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方理论的理论内涵

20世纪70年代，由于受到现象学、存在主义等哲学思潮的影响，人文地理学蓬勃发展。自20世纪70年代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重新将“地方”（place）引入人文地理学研究以后，“地方”（place）成了当时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和实证主义地理学家不同哲学取向的重要概念。20世纪80年代，对地方概念的兴趣在人文主义地理学以外增长。与地方相关的概念，包括地方感、地方依恋、地方认同、地方依赖等，它们一起组成了地方理论。

迄今为止，概念的建立、理论的构建、指标体系的建立以及运用于人地关系的大量实证表明，以人文主义地理学和环境心理学为代表的西方学术界基于地方理论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研究体系。总体而言，地方理论是从人的感觉、心理、社会文化、伦理和道德的角度来认识人与地方的关系的理论。在这一理论被引入我国的时候，出现了不同的表达方式，有的将“place”翻译为“地方”，有的将其翻译成“场所”，前者主要存在于地理学研究中，后者主要存在于景观学、建筑学、城市规划等相关研究中。

1.地方与地方性、地方意义

段义孚认为，人在“地方”居住或经常性地接触“地方”，就会对地方产生各种强烈和持久的情感反应，地方是“在世界活动的人的反映，通过人的活动，空间被赋予意义。地方是人类生活的基础，在提供所有人类生活背景的同时，给予个人或集体以安全感或身份感”。一个地方之所以能够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旅游景点，不仅是因为它长期存在于一个相同的地方，还在于这个地方包含了各种事件的累积，这些累积被记载在历史书、纪念碑、节庆、遗址遗迹、旅游项目或旅游产品当中，从而成为人们延续历史传统的一部分。地方性是一个地方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特性。瑞夫（Relph）认为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客观物质、功能以及意义三重属性，地方性就体现在这三重属性中。其中，地方意义是人们赋予地方的象征意义、思想感受、态度和价值等，是地方的主观属性。不同的人赋予地方不同的意义，地方意义是复杂多样的甚至可能是相互冲突的。

2.地方感与地方依恋

地方感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较为深入的领域。地方感以人类地方体验的主观性为基础，其内涵包括了地方本身固有的特征与个性（地方性），以及人对于地方依附的情感与认同，简言之，地方感可以概括为一种满足人们基本需要的普遍的情感联系。对于能够使人产生强烈的感情体验的地方，人们往往有强烈的依恋感，而这种情感上的依恋又逐渐成为“家”这一概念形成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元素。这样的地方有着不同的空间尺度，可以是某个房间、家、社区、城市，乃至区域与国家，它们都可以成为地方感所依附的空间单元。构建模型和设计量表是地方感研究的重要手段与方法。多年来，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都探讨过地方感的维度，波特（Bott，2000）在莱弗（Relph，1976）、斯蒂尔（Steele，1981）、朱伯（Zube，1982）、格林（Greene，1996）、林奇（Lynch，1997）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研制出一个用于测量人工环境地方感的测量表，该测量表由自然环境因子、文化环境因子、情感因子和功能因子四个方面构成；Pretty（2003）则把地方感分为地方依恋、社区感和地方依赖三个维度。朱竑、刘博（2011）在多年来西方学者关于地方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地方感、地方依恋等概念进行辨析和研究，认为地方感是一个包容性概念，是指人们对于特定地方的情感依附和认同，主要包括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两个维度，其核心内涵体现出社会文化建构的过程，并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与发展的过程中。

地方依恋最早来自环境心理学研究，用来描述人与地方之间的情感连接，随着各学科对相关理论的不断完善和实践，一般认为，地方依恋与人文地理学中的地方感在核心内涵上基本相同，区别在于：地方感强调地方，相关研究多应用于人与地方关系的探讨；地方依恋则强调人对于地方积极的感情依附，侧重人的心理过程，相关研究多以实践进行定量分析。威廉斯等（Williams et al.，1989）提出的“地方依恋”的概念、由地方认同与地方依赖两个维度构成的地方依恋理论框架得到其他学者在相关理论方面的应用、拓展和实践。然而，尽管学术界围绕着地方依恋的概念、维度、影响因素、实践应用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目前对地方依恋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常用的定义认为，地方依恋指人与特定地方之间建立起的情感联系，以表达人们倾向于留在这个地方并感到舒适和安全的心理状态。地方依恋感是人本主义的微观认知方法论中探讨人地关系的重要理论，着重研究人与空间（地点）的关系与联系程度。

