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森曾指出：“近代中国新知识分子多有一段留学异国的经验，这一段经验在他们一生思想及事业发展中常居关键位置，所以也特别值得注意。”^[33]的确，由于近代以来西潮的强烈冲击和中国与西方在历次冲突中的不断受挫，中学在国人心目中因其不能经世而地位日趋边缘化。与此同时，西学在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中的地位渐趋中心。到新文化运动期间，只有西学才是真正的学问已经成为中国绝大多数知识人的共识。余家菊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感染，希望通过留学为中国建立基本的科学基础；也正是两年的留学生涯，为其后的志业打下了一定的知识和思想基础，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对西方实验科学的学习，为其以后的思想发展奠定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另一方面，对西方各种思想的迎纳很大程度上确立了他在文化、政治方面的价值取向。

在北京高师读书期间，余家菊通过杜威、胡适等人开始较有系统地接触到西学，但这只是间接地了解。他是一个凡事要知其所以然的人，加上自己在英文方面有一定的基础，怀着了解西方民主和科学真相，进而为中国社会现状的改造建立基本的科学基础的愿望，于是有了留学的想法，正是英国留学使他较为系统、直接地了解了西方文化。

新文化运动期间，出于改造中国国民性的需要，不少知识青年受西方弗洛伊德等心理学名家的影响，对西方心理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如章士钊、汪敬熙、吴康、傅斯年、杨振声等人。余家菊主张教育救国，而心理学是教育学的基础学科，故他对心理学极有兴趣。在中华大学本科读书期间，他就在学报上发表了一篇心理学论文《梦的心理学》，由于以教育学为自己的专业，而教育学又以心理学为基础，遂自命将从心理学的途径去设法解决中国社会改造的一切问题。在海行途中，他拟定在英期间问学的大致计划为：“从生物学以了解心理学，从心理学以了解教育的真义及方法”^[34]。

1922年3月上旬，余家菊抵达英国伦敦，定居于伦敦西南十一区克莱芬公场马林逊路的来丁格巷邻街。由于初至异国，对相关情况不太了解，他起初并未按其夙愿学习以心理学为主的实验科学，而是先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从瓦莱斯学社会学，从霍布豪斯学政治哲学。在经过半年的游学之后，是年9月，余家菊按照自己的原定目标，进入伦敦大学心理学院，师从史皮尔曼教授攻读心理学研究生。史皮尔曼（Charles E.Spearman，1863—1945）是20世纪前期英国以研究心理统计学著名的心理学家，史氏长于分析，又辅之以实验方法，每周为学生讲授讲演、实验、讨论各一课，这使余家菊对西方科学方法的理解较为深入。在伦敦大学这两年，他的收获是一方面摒弃了中国传统那种模棱两可、过于笼统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尝试运用一些实验的、观察的和数理分析的方法探求人类思想的深层。由于一直对改造中国国民性颇为关注，他希望运用实验心理学来探索中国人的集体心理，以为改造国民性建立科学的依据。他出国前后反复研读麦独孤（William Mcdougall）的代表作《群体心理》，麦氏将这本书的副标题定为“群体心理原则论稿，并试用于解释国民的生活和性格”，这正好体现了余家菊的关注所在。他也特别注意精神分析，希望用其深入探究中国传统的禁忌领域，以便将中国人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重新确定他们对待这些隐藏潜能的态度。

清末时，“科学”一词从日本引入中国，其最初的含义强调的是“分科治学”。从内容上看，晚清时国人对科学的认识主要是将其视为致用之具，特别看重物质科学，因其为救国之要道。在方法上，当时中国学人对科学的理解主要集中在关于中西思维方法的优劣利弊的认识上。梁启超在评论中国先秦学派时，认为其中的第一个短处即是“论理Logic思想之缺乏也”，他觉得“论理者，讲学家之剑胄也”，由于西方到亚里士多德时，论理学已“蔚为一科”，故“其持论常圆满周到，首尾相赴，而真理愈析而愈明”。而中国古人之说理，字义寥廓不定，又论法单一，颇多循环论证，不像西人之著述“必先就其主题，立一界说，下一定义，然后循定义以纵说横说之”。究其原因，一为中国学人“务以实际应用为鹄，而理论之是非，不暇措意”；二为“中国语言、文字分离，向无文典语典Language Grammar之教，因此措辞设句之法，不能分明”；三为“常以教人为任，有传授而无驳诘，非如泰西之公其说以待人之赞成与否，故不必定求持论之圆到”。梁氏说的是先秦学派，实可代表中学整体。他还以例为证：“试观泰西古代思想，集成于亚里士多德；近世文明，滥觞于培根。彼二人皆以论理学鸣者。”^[35]在他看来，思想方法看似细故，对于学术的盛衰却至关重要。

稍后，王国维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王氏说：“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36]王国维与梁启超一样，对于中西学术利弊的认识基本上都是从西方的科学出发。(www.daowen.com)

