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史记》的说法，《礼》与《书》一样，都是孔子从上

古典籍当中整理出来的。不过，今天我们谈到“礼”，却不能不提到三种书，即《仪礼》（也被称为“礼经”）《周礼》和《礼记》，它们又被称为“三礼”。而这三部书中，除《礼记》的一部分篇章可能与孔子关系较为密切之外（如《哀公问》《孔子燕居》《孔子闲居》等，它们的性质类似于《论语》），其余或者可以确定非孔子手笔，或者也没有证据表明曾经过孔子的整理编撰。尽管如此，对于“礼”，对于中国古代的礼乐文明而言，孔子依旧可称为是贡献最大的思想家。

关于“礼”，我们可以简要地将其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是礼的外在形态，包括礼的制度、仪式、器物等方面。其二则是礼的内在意蕴，礼的精神内涵，也就是礼之成立所依循的对于天理人道的某种特殊观念（当然，在礼的尊信者看来，这类观念是真正普世性的）。在“三礼”当中，《仪礼》记录的是不同场合、不同事件中所采用的礼仪，如“士冠礼”，即成人礼的仪式；“乡饮酒礼”，即乡中聚会饮酒之礼（乡，古代的行政单位）；“士昏礼”，自然是指士人举办婚礼的礼仪。《周礼》所记载的是一套传说中由周公创制的官制，所以又被称为《周官》，在内容上，它与《仪礼》基本都属于上述礼的第一层次。《礼记》则不同，它的内容要芜杂许多。除了记载制度、礼仪之外，《礼记》还有许多章节讨论的都是礼的本质、内涵等深层含义，这一类的篇章在汉代被学者称为《礼记》的“通论”，譬如上文提到的《哀公问》等三章，以及后来被朱熹收入《四书》的《中庸》《大学》等，都属于“通论”部分。第一层次的“礼”，在孔子之前的古代，即便不是如《仪礼》或《周礼》所记载的那样，也肯定早已存在，甲骨文中的记载以及诸多考古挖掘发现的各种古代礼器都能证明这一点。对于这些古代礼制，孔子一定学习过，或许还整理过，但似乎并无太多原创性的贡献。而对于礼的第二层次，即礼的内涵和精神，这些对于礼乐文明而言更为本质的东西，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孔子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

如第一章所述，孔子所在的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旧有的社会秩序几乎被颠覆，而与此社会秩序相与表里的传统礼制，也必然陷入混乱。终其一生，孔子都在反对各种违反礼的言行，当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他并没有回天之力，但他的思想成就却着实夯实了礼制的根基。不难理解，规则般的礼仪制度只能束缚人，而对礼的信仰则能促使人们主动地遵守这些规则，只有确立了礼制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礼的规范才能获得真正的认同。孔子深谙这一道理，《论语·阳货》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大意是：礼，难道仅是玉帛等器物么？乐，难道只是钟鼓等乐器么？）玉帛和钟鼓都只是礼的外在形态，把它们视为礼的实质，则是肤浅的。那么，礼究竟为何物？

这是一个艰难的问题。孔子对这个问题的论说不可谓不多，但与绝大多数中国古代学者一样，孔子在进行哲理性的论述时，通常不采用严密、整齐的逻辑推演或概念诠释的方式。他的话语，往往不离本事、具体而微，又充满启发性，为接收者保留有宽广的理解与再阐释的空间。孔子对礼的论说同样会因为具体情境的变迁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其中的意蕴需要我们自己来揭示。譬如，《论语·子罕》记载：

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大意是：夫子说：“礼法所要求戴麻制的礼帽，今天大家都用丝制的，这样更节俭，我同意大家的做法。臣子拜见君主，礼法规定，要先在堂下叩头，然后升堂又叩头，今天大家都把前一步给省掉了，这是臣子骄傲的表现，这件事情上，我赞同以前的做法。”）

