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家菊的童年恰处于中国教育文化的转型期，教育改革是这一转型的主要部分。由于湖广总督张之洞积极倡导洋务，湖北的教育改革显然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早在甲午之前的1893年（光绪十九年），张之洞奏请设立湖北自强学堂，内设方言、算学、格致、商务四科，后商务、格致两科因教学困难停办，实际所存只有方言一科，故又称方言学堂，这是一所典型的外国语文学校，与京师同文馆性质相似。不过，从19世纪60年代初到1901年，中国的教育改革只能说尚处于起步阶段，这个时期只有单个的新式学校，且为数很少，大部分学校仍为传统的旧式学校，科举制度仍为这个时期教育之核心，在整体学制方面没有变化。经过甲午之败，有识之士对于新教育有了深一层的认识，开始注意到整个学制的问题。张之洞在其《劝学篇》中对整体学制进行了初步的规划，提出：各省道府州县均须设学，京师省会宜立大学堂，道府中学堂，州县小学堂；课程则中西并重；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提出了与张之洞类似的教育改革计划。经庚子战败的教训，清廷开始推行新政，新教育遂加速进行。1902年，张百熙奏拟学堂章程，将整个教育分为三段七级。第一段为初等教育，分蒙学堂、寻常小学堂及高等小学堂。蒙学堂规定，儿童自6岁入学，至10岁升入寻常初等小学堂，13岁升入高等小学堂。两年之后，朝廷又公布《奏定学堂章程》，其中高等小学堂以“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壮健国民之气体”为宗旨。学科有修身、读经、中国文学、算术、历史、地理、格致、图画、体操等九科。修身及读经教材为四书、《诗经》、《易经》及《礼仪》的《丧服经传》，音乐仍以古诗歌代替。

家塾散馆之后，余家菊随即考取了县立道明高等小学堂。道明学堂在长轩岭街南坡下田恒福支祠，分上下两堂，各60人，原名为黄陂县立北路高等小学堂，创建于1906年秋。由于该校所在地有程明道故址道明山，故改名为道明学堂。道明山在滠水之滨、木兰山下，环境清静幽雅，明道、伊川两先生的父亲曾宦于此地，两位先生实生于此地，长于此地。

道明学校实是余家菊正式接受新式教育的起点。该校教员名义上多为秀才，实际上大多受过新式师范学校的训练。学校每周授课36小时，课程有读经、汉文、修身、英文、算学、格致、博物、历史、地理、音乐、图画、体操等。从课程内容来看，道明学校已经完全是一个传播西学新知的新式学校，学风淳朴精进，和余家菊在家塾中接受的教育有本质的不同。不过，道明学堂对余家菊在知识方面似乎影响不大，其影响主要体现在思想方面。其时，正处革命风暴来临的前夕，校内革命气息较浓，教师当中言革命者居多，如“雍容大雅”的雷尊吾、“刚正严峻”的闵文卿、“发扬蹈厉”的姚干青、“中正和平”的张新宇、“英武慷爽”的萧介卿等。其中姚干青对余家菊的影响尤大，姚氏系同盟会员，服膺阳明学说，时常策励学生“各敛精神肩大难，书生原作纪功篇”^[9]，许多学生受其影响。学校注重军事训练，每名学生配备木质教练枪一支，每周教练三次，每年秋天还举行秋操，进行攻守演习，令余家菊后来记忆犹新的是1910年以日本为假想敌的秋操。

在道明学堂的经历，使余家菊始知天下事，对国家兴衰和民族荣辱的意识很可能萌发于此时。从其后来的回忆看，他对道明受学时老师们的性格、气质印象较深，尤其是姚干青，这为他之后接受阳明学说打下一定的基础。也正是在道明学堂，余家菊碰到了自己后来的青年党同志陈启天。他说：“我的家庭风气以及幼年所受教育皆是谨慎厚重的一派，规行矩步，不敢轻于言语，妄谈世事。到12岁进道明高等小学，所有教师再稍稍偏于爱国志士一派，维新变法，建国也有革命论调，例如操练作战以及同学自动剪发，在家庭所有的习气渐渐改变。”^[10]可见，道明学堂对余家菊个人性情的变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具体来说，它使余家菊原来谨饬内敛的性格有所改变。

1911年秋，余家菊在道明肄业。不久，武昌起义爆发，当时武昌有学生军成立。受革命风潮感染，余家菊与二兄、三兄一起前往投军，由于学生军停止收录，余家菊遂单身回乡。此时，他颇有参加革命之志，虽投军未果，但从军经历使其对革命有了直接的观感。他发现武昌城内，“革命志士与洋学生西装革履意气洋洋，杂还其间，一若已成文明上国者。服官者一律月给二十元，无不足意，人人相称以同胞，工役亦自矜以服务共和，生机沛然，幼稚可爱。”^[11]在这个少年眼中，当时的革命党人，大都志趣高尚，有救国之志，无利己之心；他觉得武昌城内的革命军纪律严明，有爱民之实，军民关系相当融洽。

