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分析哲学已经开始对自己百年历史的反思，并意识到危机的存在。冯·赖特在20世纪末指出：“在本世纪下半叶，分析哲学……逐渐失去了独有的面貌；它变得越来越折衷，它的同一性可能陷入迷途。”（von Wright，1993，p.25）而格洛克（Glock，Hans-Johann）认为：“如果说失去同一性是一个普遍的担忧，那么失去活力是另一个。”（Glock，2008，p.1）

笔者认为这两种担忧更具体地体现为缺乏方法的危机和缺乏问题的危机。显然，冯·赖特担心的“同一性危机”指的是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诸多新的分析哲学流派，它们与早期分析哲学以及彼此之间在元哲学和方法论上都有明显的分歧，以至于今天已经很难再找到某个特征能恰好把握人们所认为的分析哲学工作。格洛克使用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family resemblance）来消解对“什么是分析哲学”的追问（Glock，2008），这本身是对分析哲学同一性危机的再次确认。我们知道，分析哲学自诞生之初就以其特色鲜明的工具、方法和形态截然区别于传统哲学。它通过全新的工具巧妙地处理了古老的哲学难题并由此获得声誉。而从今天的分析哲学研究中已经不太可能总结出区别于传统哲学或经验科学的标志性方法；从它们所处理的问题来看，似乎也丢失了早期分析哲学家的野心。

即使今天的分析哲学家恐怕仍然承认分析哲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分析，但对于分析方法的具体所指却莫衷一是。一般认为，所谓分析就是将复杂的对象，无论是语句、思想或事实，分解为较简单的诸组成部分，以使得模糊或者不确定的东西变得清晰明确。早期分析哲学的方法一般指逻辑分析和概念分析。逻辑分析一般是指用形式语言重新书写目标命题或论述，以揭示其中被遮蔽的结构。例如，罗素的摹状词理论（见第7页1.1.2小节）。而概念分析往往是指将目标概念分解为更简单明确的其他概念，其结果往往是目标概念的一个定义。例如，弗雷格对数概念的分析（见第5页）以及图灵对可计算概念的分析（见第15页1.1.5小节）。

但如果说分析哲学的特点仅仅是概念分析或意义澄清，那么自苏格拉底（Socrate）以来的哲学传统大概都能被算作是分析哲学的了。笔者以为，分析哲学家相对于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笛卡尔、莱布尼茨、洛克（Locke，John）、休谟（Hume，David）、康德等传统哲学家的主要优势恐怕是他们所掌握的先进方法。事实上，早期分析哲学那些坚实的成果之所以可能，正是由于引入了在当时还十分新鲜的形式化手段。罗素的摹状词理论自不必说，刘易斯对严格蕴涵、策梅洛（Zermelo，Ernst）对集合概念的分析结果以隐定义的方式呈现，而这种隐定义的严格性依赖于建立在形式语言上的公理化方法。^[40]

然而，随着日常语言哲学与自然主义在哲学界影响的扩大，形式逻辑尤其是经典数理逻辑逐渐不再受到哲学家们的青睐。分析哲学如蒯因所愿成为“科学的延续”，而丧失了自己区别于传统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独特方法。

蒯因本人的工作就贯彻了他在方法论上向经验科学的妥协。他在《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中的论述确实如其本人所言，能让“我们对分析与综合之间的区分是如何顽固地排斥直接的划界而感到印象深刻”（Quine，1951，p.39，楷体由笔者添加）。但也仅此而已。蒯因在论证中仅讨论了一个案例——“单身汉没有结婚”，以及试图刻画分析性的若干失败的尝试。由此，蒯因就宣称把这些失败“推广到其他形式也不难理解”（the extension to other forms is not hard to see）（Quine，1951，p.34）。请对比图灵的宣称：“假设【图灵机】每次更改的方格总是那个‘观察到的’方格是不失一般性的”（without loss of generality）（Turing，1937，p.250，楷体由笔者添加）。“推广到其他形式也不难理解”与“是不失一般性的”表面上都是一种一般化（generalization），但两者背后的那种迫使我们信其为真的力量是有明显落差的。前者是经验的归纳，而后者是演绎证明的结论。方法论的自然主义者对于经验归纳的方法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唯一方法的论证几乎都是基于这样一个经验“事实”：理性主义者所宣称那些超越经验的方法至今为止并没有给我们带来相比经验科学更可靠的知识。而这并不是事实。例如，自然主义者必须首先宣称人类的数学成就（包括那些演绎证明）全部依赖于经验归纳才能自圆其说。由此，自然主义者陷入了循环论证，并且不可避免地回到了早期分析哲学家所反对的数学心理主义（psychologism）。

为了避免使他们的论证成为一个明显的闭环从而使其论点沦落为信仰，一些方法论的自然主义者援引达尔文主义为经验归纳方法及其唯一性辩护：

那些在【经验】归纳上有着根深蒂固的错误的物种具有可悲而非值得称赞的倾向，在繁殖更多同类之前就走向灭绝了。（Quine，1969b，p.126）(www.daowen.com)