显然，礼的形式并非不可改变，为了节俭的原因，麻制的昂贵的帽子完全可以被丝制的所替换。但是，那些能够表现君臣关系的礼仪程序，却不允许改变。可见，礼的程序、仪式等外在东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礼所包含的社会内容，如果对礼仪的任何改变会危害到礼仪所代表的社会关系、政治秩序或者伦理规范，那它就是不可接受的。与之类似的另一句是：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大意是：林放问礼的本质。夫子回答道：“这是很重大的问题啊！礼仪，与其奢侈，不如简朴。在丧礼的时候，与其仪文周全，不如诉尽哀情。”）

在这一篇对话里，学生林放询问的是“礼”的本质，孔子的回答必然与此相关。可以看到，简朴依旧是胜过奢侈的价值，完满的仪式却不如真挚的情感更重要。在数百年之后的晋代，有两位名士和峤、王戎同时遭遇了丧礼，前者尽善尽美地遵行了丧礼中的各种礼仪，后者却因为过度悲伤而身体虚弱，礼节上自然也不能做得那么完善，当时的舆论，都更推崇王戎的表现。（《世说新语·德行》）这个故事正好能够为孔子的话作注解：从根本上讲，人们认同礼法，是认同礼法代表的价值，在王戎的故事里面，丧礼代表的是人们对逝去的亲人的怀念之情；在《论语·子罕》的例子中，复杂的礼节代表了臣子对于君主的尊奉之责。显然，这些才是礼的更为本质的内涵。礼法并不是后天附加的约束，而是发端自人类的自然情感，起源于人的道德自觉，或者是反映了确然的天人秩序。而礼的法在人间的功能，自然是维系这些基本的价值、关系或者秩序，如《礼记·礼运》所说：“以正君臣，以笃夫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公位己。”从而影响从个人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不过，止此尚不足以说明“礼”的本质，或者说，“礼”的内涵是如此丰富，要穷尽它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在儒学典籍中还能够见到许多对“礼”简单却蕴意深刻的解释，譬如，礼即“履”，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称：“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事神致福”，指的是古代的祭祀活动，礼最初正发端于此，而祭祀也是最重视礼仪的活动。《礼记·祭统》称：“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所谓“礼有五经”，指的是吉、凶、宾、军、嘉五礼，其中吉礼即祭祀天神、地祇或人鬼之礼，在五礼中最为重要。而《论语》中提及孔子学习礼仪的一段文字恰好也是关于祭礼的，《论语·八佾》称：

子入大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大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这里的太庙是鲁国祭祀周公的场所。孔子在太庙中，对每一件事情都要向人请教，以至于引发别人的怀疑，认为他并不知礼。孔子的回答是，“每事问”正是知礼的表现。这段记载除了表现孔子谦虚好学的品质之外，其实也反映了祭礼本身的复杂、艰深。《八佾》又称：

或问禘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大意是：有人像孔子询问禘祭的理论。孔子回答说：“我不知道。那些知道的人，他们治理天下，就像把东西放在这上面一样容易。”说着，他指了指自己的手掌。）

禘祭，指的是古代的郊祀之礼，祀天地（上帝）于郊社，并以始祖配之，这是祭祀中的大祭，非常重要。了解禘祭，则管治天下，易如反掌，孔子的说法既体现了禘祭的重要性，也体现出，禘祭是很难的一种礼仪^[10]。而禘祭只是祭礼之一端，祭礼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也就可想而知，孔子入太庙“每事问”，便不奇怪了。

《礼记·祭统》又称：

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礼。

这一句的内涵很接近我们上面提到的对于礼的本质的分析。在祭祀当中，人们奉行礼仪，并不是因为外物施加的压迫，而是因为发自于心的怵惕之情。人们参加郊祀，并不是因为天地、上帝或者某种自然神具有强大暴虐的威力，非此不能够避免灾祸，而是出自对天人秩序的真切体验和崇信；人们拜祭先祖，也不是因为可以借此获取先人的庇佑，而是出于与生俱来的亲情。这种将礼的本质内化的观念，应该就是从孔子那里继承来的。