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等人更强调的是“科学”的“精神”与“方法”，并将其具体化为实验主义与辩证唯物论^[37]。余家菊在北京高师求学时，杜威主讲思维术，胡适又倡导“方法至上”，受他们的影响，其对西方实验科学发生了极大的兴趣，而且尤其关注实验科学的方法。他把杜威的思想方法概括为五大步骤：①感觉疑难；②确定问题所在；③建立假设；④阐明发挥；⑤勘验。这与胡适的见解相似。胡适也认为，杜威的实验主义方法就是科学的方法。余家菊之留学，本抱着学习“国内所无、西人所有”的倾向，故西方实验科学是其特别注目之所在。史皮尔曼的讲学风格是分析与实验并重，恰好符合余家菊的学术兴味。他后来说史氏对他的影响主要是在“思想态度”上，这显然是指史氏论学的精细、确切、冷静的风格而言。后来他说：“若问我所受到影响的老师，以哪一位为最大？单就讲学而不就做人说，我就要说：在我觉识的范围内，最大的影响是受自伦敦大学学院的心理学教授史皮尔曼。他所主持的讨论班，是用极精细的分析态度，做着极烦琐的推敲工夫。每一个字，必分析它的内容，探究它的源流，排比各家意义的异同，厘定它的确切界说。我受了他的一年训练，我才不敢胡乱地用字、粗疏地说话。他把我的轻浮气、妄诞气，一齐都打下去了！假使我在学术上真有一点点成就，假使我所作的文字真有一点点价值，我的感谢大半要向这位老师表示。”^[38]史氏的教导无疑使他在思想方法上由之前的登堂进一步入室。

留学期间，余家菊自定的学术路径是以教育为据点，以伦理为目标，多学实验科学，多看客观事实。他学教育学建立在实验心理之上，学心理学又建立于试验生理之上。由于研究生课程较少，他有较多的时间按照自己的计划学习。除问学史氏以外，他还在伦敦学院学习实验心理学，又在国王学院学习变态心理学，柏德浮女子学院学习儿童心理学，在师范学院学习教育哲学，并于夜间在巴特洗多拔学校学习生理解剖。他如饥似渴地汲取西学新知。

经过英国留学，余家菊对西方实验科学的精神实质和方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从他之后发表的有关教育学论著中可以看出。在《教育学科是科学了》一文中，他指出：“我们颇不必斤斤于教育是否独立的科学，而只希望大家都从科学的见地去研究教育，而打破我们得自先天之笼统的、直觉的、空想的习惯。”^[39]言外之意，所谓科学精神就是精确的、经验的与实际的作风。从其所举的若干实例可以知道，他之科学方法是为通过实验与统计得出数据，然后从数据中归纳出结论。他与梁启超和王国维一样，认为中国人在思维方面有笼统和粗疏之弊，由于思维笼统，所用词语无精当的含义，亦无明晰的界限，所论无洁净无疵之内容，亦无确切不移的效限；因思维粗疏，所论上下句间，每每无必然之关联，又或以一端而概全体，于其依据所应有之应用范围辨识不真。囿于笼统与粗疏，故国人所论，虽妙辞盈纸、脍炙人口，然一考其实质，则不知其主旨何在；议论虽宏，然结构松散，以如此之思想习惯而侈言创造新文化，夸谈融合东西哲学，“何异以漏舟而载万吨，适以沉诸海底而已”^[40]。他主张以分析对治笼统，以严谨的推理对治粗疏。简言之，即希望国人注重逻辑训练，在他看来，科学方法的实质在于逻辑，它可使知识具有确定性、普遍性和公认性。晚年，他对科学方法进行了总结，他说：“谈赛先生，不可不了解的，是分析又分析，科学的方法，就是在分析。将一问题分析到最小的单元，加以实验观测，做成记录。分析试验之后，得有结论，然后以此结论和其他结论贯通起来加以组织，然后成为科学的知识。不分析无从谈科学，不组织也不是科学。”^[41]这明显是在留学期间受到史皮尔曼的影响。

对于科学的价值，余家菊受到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科学功用观影响。赫胥黎之前，英国拥护科学者大多重视科学的实用价值，而赫氏认为科学不仅可以伸张人的理性，而且具有感情、审美的价值。余家菊认为，赫氏科学功用论主要表现在：科学能“使人爱好自然，使人虔敬自然，使人富于美感而归于道德化也”；科学知识“可以改变吾人之人生观”；科学能够培植人们的因果观念；科学就要善用自然法则；科学的成绩可以培养独立研究之能力。

此外，余家菊在潜心于西方实验科学的同时，对西方的人本学科和人本主义思潮也颇为关注。他注意到19世纪英国著名的文化批评家马修·阿诺德的文化思想。马修·阿诺德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将社会道德批评与文化理想结合起来，对英国工业革命期间狭隘、庸俗的科学主义和功利主义进行批评，提出人类追求的目标应是美与智的全面、和谐与完整的目标。余家菊认同阿诺德所言：“吾人欲有运用科学知识之能力（是乃吾人之所愿望者），则必先经过若干的道德化。欲道德化Morlizing，而不用文字、诗歌、精神修养religion等旧工具，殆为不可能。”^[42]阿诺德的文化思想多少加强了余家菊对传统儒家价值的信念。他认为，历史上的诗文承载着先人的伟大精神，寄托着先民的深远情思，其能经过长久的时间考验而存于现在，因其中代表人性中的共同成分，后人每每闻其事读其书时，莫不有所动于中而表于外，今人需要对古人保持敬意，学校教育若使学生为古人的高尚精神所熏染与浸润，庶几人格教育才能收效。他强调，教育决不能忽视人本学科，这显然是针对中国教育界当时有专门化且专门过早的倾向，学习实科者往往以实科功课为唯一有关国计民生之学习，习文科者又多忽视实科，这种专门化倾向对于个人则为偏枯的发展，易流于畸形的人格，在社会则彼此隔膜，而发生无谓的龃龉。他建议，学校教育在课程编制上应遵循均衡原理，于实用科学与人文科学要平均重视，这对国民人格之圆满与国民情意谐和有一定的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