然而，达尔文（Darwin，Charles）的理论只是一个框架，诉诸“进化的结果”远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人们仍然要问，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不是总是这样？如果是的话，为什么总是这样？如果不是的话还有哪些可能，以及为什么有且仅有这些可能？正如在进化论的框架下我们可以回答：为什么从完全不同的路径，海豚和鲨鱼都进化出了纺锤形体型。答曰：因为适者生存。但这显然不足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这种体型是合适的，是有进化优势的？对这个问题的追问会将人们引入流体动力学的研究，而后者（用宏观抽象的方法来研究系统特性，假设流体是连续的）又依赖于数值分析、统计学技术及其背后的数学原理，而这些数学原理的基础仍然需要一个辩护。难以想象，仅仅通过经验归纳的方法可以得到对这些问题令人满意的回答。而当我们追问为什么我们的经验归纳方法是合适的或正确的甚至唯一可行的时，我们所期待的显然不仅仅是这样一个回答：因为人类就是这么做的，而人类至今为止都一直活得好好的。

普特南自己也意识到当代哲学在方法上所面临的危机：认为哲学的任务是“预测最终解决形而上学问题的科学成果可能是什么样子的”，而又“相信我们能够在当今科学的基础上做这种预测”，是很“诡异”的。他深信“就哲学的现状而言，它要求一个复兴，一个新的开始（renewal）”（Putnam，1992，p.ix）。

当代分析哲学的另一个问题恐怕是没有（大）问题。今天，发表于正式期刊上的分析哲学研究论文常常被诟病“脱离世界的真实”、只是“被小难题（puzzle）所驱使”（Preston，2007，p.24）、“没有很高的智力水准”（Hintikka，1998），这与分析哲学先驱们的研究形成鲜明的对比。弗雷格和罗素从事的数学基础问题研究回应了时代的关切，由此得到数学界和哲学界主流的关注。^[41]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试图处理语言与世界的一般关系，塔斯基试图刻画“真”这个“终极哲学概念”（见第10页）。即使卡尔纳普和蒯因也试图重新定义哲学的任务，并且一度投身于非常宏大的研究纲领^[42]，然而，此后的分析哲学作为“科学的延续”似乎有了正当的理由来回避过于艰深的基础问题，逐渐陷于各种琐碎的描述与解释。无法想象，这些对经验科学成果的描述与修饰能真正得到科学界的关注与重视。因为，它们既没有回应科学家们已有的困惑与不安，也无法激起他们的反思。

日常语言哲学家无疑要为当代分析哲学回避大问题的流行趋势负责。他们所理解的哲学研究仅仅是描述性的，描述辨别语言的各种日常使用。他们多强调各种言语行为之间的区别，而拒绝深入挖掘它们背后统一的、不变的规律。日常语言哲学家的理由是，必然真与语言的日常使用冲突。不难看出，这是用一个偏好来为另一个偏好辩护。而后者不仅丢失了早期分析哲学品质，甚至背离了哲学本身的初衷——追求真理。日常语言哲学关注哲学争论（dispute），得意于消解（resolve）问题而非解答（solve）问题，正如智者学派注重修辞与论辩而不关心真与正义一样。在苏格拉底与智者派、真理与论辩术之间，当代分析哲学的工作正渐渐偏向后者。

自然主义在对传统哲学问题的拒绝上贯彻得比逻辑实证主义更彻底，无论在方法和论题上，都没有什么超出经验科学的哲学的东西。表面上，自然主义者也接受实在论，但只是承认经验科学断定存在的对象存在。他们宣扬科学自治，对经验方法本身的研究同样只是描述性的。这背后或许是因为他们更关注人们的知识和信念，试图描述这些知识和信念是如何这般的，而拒绝谈论独立的真。且不论自然主义者的自我限制是否正当，但这确实大大限制了他们所能提出的问题的范围。

面对分析哲学的危机，人们自然会问，谁该为此负责，甚至“谁在杀死分析哲学？”（Hintikka，1998）而更具建设性的问法应该是，如何恢复分析哲学的活力乃至重建哲学的声誉？对此，一些分析哲学家提出要继承“维特根斯坦的遗产”（Searle，1991）（Hacker，1996）、与更广泛的哲学传统开展对话（Preston，2007）或进行历史学转向（Reck，2013）。但与数理逻辑的重新结合似乎仍然是一个被忽视的选项。

如果接受经验方法一定程度的有效性的话^[43]，那么笔者在上文中展示的一组相关性证据至少是值得注意的：日常语言哲学或自然主义与早期分析哲学具有不同的气质和元哲学立场，两者的信奉者与早期分析哲学家对于形式语言和数理逻辑的态度有明显的转变，两者的兴起同分析哲学和数理逻辑的割裂在时间上偶合，而分析哲学早期的成功与现在的平庸同分析哲学与数理逻辑的合与分具有相关性。这些观察当然不足以构成对日常语言哲学或自然主义“定责”的证据，但至少能够提示我们一种至今为止尚被忽视的可能性——重启哲学的逻辑学传统或带来哲学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