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家菊出生的数年前，中国在与自己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的战争（1894—1895）中遭受了巨大的挫折。这次战争的失败对近代中国震撼之大实属空前。甲午之前，中国虽曾败于英法等欧洲列强，然只是唤醒了少数中国士人的民族意识，大多数国人仍处于浑浑噩噩之中。但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于自己历来看不起的蕞尔小国——日本，的确从内心深处刺激了国人的自尊心，这场战争无疑激发了中国人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这表现在一部分知识精英开始摆脱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开始以民族国家的观念来看待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余家菊后来的青年党同志左舜生认为，甲午战争直接影响了此后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

甲午战争结束不久，以康有为为首的1300多名举人在北京发起了“公车上书”运动，这次上书拉开了维新运动的序幕。后经几年的酝酿、组织、宣传与鼓动，康梁维新变法终于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于余家菊出生的1898年成为朝廷的体制运作。然而遗憾的是仅过百日，变法便以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洒菜市口而失败。不过，这次书生问政给余家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20多年后，时在英国伦敦留学的余家菊，便把戊戌变法运动作为近代中国“革命”的起点。

严复也在甲午战争期间开始把西方的进化论翻译介绍给国人，这给长期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中国人的思想世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冲击。此后，中国人的价值观念逐渐西化，人们不再以“文明”为圭臬，而渐以“富强”为期盼。进化论之后，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西方实验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思潮陆续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性思潮，对近代中国社会造成深刻的影响。上述这些主导性的思潮从另一方面影响到后来的余家菊。(www.daowen.com)

也在余家菊出生的当年，晚清重臣张之洞出版了其撰写的《劝学篇》。《劝学篇》分内外两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1]，张氏实际据此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因应世变的救世箴言。不论张氏本人当时立论的重心是“中体”还是“西用”，这一标志性口号也对余家菊后来的思想倾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无论是严复、康有为，还是张之洞，他们都强调当时中国的世变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而余家菊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巨变时代，这样一个古今中西各种时空因素交替并存的时代无疑对其思想历程起了形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