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分析哲学家将分析哲学运动理解为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这股思潮认为哲学的本质是语言分析，语言哲学是第一哲学，或者通过语言分析可以消解一切哲学问题。弗雷格因为他所提出的语境原则而被达米特、肯尼（Kenny，Anthony）等人追奉为这股思潮的起源。

如果说分析哲学诞生于“语言学转向”的出现，那么它的生日必须被定为《算术基础》在1884年发表的时候，也正是弗雷格做了下面这个决定的时刻：研究自然数的途径是分析出现数字的那些句子。（Kenny，1995，p.211）

早期分析哲学家确实注重对语言的分析，并认为通过澄清语言中的混淆可以解决或消解很多哲学问题。例如，罗素在《论指称》（Russell，1905）中借用弗雷格发明的形式语言重写（reformulate）自然语言中的一些命题，以解决诸如“主词不存在”等曾经以为的哲学难题。卡尔纳普（Carnap，Rudolf）断言许多哲学难题都是由于对语言的误用导致的伪问题（pseudo-problems），而这些误用根源于日常语言的模糊性。

日常语言哲学被认为是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一个分支，一般指20世纪中叶以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为中心的一种思潮。晚期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Ludwig）被认为是日常语言哲学的主要思想来源。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维特根斯坦返回剑桥以后的学生，如马尔科姆（Malcolm，Norman），以及牛津学派的赖尔（Ryle，Gilbert）、奥斯丁（Austin，John Langshaw）和斯特劳森（Strawson，Peter Frederick）等。日常语言哲学的基本信条是：日常语言并没有什么问题，在处理哲学问题时使用日常语言是恰当的。更进一步，一些日常语言学派的哲学家们认为，正是对语言的非日常的（non-ordinary）使用才造成了诸多哲学困惑，而在日常的使用中，这些难题并不会出现。

日常语言哲学的信奉者往往将维特根斯坦下述格言奉为要旨：

就绝大多数情况而言——尽管不是全部情况——当我们采用“意义”这个词时，它可以被如此定义：一个语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Wittgenstein，1958，43）

他们认为语言的意义在于语言的使用，此即所谓“意义的使用理论”（usetheory of meaning）。而他们反对的是弗雷格、罗素、塔斯基等人的意义理论。后者试图赋予词项、命题以固定的意义，如所指的对象或真值。他们主张，语言在日常使用中总是依情况而真（contingent truth）。对日常语言哲学的信奉者来说，哲学的工作仅仅是描述语言的日常使用，而使用日常语言就足以胜任这个工作。

主张改造日常语言的学者认为日常语言的模糊性会导致矛盾。而马尔科姆认为，语言的日常使用不仅不会产生矛盾，而且甚至“‘没有日常语言是自相矛盾的’这个命题本身是一则重言式”（Malcolm，1942）。

因为自相矛盾的表达是绝不会被用来描述任何一种情况的，所以没有日常语言是自相矛盾的。自相矛盾的表达没有描述这个用途。一个日常的表达是要被用来描述某一种类的情况的；而因为它会被用来描述某一种类的情况，它就确实描述了那种情况。与之相反，一个自我矛盾的表达不描述任何东西。（Malcolm，1942）

显然，马尔科姆通过把所有自我矛盾的表达归为非日常的（由于“不描述任何东西”）从而消解或者说回避了这一问题。这是日常语言哲学的信奉者在消解哲学难题时经常使用的技巧。

基于类似的理由，日常语言哲学的信奉者往往拒斥形而上学。首先，语言在形而上学问题中的使用往往是非日常的。例如，哲学家会说“我看到了我妻子的一些感觉材料”而不是单单说“我看到了我妻子”。前者是非日常的，因为说话者必须事先与对方约定特定的语境，否则对方是无法理解的；而后者不必。其次，由于形而上学总是追求必然真（necessary truth），因而一些形而上学论题会与语言的日常使用相冲突，甚至使后者成为不可能。例如，当我们接受“物质是无法被感知的”这一形而上学判断为真，那么当我们在日常使用语言时断言“我感知到某物”就相当于在说“我感知到了某个不可感知的东西”，而后者不描述任何情况。与此相对的，语言在科学上的使用虽然也不是日常的，但它同日常语言一样仅断言依情况而真，从而不会使得语言的日常使用成为不可能。^[26]

