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时人都说中国人像一盘散沙，缺乏民族凝聚力和组织力。但蒋梦麟则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中国人是由许多自治的小单位构成的，似乎更贴近事实。他指出，中国的民主体制包括千千万万的许多单位，由几千年来累积下来的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生活理想疏松地联系在一起，这些或大或小的单位是以家庭、行业和传统为基础而形成的。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个人由上述这些共同的关系与各自治团体发生联系，因此团体内各分子的关系比对广大的社会更为亲切，他们对地方问题比对国家大事了解较深，而这就是民初以来共和政治失败的症结，也是老百姓听凭军阀统治的原因，个人如非因特殊事故与所属社会破裂，永远是小单位的一部分，但是各单位之间并无全国性的组织使其密切团结。蒋氏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优点是人民生活民主，虽经数百年之战乱以及异族之入侵而仍能屹立无恙；坏处在于中央政权软弱无能，易遭异族侵凌。^[2]

不过，随着西方的入侵，中国传统的宗族社会开始向近代社团社会转变。在近代国难趋深之下，越来越多的有为之士逐渐开始摆脱家庭和家族的限制，走向更广大的社会，在社会关系层面，原来以血缘或感情为基础的社会开始被以群体利益的团体关系所代替。近代社团大致始于甲午战争之后，在民族危机亟深之际，一部分知识分子为探求救国道路，开始形成一定的群体意识，进而在组织上逐渐联合起来，社团故而产生。甲午之后的学会、商会、教育会、农会等各种近代社团的持续出现，无疑是中国社会迈向近代化的表征之一。相对于会馆、行会等中国传统社会组织，近代社团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有一个大家认可的宗旨或目标；其次，具有一个统一的规章制度，该制度对社团成员的权利与义务有明确的规定；最后，社团内部设立不同层次的职能机构，以协调该社团的活动。近代社团组织作为社会联系的纽带和政府与民众的中介，在表达民众意见，培养公民的群体意识以及对近代中国政治、社会的影响力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五四时期是近代社团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全国各地出现了许多社团，尤其以学生为主体的知识青年社团居多，这与新文化运动目标的转移有关。新文化运动起初关注于改造国民性，而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资源主要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点的西方文化，胡适的“要想自己对社会有用，必须先将自己锻造成器”这句话可为新文化运动初期的经典表述。但如果整个社会不改良的话，个性解放、自由这些西方进来的新价值将无法实现。所以，新文化运动逐渐由改造个性转变为改造社会。当时一般向上的青年，受时代思潮的鼓舞，特别注重团体生活。陈启天指出：“团体生活是人人不可少的，我们中国人更不可少。我们将来想在社会上有所改造、有所设施，非多得些同志不可。我们现在当学生时代，正宜练习团体生活，得些真正了解的朋友。”^[3]因此，五四知识青年纷纷通过建立或参与社团以劝善规过，互相监督，先改造自己，再改造社会。

中华大学预科毕业之后，余家菊赴上海投考北洋大学，然不中^[4]，后随即进入中华大学本科学习中国哲学。在中华大学本科学习期间，余家菊开始加入各种社团，相继参加了互助社、仁社，且与恽代英筹划成立利群书社、进德会，后又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五四期间，湖北各种社团的建立与恽代英的关系最大。