因投军不成，余家菊遂进入武昌的文华书院预科学习。文华书院为美国圣公会于1871年所设，1909年改为大学。最初20年，文华书院用中文教学，目的在培养传教士，课程以神学为主。1891年后，改用英语教学。庚子之后，由于政府鼓励西学，入学人数大增，故规模扩大。文华书院分技术科学、神学、中国文学及医学四科。预科于1909年设，招收12—18岁青年，接受六年的大学预备教育。课程包括与大学各科有密切关系的中西学科。由于重视学生的品德教育，对学生生活管理非常严格，凡入学者必须住校，遵守校规，否则除名。文华书院当时的校长为英国人翟雅各。民初中国的教会学校在教学内容上一般来说有三个方面：一是宗教教育，二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经典，三是西方科学知识。文华书院也不例外。余家菊对宗教课程不感兴趣，由于学校课程进度太慢，校中商场气息较浓，校风颇涉洋化，校内又设有教堂朝夕礼拜，与地方百姓鄙视洋教的习气不容，这与余家菊所受中国传统教育　格不入，大约在1912年秋，余家菊即转入武昌私立中华大学预科学习。文华书院的短暂经历是余家菊接受西方科学之滥觞，也是他最早接触到宗教。

中华大学系黄陂人陈宣恺（蔡平）、陈时（淑澄）父子创办，该校以“成德、达材、独立、进取”为校训，按照现代教育理念与方法办学，校风颇为民主。在中华大学预科，余家菊有幸遇到了对其影响程度不一的刘凤章、邹允中、恽代英等师友。其中，他对邹允中讲授的英文、美国金先生讲授的哲学以及社会学、美学印象颇深。他后来回忆，“邹先生之基本英文，刘先生之做人启示，金先生之西学领导，是为三不可忘者”。邹允中，湖北宜昌人，是基督教徒，毕业于武昌文华大学。1912年始在武昌中华大学教英文，余家菊的英文知识可以说完全归功于他。当时国内通晓英文的人不多，余家菊因为懂英文，能读外国书，所以以后的见解要比一般人都强。他后来承认，其在学术上的成就多半归功于能读外国书。

刘凤章，字文卿，湖北黄陂人，系清末民初湖北有名的学者，究心于阳明之学，提倡致良知与知行合一，时人称之刘阳明先生。刘先生主讲伦理学，并于课外设“文会”，一般于每周日举行，每开文会时，刘氏主讲经学或理学，并出题作文。余家菊儿时的家风及教育皆属于谨慎厚重一途，入道明学堂后，由于道明老师整体上沾染阳明气息，受其感染渐改此前矜持习气，但在学理上没有依据。刘凤章对余家菊的影响主要是建立起对阳明学信奉的学理基础。阳明学说教人敢于行其所信，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精神对于青年余家菊、恽代英等人影响颇大。他后来说：“我在14岁的时候离开家塾到武昌念书，遇刘凤章先生，他是黄陂同乡，讲阳明之学，提倡致良知与知行合一，教书时以强烈的热情发挥他不平凡的意见，我受他很大的影响。及至受刘先生影响，行其心之所信，轻视前人，感染轻躁风气，敢作敢为，我一生所遭挫折，其学术上的理由，我认为就在于此。”

中华同学中，恽代英尤其受刘先生的影响最大，当时的恽代英“提倡即知即行，走路不坐人力车，暑天不戴帽，思想充沛，行动矫捷，在同辈中不可多得”^[12]。阳明学说对那时青年人的影响在时人日记中随处可见，恽代英在1917年8月29日的日记中指出：“阳明致良知，其徒之发愤有为，颇近耶教，皆一恃上帝，一恃良心也。余亦将略采良知之说，以自成就。在此，多走路不患困乏，多食亦不患不消化，皆以多运动之故。且胸腹畅爽，心气平和，每日起居自然合节。日间觉甚长，因起既早，而山间又不易夜。而日闲作事又少也。”^[13]两年之后的10月17日，他又在日记中记道：“我们常常发奋，明天怎样读书，同为自己。然而到了明天，依旧萎靡下来，这是什么原故？实在考究起来，一方是没有践履道德——良心所命令的话——的勇气，一方亦因自私静止的生活，比较没有兴味。恐怕最重要的还是能有牺牲自己去践履道德的勇心。他能够做牺牲自己的事，去践履道德，那不消牺牲自己的道德，自然更容易践履了。”^[14]恽代英希望可以利用阳明学说去锤炼意志。他之所以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其间一个重要原因是该学会特重实践性。在致王光祈的信中，恽代英说：“我很喜欢看见《新青年》《新潮》，因为他们是传播自由、平等、博爱、互助、劳动的福音的。但是我更喜欢看见你们的会务报告。因为你们是身体力行的。从实告诉你，我信安那其主义（无政府主义）已经七年了，但是，我亦不同主张安那其的人说安那其，因为他们多半是激烈的、急进的，严格地说起来还怕是空谈的、似是而非的。所以同他们说了，除了惹些批驳同嘲骂以外，亦没有什么好处。我信只要将自由、平等、博爱、劳动、互助的真理，一一实践起来，勉强自己莫勉强人家，自然人家要感动的，自然社会要改变的。我觉得，我们少年不是主张新学说的难，能真有奋斗、改造的志愿同能力的难。你们说要身体力行，这实在最不错了。阎锡山的孔子教育，有人说他是毒蛇猛兽。然而说亦是无用的，他真算能做的一个人，我们若不做，你能怪阎锡山吗？我们若肯做，你用得着怕阎锡山吗？一个阎锡山，可以抵得住一万个只知道说话的新思想家。一个身体力行的新思想家，亦可以抵得住一万个只知说话的孔教徒。事既如此，我们要胜利，只有身体力行一法。”^[15]在恽代英看来，身体力行的实践比只说空话要重要得多，而这无疑是受阳明学说的影响。