从日常语言哲学的论证中容易看到，对语言的日常使用与非日常使用的区分是立论的关键。然而，日常语言哲学的信奉者往往只是通过举例子来说明存在日常与非日常的使用，或至多给出诸如是否需要额外解释才能被理解等模糊且不完全的标准。^[27]事实上，日常语言哲学的信奉者不得不避免给出明确的区分。因为，那不仅不符合他们拒绝必然真的信条，而且一旦承认任何一种严格的区分就会得到形而上学与日常使用之间普遍有效的防火墙，其借以指责进而逃避形而上学问题的论证也就无效了。

日常语言哲学的信奉者不仅认为日常语言是恰当的，足以胜任哲学的研究，同时也认为在哲学中使用理想语言或形式语言是不恰当的。他们反对自莱布尼茨以来试图使语言成为演算的想法。如果语言变成可计算的，例如，如果其中的表达式的意义被规定为一个真值函数，那么它们的意义就是事先给定的，是先于并独立于它们在具体语境中的使用的。这与日常语言哲学的基本原则是相冲突的。

日常语言哲学牛津学派的代表奥斯丁的主要工作是通过观察语言的使用指出其中非常细微的差别。例如，在婚礼上当新郎说：“我愿意（娶这个女人作为我的合法妻子）。”那么这句话不仅仅描述了一个事实，即它不仅有真假这个维度，还有所谓快乐与不快乐（happy and unhappy）或幸福与不幸福（felicity and infelicity）的维度。例如，如果说话者在已经结婚了的情况下再说这句话就会被认为是一次无效的言语行为（misfire）。又如，若说话者并非真诚地想要娶那个女人而只是被胁迫或出于其他的考虑而这么说，那么这就是一种对日常语言的滥用（abuse）。无论是对语言的无效使用或滥用都被看作是一种不幸，而不在于真假这个维度。奥斯丁将此类句子称作行为表述句（performative sentence），由他开创的这套做法被称作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28]

显然，言语行为理论所处理的细微差别主要在于语句的使用场景而非语句本身的结构。日常语言哲学的实践者们希望用这些例子表明日常语言的丰富性与可塑性。日常语言的精妙往往体现于某些词语的选择，它们或许有相同的所指也不会造成句子结构的改变却可能产生幸福维度的差别。而他们认为形式语言往往是单一维度的，在作为工具用以分析人们日常交流时是十分迟钝的。形式语言的表达力相比日常语言要弱得多。因而，使用形式语言与对其“更准确”或“更精确”的期望是相互矛盾的。(www.daowen.com)

塔斯基在《演绎科学语言中的真概念》一文的结论中写道：

那些不习惯于在他们的日常工作中使用演绎方法的哲学家倾向于以轻蔑的态度看待所有形式语言，因为他们将这些“人工的”构造与唯一的自然语言——通俗语言（colloquial language）相对立。正因为这个原因，这里得到的结果是针对形式语言的这一事实【即真定义仅仅针对形式语言】使得它继续被研究的价值在许多读者看来减少了。对我来说，与人们分享下述观点是很困难的。在我看来，§1中的考虑着重证明了，当把真概念（其他语义概念也一样）应用于通俗语言并结合标准的逻辑规则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混淆和矛盾。任何人，且不考虑任何困难，如果希望借助精确方法来寻求通俗语言的语义，都会被迫使首先承担起改造这个语言这一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他会发现必须定义它的结构，以克服其间所出现的词项的模糊性，并最终将该语言分离为一系列越来越丰富的语言，其中每一个语言与另一个语言的关系都像形式语言与其元语言的关系一样。（Tarski，1933，p.267）