1917年，梁绍文、恽代英因武昌青年会的邀请，赴牯岭夏令学生会。恽代英目睹其做事的活泼、立言的诚挚、律己的纯洁、助人的恒一，内心大受震动，回校后，就仿青年会法，组织一个提高个人修养并为社会服务的团体即互助社。互助社由恽代英、梁绍文、冼震、黄负生四人于1917年10月创办，社名取克鲁泡特金新进化的含义，是新文化运动期间武汉地区第一个进步社团，它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社团成员之间通过互相激励、观摩从而达成进德修业的目的，其较远的关怀为服务社会与国家。互助社每日开会一次，会上每人报告一日经过，进行讨论，并制定了互相督促砥砺的条文，在自助方面的戒约是“不谈人过失”“不失信”“不恶待人”“不做无益事”“不浪费”“不轻狂”“不染恶嗜好”“不骄矜”等，并每天在日会上进行检查，在每次会毕，社员皆诵读《互励文》，文中称：“我们都晓得：今天我们的国家，是在极危险的时候，我们是世界上最羞辱的国民。我们立一个决心，当尽我们所能尽的力量，做我们所应做的事情。我们不应该懒惰，不应该虚假，不应该不培养自己的人格，不应该不帮助我们的朋友，不应该忘记伺候国家、伺候社会。我们晓得：我们不是没有能力，国家的事情不是没有希望。”^[5]互助社成立之后，借集思广益之功，收切磋琢磨之益，对提高个人自身修养起了一定的作用，社员之间的精神亦很快乐，但因缺乏经济基础，助人的事往往多不能实现。余家菊也加入了互助社，他后来回忆说，该社社员都是一群佼佼不群的人，起初倾向自由，颇带无政府意味。

当时大家普遍认为，提高个人修养只是起点，改造社会才是最终目的，要改造社会，大家先要适应社会生活，因此有实行一种独立自给的共同生活的需要，进而为改造社会创造一些条件。在此动机驱使下，恽代英与余家菊欲筹划建设一书店。1920年年初在武昌横街他们成立了利群书社，作为传播新文化和实验共同生活的基地。利群书社几乎吸收了当时武汉学生几个主要的社团如互助社、健学会、日新社、诚社的大部分成员，可以说是武汉地区学生进步社团的联合组织。利群书社成立后，社员们开始在书社内实行半工半读的共同生活，他们制定了严格的自修和服务制度，举凡售货、送报、做饭以及其他一切杂务，全由社员自己动手，一反旧社会那种轻视劳动的传统观念。实际上，利群书社不仅是一个营业机关，而且是一个文化运动的场所和一个修养会社的结晶体，它试图为进行社会服务的共同生活建立一定的基础，其所达到的要求有以下各项：有一个独立的事业；有一个生产的事业；有一个合理些的生活；有一个实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生活机会；有一个推行工学互助主义的好根基；有一个为社会兴办各项有益事业的大本营。社员们同时做两件事：一是希望在城市中组织一部分财产公有的新生活；二是创办运售各种新书报的商店。

对于改造个人与改造社会的关系，余家菊、恽代英们认为，“我们一切帮助社会的法子，无非是帮助自己，因为我们知道，要社会越进化，便自己越有幸福。然而我们一切帮助自己的法子，无非为帮助社会，因为我们知道，要自己能力越大，便为社会越能负多些任务。我们很信，除了为社会，无法子为自己，除了为自己，亦无力量为社会”^[6]。为什么要实行共同生活呢？他们以为，他们原来久已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品性上、学问上实行互助的地方很多，他们很相信大家若能住在一块，彼此切磋观摩，精神上既感愉快，学行两方面亦必然更有大大的进步，至于生活的压迫，亦比各人单独的生活减轻些。他们普遍认为，共同生活可以减轻生活的压迫，而造成生活压迫的根源是私有制度，所以要打破私有财产制度，而财产共有是根除私心的良法，为克服私有观念，他们平时在生活中和行文中往往去掉姓氏而直呼其名，因为他们认为姓氏是私有制度的产物。在如何改造社会这个问题上，从他们拟定的办法来看，显然受当时新村主义和工读互助主义等思潮的影响。(www.daowen.com)

仁社于1918年由恽代英等人创建，宗旨是“以群策群力之功，达成己成人之鹄”，其性质与目的与互助社实际上没有多大区别，主要是青年人交流感情、砥砺品行的组织。仁社与互助社的精神大致相似，有鲜明的儒家色彩。这些会社均采取自由、开放的活动原则，又打上了近代社团的烙印。