当时的社会风气，无论是维新还是革命，都一面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见解，一面欲投身于实际的活动。中国传统思想中，最契合这种社会风气的无疑是阳明学说。复因日本明治维新诸人物的提倡，时人则以为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颇得力于阳明学，此更增加了国人的信心，故清末以来，阳明学在中国风靡一时。阳明学主张致良知，将不学而知的良知发展出来，做人就够了；又主张知行合一，真知必然行，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前一种说法，使人自信心坚强；后一种说法，使人进取心旺盛。在近代要求人人积极有为的时代，此种说法，自易流行。

阳明学之所以在晚清民初的中国畅行，究其原因是适应了当时革命气息愈来愈浓的社会需要。革命需要一定的勇气与道德意志，而阳明学说恰好可以提供给革命者一种必要的思想资源。梁启超曾说：“中国竞亡则已，苟其不亡，则入虞渊而捧日以升者，其必在受先生（指王阳明）感化之人，无可疑也。”^[16]晚清倡导改良的梁启超、谭嗣同，主张革命的宋教仁、汪精卫，以及后来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都曾一度受过阳明学的影响。具体到余家菊本人，阳明学说透过姚干青、刘凤章影响到他，其影响一直持续到抗战时期。孔子曾将人的性格分为狷介、狂进、中庸三种类型。余家菊在道明之前的受教经历明显偏于狷介一途，而道明学堂和中华大学的受教经历使其狷介气象稍变，但却始终并未发展至狂者地步。

此外，道明学堂时期学校组织的以日本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可能使余家菊最初萌生了民族国家观念。1915年夏，恰值中华大学预科毕业之际，袁世凯政府刚刚接受了日本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学校为激发学生的爱国心，给每个学生赠《武穆集》及一把上署“还我河山”四个字的扇子。大体可以说，道明学堂和中华预科的经历多少使余家菊有了朦胧的民族主义思想。他后来指出，他实际上对于政治活动自始至终没有多大的兴趣，只因从幼年以来便习闻爱国救国之说。他自12岁离开家塾进道明学堂，仇恨日本、发扬尚武精神以及革命之说对他都有影响。一直到1915年，日本用最后通牒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令当时全国人心大为震动。他当时已17岁了，此事对他内心的震撼也很大。

不过，直到1915年6月余家菊中华大学预科毕业时，其思想世界中显然主要受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宋明理学影响，西学只是通过若干教材和老师的言传稍微影响到他，故其思想世界比较单一，几乎完全是来自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西学对此时的他来说只是较为朦胧的影响。不久，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余家菊思想世界逐渐开始出现质的变化，这表现在对西方文化质素的汲取。

【注释】

[1]张之洞：《劝学篇》，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2]《湖北通志》二，1921年重刊本，张仲、杨承禧等撰，台湾：华文书局，1967年版，第572页。(www.daowen.com)

[3]余家菊：《疑是录》，参见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回忆录》，台北：慧炬出版社，1994年版，第190页。

[4]余家菊：《六三回忆录》，参见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回忆录》，台北：慧炬出版社，1994年版，第49页。

[5]谭嗣同：《仁学自叙》，参见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页。

[6]王汎森著，王晓冰译：《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6页。

[7]余家菊：《疑是录》，参见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回忆录》，台北：慧炬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页。

[8]余家菊：《疑是录》，参见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回忆录》，台北：慧炬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页。

[9]余家菊：《五十回忆录》，参见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回忆录》，台北：慧炬出版社，1994年版，第97页。

[10]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回忆录》，台北：慧炬出版社，1994年版，第49页。

[11]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回忆录》，台北：慧炬出版社，1994年版，第49页。

[12]余家菊：《六三回忆录》，参见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回忆录》，台北：慧炬出版社，1994年版，第49页。

[13]恽代英：《恽代英日记》，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39页。

[14]恽代英：《恽代英日记》，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644—645页。

[15]恽代英：《恽代英日记》，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624—625页。

[16]梁启超：《德育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