显然，塔斯基的担心在日常语言哲学的信奉者中得到了应验。他们并没有正视塔斯基所给出的一系列难以反驳的论证，而是选择彻底避开关于真的讨论，单单强调语言的使用。

日常语言哲学家们并没有就他们对日常语言的偏好和对形式语言的拒绝给出像塔斯基那样的严格证明。仅就其观点本身而言，日常语言哲学对形式语言过于单调的指责恐怕也是偏颇的。形式语言的真值函项未必以{0，1}为值域，也可以是任意一个布尔代数^[29]，甚至是一个n元组，可以编码语言的使用场景以及该场景下的幸福程度等信息。事实上，近年来比较热门的二维语义学（two-dimensional semantics）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它不仅可以区分不同的可能世界，也可以区分在某个可能世界中的不同使用场景。^[30]二维或者任意n维语义学不过是克里普克关系结构语义学的一个特例，而后者是所谓“一维的”塔斯基语义学的一个推广。

日常语言哲学强调语言的使用本无可厚非。但拒绝形式化方法的日常语言哲学家是否真的试图清楚地刻画语言的使用？克里普克关系结构语义学和二维语义学虽然只是搭建了一个框架，也并没有涉及什么更高级的技术，如何编码语言的使用场景和效果还有待进一步建模。但有了形式化方法提供的框架，我们才有可能来精确地刻画语言的使用。诚然，句子的结构不足以决定句子的使用，但以此为理由而认为讨论句子的使用可以无视句子的结构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逻辑错误。

作为日常语言哲学代表性成果的言语行为理论可以被看作是对不同语言使用的一系列分类学研究，并且尚未形成如现在生物分类学那样基于遗传学的系统的分类学元理论（或许日常语言哲学本就不谋求任何一般的理论）。这种研究形态之于莱布尼茨、康德、弗雷格心目中的哲学或许可以比作博物学之于现代科学。

分析哲学史家哈克（Hacker，Peter）如此总结日常语言哲学的立场：

如果有的话也是极少数会相信谓词演算的装置提供了揭开哲学难题的钥匙，更不用说它包含了任何可能的语言的深层语法。但大家普遍会同意，对任何一个哲学问题的解决或消解（solution and resolution）都是以耐心并系统地描述相关词项（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特殊科学的技术词汇）在自然语言中的（即在它们的家里的）使用为前提的。（Hacker，1998，p.23）

然而，这里的“普遍同意”只能是指语言学转向这股思潮内部的共识，例如，可能包括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而早期分析哲学家与日常语言哲学的隔阂可能更深。

罗素早期的哲学立场被称作逻辑原子主义，它假设世界由互相独立的对象和它们之间的关系组成；关于世界的真总可以被最终分解为诸原子事实（atomic fact）；而世界由原子事实组成的结构与语言中由原子语句组成复杂语句的结构相对应。因此，理解世界的一个途径就是分析语言的结构。显然，罗素预设了一个很强的形而上学立场，而他的目的是理解语言之外的世界。

在早期分析哲学家那里，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真理或弗雷格的思想是某种独立于我们对语言的使用的东西。我们当然需要用语言来表达思想，但我们对语言的使用就表达思想而言是充满错误、值得警惕的。妄图从我们对语言的日常使用的各种偶然现象中汲取真理是荒谬的。

如果哲学的使命是通过揭示语言使用所产生的假象（这一假象在使用语言表达概念之间的关系时是几乎不可避免地产生的）并让思想从只有通过【日常】语言来表达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从而打破语词对人类精神的支配，那么我的概念文字（正是为此而生）就可以成为哲学家们有力的工具。（Frege，1879）

弗雷格由于他提出的语境原则而被认为是哲学语言学转向的先驱。但他本人的元哲学立场显然与哲学语言学转向的精神南辕北辙。弗雷格哲学试图理解的是诸如意义（sense）、思想（thought）等客观地存在于“第三域”（the third realm，既非精神又非物理）中的东西。

今天，在元哲学上为日常语言哲学辩护的声音已十分微弱。然而，人们对于形式化方法的兴趣并没有随之恢复，或仅在部分领域有所复兴。而随着奥斯丁、赖尔、斯特劳森以及塞尔等人作品的影响，日常语言哲学以热点话题或研究写作风格的形式流传至今，并已内化为今日分析哲学基因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