在参加社团活动期间，余家菊与众会友相互砥砺品行、交流思想，纵论天下大事。如1918年4月23日，恽代英来访，余家菊提出，每日须辟一新境界，又说：“改过宜用积极替代之法，如忌人则不但自除忌念，并须极力助所忌之人，如此忌念自除……忌念之害，使二贤则必相厄。夫二贤相助，其成功甚大，胡厄则徒害成功。”^[7]这显然是传统儒家的作风。此外，他又受新文化运动期间工读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新思潮的影响。如1918年5月18日，余家菊拜访恽代英，谈及未来打算时，恽代英希望将来学习可以生活为唯一目的，自己可以自由研究，又表示将来用工读形式赴京读书。工读主义是五四时期盛行于青年学生中的一种思潮，主张劳心与劳力、教育与生产劳动、学问与生计相结合，通过在各地建立工读互助团，然后联合起来，以创造一个新社会。当时他们常说的“安那其”即无政府主义（Anarchism）在晚清时由欧洲传入中国，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成为一种思潮，其基本内容是反对以政府为核心的一切强权，并向往一个人人平等、自由，没有剥削与压迫的理想社会。

此外，恽代英等受蔡元培的影响，曾计划发起进德会，该会戒约大致与北大进德会相同，比如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吃酒、不吃烟等。当时，中国社会处于新旧交替之际，旧道德式微，新伦理尚未建立，一些新进少年打着新文化的旗号享乐腐化，甚至一些学校中的青年教师道德低劣，恽代英在其日记中就谈到河南一些学校校长、教师皆少年，整日酒肉征逐，花柳逢迎，学校如官场一般。他观察到，湖北当时以少年办学校者，能不嫖、不赌盖希。^[8]但湖北教育界主要由一帮老前辈把持，虽不能发展革新，尚不至如河南教育界那样丑恶。武昌地区的学生社团活动余家菊参与不少，但真正影响到其后来人生的是少年中国学会。

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于1918年6月底，正式成立于1919年7月初，发起人为王光祈、曾琦、张梦九、周太玄、李大钊等人，总会设在北京，它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历时最久、会员最多、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社团，学会宗旨起初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学会在最初成立时成员们的思想倾向各异，有的会员偏重国家主义，有的偏重无政府主义，有的偏重社会主义，有的则同时信仰几种甚至相反的思想，有的今天相信国家主义，明天又无政府主义，即便是同一种主义之下而各人的理解实际上也不同。不过，会员们在主义上虽无共信，但在最初大致都主张从教育、学术或实业入手，进行社会改革。余家菊于1918年10月由王光祈介绍入会，它为余家菊走出湖北、进入更为广阔的中国思想界和政界建立了一个平台和桥梁。余家菊此后与国内各种势力的关系便是以少中学会为起步的，因而它对余家菊一生的影响至关重要。

在交往中，恽代英对余家菊的看法前后也有所变化，他在日记中记道：“余君旧每试冠军，此时与吾等交甚浅，以吾等所知，似嫌太用心，而未必有何等实用之思想。今日与之相接，乃知大非所料，岂非吴下阿蒙耶？抑前者吾固未之知其情耶？以近所见，余君大有思想，既与余等倡自助之约，又屡倡议设学校议事会。虽不见实行，要非常人所能道也。余君纯良自约制，吾友亦吾师也。”^[9]不过，两人的思想分歧亦初露端倪。恽代英虽对余家菊的为人赞赏有加，如说：“其人无多俗气，事理颇能商榷，精神发达颇合度，不易及也。”^[10]又说：“景陶思想颇密，亦勇猛。”^[11]但他又觉得余家菊身上的学者气息稍重，常固执己见。他曾对余家菊说：“吾人作事，宜常察其成效如何。勿以成效小，而直以为无成效。因‘无成效’三字每易引人灰心也。余作事之始，每用全力务使得若干成效，即以此成效，友自勉策，得此法之益不小。”^[12]大致可以说，恽代英对结果相当看重，这已蕴藏着其思想此后日益激进的可能，而余家菊则相对较为温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