不过，礼的内在价值很重要，礼的外在表现也是不可忽视的。前者和后者相互依存，相互彰显。特别是，对于礼的尊信，往往需要依靠对于礼的践行来逐渐养成。“礼，履也。”假如我们不拘泥古人的解释，这句话还可以被理解成，礼是具有实践性的，是需要在生活中加以履行的。有实践，则有律条，在孔子和儒家那里，“礼”同样也表现为规则、标准等外在形态。这些在《论语·乡党》中有大量细致的记述，如：

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

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襜如也。趋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

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翼如也。复其位，踧踖如也。

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缩缩，如有循。享礼，有容色。私觌，愉愉如也。

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当暑，袗絺绤，必表而出之。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亵裘长。短右袂。狐貉之厚以居。去丧，无所不佩。非帷裳，必杀之。羔裘玄冠不以吊。吉月，必朝服而朝。

齐，必有明衣，布。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齐，必变食，居必迁坐。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惟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

祭于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www.daowen.com)

食不语，寝不言。虽疏食菜羹，瓜祭，必齐如也。

席不正，不坐。

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

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

君赐食，必正席先尝之；君赐腥，必熟而荐之；君赐生，必畜之。侍食于君，君祭，先饭。

疾，君视之，东首，加朝服，拖绅。君命召，不俟驾行矣。

这里的内容涉及朝聘之礼^[11]、士相见礼、丧礼、乡饮酒礼等，还包括服饰、饮食等方面。孔子在与君主、士大夫、乡人等交往时，在会聘或者祭祀的场合中，其举止、言辞乃至仪态表情都严格遵行某些行为规范，在平时的衣着和饮食上，也都有一定的标准，这些渗透到孔子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规则，就是“礼”。不难看出，这些绝不是轻松的事情。孔子曾经说过，“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从心所欲不逾矩”表达的是一种自由的境界，在此境界下，人之所言所行，不必刻意遵循，仍能合乎礼法的要求。这样的境界，即便是孔子，也在他的晚年才能达到。在此之前，漫长的对于礼的遵循、实践仍是必须的。

孔子的礼的思想还有一个重要的层面，是政治性的。我们知道，在政治观念上，孔子可称作是一位复古主义者。身处春秋之世，亲眼目睹当时动荡的社会局面，孔子意图振作。此时他心目中的政治典范，是更远古的三代礼制。《论语·卫灵公》称：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颜渊向孔子询问如何治理国家，孔子告诉他，要采用夏朝的历法，乘坐殷商的车子，戴周朝的礼帽，音乐则采用韶乐和舞乐，远离郑地的音乐，斥退那些小人。“放郑声，远佞人”易于理解，其他的事项，对比于颜渊提出的问题，似乎都显得有些大题小做、答非所问。但实际上，历法、车乘、冠冕、音乐都是三代礼乐的代表，孔子以它们为例，意识是说，治理国家要采纳三代礼制中的合理内容，将其推行于今日。礼制就是政治教化的根本，《论语·为政》称：何。孔子回答他，殷商对夏朝的礼仪，周朝对商朝的礼仪，都既有继承，也有废除，这些都可以知晓。那么，未来继承周朝的人，他们所采用的礼仪，即使是一百代，也是可以预先知道的。可以看出，在孔子看来，夏、商、周三代继起，其间的礼制损益变更是有规律可循的。只要了解这一规律，百世之事，也可以预知。如此，治理天下，则可以运于掌上。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子张向孔子询问十世之事，实际上是询问十世之后的礼制如

三代礼制当中，孔子最为推崇的还是周礼。《论语·八佾》称：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文”对应的是“质”，它们是《论语》以及儒家思想中饶有趣味的一对概念，既用来喻指君子修养，又用来形容政治制度的特点。在孔子看来，周代的礼制，以夏、商二代为基础，文化鼎盛，制度昌明，是他心目中政治制度的典范。这里的“周”，指的自然不是当时在诸侯国夹缝中苟存残喘的东周政权，而是当初统合诸侯，征伐商纣，分封天下，创制周礼的西周政权。在儒家看来，那是个政治秩序井然的时代，正与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的社会局面形成鲜明的对比。欲整肃春秋乱世，孔子便把目光投向西周。

