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岁时小家菊从外祖母处回家，随后即就学于家塾，师从秀才黄祺庵。其时科举将废，学堂渐兴，中国教育体制处于新旧交替之际。故兴建学校为各地第一新政，各族竞立学校。对当时大多数乡民来说，入新式学校为读洋书，开通的人家认为子弟在入学校之先应将中学基础打好，所以各大姓一面有学校，一面还有家塾。余家当时立有自治学校，同时有家塾四五所，入自治学校的，都是家境较差的家族子弟。然余家教育子弟不弃旧学，故余家菊兄弟仍在家塾受学，一直到1908年年底。当时的私塾可分为三种：一由官绅富裕之家请教师到家，教其子弟；一由家人自教；另一由教师自己在家开馆，招收中下等子弟。故就师资程度而论，前二者较高，可由生员、举人到进士翰林，视家庭之财富与社会地位而定；后者则多由生员以下程度者充任。

家塾六年，余家菊接受的是地道的中国传统教育。第一年，相继读过《三字经》《史鉴节要》《地球韵言》之类书籍，教科书之所以这样抉择，是代表当时新旧两派的折中趋势的。第二年，便读四书、《诗经》等书，只背诵，不讲解。第三年，随读随讲，并且指定一部书，按日讲解一段，逐句逐段讲下去，先受四书，由《论语》而《孟子》，而《大学》，而《中庸》，注解用的是朱熹注；既经讲书，又同时讲读时文；没有读过八股，当时所学的，叫作义；之后学作文，余家菊的第一个作文题目是“人皆可以为尧舜”。因为，做人为学都要自己上进，不可依赖他人，更不可看作别人事。黄师给其最后一个作文题目是“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孟子》）。可以说，家塾六年，小家菊经历了童蒙时代必经的传统教育的基本程序，从诵读、习字到作文。家塾中，规矩紧严，起居、言谈、课业，各有定规定程，稍不合节，轻则挨骂，重则罚跪、挨打。家塾教师黄祺庵为人“坐必正襟，行必矩步，出入必有时”^[7]，以标准的儒家理念和方式教导诸生，这从余家菊第一次作文题目“人皆可以为尧舜”和最后一次作文“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可以看出端倪。可以说，黄祺庵对余家菊的影响终其一生。

余家由于经商关系，父执们经常在外走动，故在教育方面亦不拒新潮，余家菊在家时也偶尔见到小学教科书及时事新闻等新式信息载体。有时在假期时，一些在外面接受学校教育的新学学生归来后，还偶尔教他们一些英文、物理等新学知识。他后来回忆说：“予年虽幼，得见当时青年运动之文字，虽不解所谓，但已觉国家正在不安状态中。”^[8](www.daowen.com)

家塾六年的传统教育，无论在理智上还是感情上，无论在为人处世还是其一生的志业上均影响到余家菊的一生，可以说，正是这六年的传统教育在无意识层面决定了余家菊后来对中国传统的亲近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