至革命成功，一部分革命志士热衷于功名富贵，而奸雄利用人性弱点贿赂人心，国民道德呈现普遍的堕落，国人心目中之唯一念头就是自私自利。复因新文化运动中各种新思潮风起云涌，夹泥沙而俱下，以致“自由恋爱”“爱情神圣”“主情主义”等口号盛极一时，结果却为少数无行之徒利用而醉心于个人享乐，更使全国青年颠倒于男女问题。余家菊指出，男女问题当然可以讲，但不能把他看作当今青年最大的甚至是唯一的问题，自身的、国家的问题很多，何必非得娶个所谓的“文明太太”来摆场面。青年醉心于男女问题，这在他看来，无疑是精神的堕落，对此，教育者应负一定的责任。他认为，教育方针当引导青年将其注意力集中在国家命运与群体上，不能只知有己不知其他，更不可使青年终日完全劳神于男女问题上。他建议，每逢国庆日，我们当抚今思昔，念先烈之功德，睹国运之艰难，正可以激发志气，共肩国难，以竟前贤未竟之志，而奠国基于磐石之安。

至于国庆日的具体活动，余家菊认为有以下各项：①敬国旗。国旗是国家的一个象征，它不但代表一个民族的集体生活，而且代表过去的历史、立国的理想以及未来的希望。②唱国歌。国歌的功能一方面表现已有的文化，另一方面涵养未来的理想。不能表现已有的文化，国民精神就无所寄托，不能涵养未来的理想，全国就无所蕲向。他认为，中国的国歌《卿云歌》意味深远，境界超脱，基本可以代表中国文化的精神，但此歌于涵养未来的理想一面，似乎不大相宜，中国此时正是国运阽危、民不聊生的时代，国歌为立国精神所系，不可不有发扬蹈厉、奋发有为的气概，与其失之　缓，毋宁失之于躁急，故《卿云歌》不合时宜，只可在国家强盛、人民康乐的时代，用以涵养国民的胸襟。他主张在此歌之外另制辅助国歌，或名“国民歌”，以鼓舞国民志气为要义。③讲演先烈事迹。余家菊认为，最能感动人心的，莫过于先烈的具体事迹，故要多读历史与名人传记，尤其是晚清最后20年，更为先民热血澎湃、中华民族之伟大精神鲜明体现之一时期，教育者当利用先烈之热烈的事迹以养成青年服役之理想。④讲说国势。教育者当使学生充分明了中国今日之国势，应将鸦片战争以来外人骄横、欺凌等种种情形，制为种种图表，使学生触目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