孔子把西周视作理想的政治典范，这在中国古代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自此之后，传统士大夫在面对政治、经济、军事、学术、文学等领域内的问题时，其目光大多是回溯性的，都要在古代追寻某种“理想型”。像王安石这样敢于声称“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言不足恤”的人物实属凤毛麟角。更多的人，即便要改革，也要走复古以更化的道路，即便要创新，也要在古代圣人那里找根据，“信而好古”的孔子，可算是他们中间的第一人。他的政治理想型是周礼，具体到人物，则是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等圣王贤臣，特别是周公。《论语·述而》称：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按照《史记》的记载，周公在辅佐成王的时候，“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宵旰忧勤，以图兴治。在还政成王之后，周公创作了一批文献典章，其中就有《周官》。这一《周官》是否就是后世所说的《周礼》，后人多有争论，不过周公确实是儒家学说中的治世名臣和制礼作乐的典范人物。孔子将周公视为榜样，以至于久未梦见，也要感慨自己的衰老。从文王、周公再到孔子，形成了一条周礼的继承序列。到了战国时代，已经有传说称孔子能够在夜晚梦见周文王、周公，向他们询问礼乐^[12]。这虽然是对孔子的神化，但也表现出，战国时人已经注意到了孔子、儒家与周礼、周公的密切关系。到了唐朝以后，尧、舜、三王、周公、孔子等人，就都被韩愈等列入儒家的“道统”中了。

不过，虽然以三代礼乐、特别是以周礼为榜样，但这不意味着孔子是简单地去把先代仪轨搬来使用，实际上，孔子之所以要“吾从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夏商两代的文献在孔子的时代可能已经残缺不全了。《论语·八佾》称：“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杞是夏禹的后代，宋则是商汤的后代，在这两国之中，尚且找不全两代的文献，其余的地方也就可想而知了。同样，周王室的礼乐，虽然号称是“经礼三百，威仪三千”，但据后代史书的说法，在春秋时代，它们同样已经有所阙失了。班固《汉书》称：“及周之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可以想见，孔子在当时要想恢复周礼，必然要费一番搜集整理的功夫。

如上文所说，孔子重视周礼，其关注点在于现实政治。如何通过推行礼制，达到政治化的效果，《论语》中讲的不多。《礼记》中的《礼运》《哀公问》《孔子燕居》《孔子闲居》《坊记》等都记载了很多孔子论礼的言论，能够体现儒家礼的思想中的深微意旨。《礼记》后出，这些记录能否用来佐证孔子的学说，这是令人怀疑的，但它们仍可称为是儒家礼学思想的代表作。孔子之后，重“礼”就成为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特征，继而也就成为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特征。“礼”的影响贯通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在今天仍有深刻的印记。

《论语》中还提到了“礼”与“和”的关系，《论语·学而》称：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用”与“体”相对，是儒家思想中又一对重要概念。“体”可以视作为本质、本体，“用”即为施用、表现。礼的“用”，即礼的实践，要以“和”为贵。“和”同样是一个难以言喻的概念，《礼记·中庸》称：“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节”，即节度、节制。“中节”，指的是一种诸多因素平衡、和谐的状态。这种状态不是固定的，而是流动的，机械地理解、尊行之，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反面。因此，“知和而和”也是不恰当的。同时，“和”不是诸种因素的整齐划一，而是包含有阶级、等差。有如调羹，五味相宣才能汤汁鲜美；有如奏乐，五声相谐才能音色悦耳。假如把所有的调料都等量地投入汤镬当中，或者在乐章中把所有的音色都安排以相同的分量，那我们获得的东西绝对是难以下咽或者入耳的。因此，君子要“和而不同”、“周而不比”。

和的观念很能体现孔子以及儒家学说的一些特点。虽然有若称“礼”之“用”贵“和”，但“和”本身就是一个体用不二的概念，它本身也包含了儒家思想对于天道、道德等本体问题的理解。《礼记·中庸》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之道，本身正是天地生成，万物化育的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