（二）旅游目的地的地方依恋研究

地方依附理论的应用研究包括以下两个方面。(www.daowen.com)

其一，是研究地方依附和旅游需求（尤其是重游率）之间的关系。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依附具有金字塔层次结构，从弱到强依次为地方熟悉度、地方归属感、地方认同、地方依赖和根深蒂固感。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依附程度越大，其重游的次数越多，对旅游目的地的忠诚度越大。Kyle和Mowen以一个市民公园为例研究了旅游者旅游动机和地方依附之间的关系，发现不同的旅游动机导致不同水平的地方依附，例如，地方依赖和健康动机之间存在明显正相关关系，地方认同则和自由自在及学习两个动机存在明显正相关关系。这项研究结果给予旅游目的地产品规划许多启示，如设置康体类旅游项目往往能够吸引旅游者重游该地。

其二，根据地方依附水平不同区分不同行为特征的旅游者，这种区分对旅游规划与管理具有重要意义。Bricker和Kerstetter通过对激流泛舟者的调查研究发现，此项运动技艺越高的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依附越强，尤其是拥有很强的地方认同。这个研究结果可以帮助旅游规划和管理者将运动技艺高的旅游者确定为旅游目的地的相关利益者，因为这些人不愿意更换旅游目的地，更愿意参与到旅游目的地的规划和管理中。Kyle和Graefe发现拥有更强地方认同的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拥挤更敏感，心理容量小，更愿意为旅游目的地的环保付费；拥有更强地方依赖的旅游者的心理容量较大，更愿意为改善旅游设施付费。

（三）旅游目的地地方意义研究

独特的地方意义使一个地方成为一个旅游目的地，旅游业也不断使地方意义发生改变。研究一个地方如何成为一个旅游目的地，即如何构建能够吸引旅游者前往旅游目的地的地方意义，成为地方理论在旅游学中的应用之一。Squire有关华兹华斯的诗歌和英格兰湖区旅游业发展的研究表明，文学作品可以将一个地方浪漫化，使原本无意义的荒野地成为充满文化意义的旅游目的地。Kruse关于利物浦的旅游景观调查研究发现，甲壳虫乐队成为地方意义的中心，而这个地方意义是一个混杂体，既包含历史形成的真实成分，也包含后来复制的成分，还有大量伪造的成分。Gibson和Davidson关于澳大利亚乡村音乐之都塔姆沃思的研究进一步表明，旅游目的地的地方意义可以是全盘挪用的，与历史真实无关。这种创造出来的地方意义是一种社会构建，是城市更新、城市营销和旅游业发展中各种政治经济力量协商的结果。

对旅游目的地来说，地方意义的研究还有以下几项实践意义。

其一，是利用现象学和主题分析法获得旅游者赋予旅游目的地的意义，将这个意义结构作为一种基于旅游者主观体验的旅游目的地评价。相关研究包括Hayllar和Griffin对悉尼The Rocks历史城区的地方意义调查，研究表明“亲切”和“真实”是绝大多数旅游者赋予The Rocks的意义。而Bricker和Kerstetter对激流泛舟者的调查研究则发现不同旅游者赋予旅游目的地的意义大相径庭，和旅游者的个人特征及其对旅游目的地的依附水平有关，地方意义可能是复杂和多样的。

其二，研究旅游者赋予旅游目的地的意义，可以了解旅游者的偏好，从而更好地进行旅游产品规划和旅游地促销。McAvoy对白人和印第安人的地方感对比研究表明，白人赋予某旅游目的地的意义从强到弱依次为自由、教育、文化和宗教，印第安人则恰好相反。因此，体验性个人化的旅游产品最受白人欢迎，宗教旅游产品最受印第安人欢迎。Young对澳大利亚某旅游目的地的研究表明，旅游者赋予旅游目的地的意义和促销材料试图传达的地方意义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了解旅游者的地方意义可以提高促销效果。

其三，研究旅游者、居民关于旅游目的地的地方意义的差异与冲突，可以更合理地开发旅游资源，管理旅游目的地。例如，Dustin等研究了美国魔鬼塔旅游目的地的地方意义中的文化冲突问题：魔鬼塔对印第安人是一处不可侵犯的宗教圣地，对白人则是一处绝佳的攀岩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