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文献的记载中，《书》的起源与《易》一样，有一些奇异色彩。汉班固《汉书·五行志》称：

《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刘歆以为虙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

“河图洛书”的故事经常与尧、禹、文王等古代圣王相联系，这些故事大多近于神话，称它是《书》的起源，这肯定是不可信的。不过，《书》的许多篇章确实与一些古代圣王有关。譬如，《书》的前三篇^[2]，《尧典》记载的是尧与帝舜的事迹和言论，《皋陶谟》记录了帝舜与皋陶、舜等人的对话，《禹贡》则被认为是大禹在治水之后对九州山川的记录。后面的篇章中，《汤誓》是商汤“告民伐桀”之作，《牧誓》是周武王在牧野之战前的誓词，《金縢》《大诰》《康诰》等皆为周公所作。《书》又称《尚书》，按照唐代经学家孔颖达的解释：“尚者上也。”“尚书”即上世以来之书的意思。通过这个名字，结合《史记》的记载，我们能够了解这部经书的性质：它是古代文献资料的汇编，起始自上古唐虞之世，至西周秦缪公时为止，在《书》中，这两个时间分别对应的是《尧典》与《秦誓》这两篇文章。《尚书》所收录的文章，除了《禹贡》等较为特殊者之外，大部分是古代的官方文献，记录了当日国君或者名臣的言论和事迹。《尚书》篇章的文体名称也多能够体现出它的性质，譬如“诰”是君主对臣下的讲话，“谟”是臣子对君主的发言，“誓”是君主誓众之辞，“命”为册命或君主某种命词，“典”记载重要史事经过或某项专题史事^[3]。在儒家看来，这些文章记录了上古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包含了上古时期政治思想的精华。

《尚书》当中并没有孔子的文字，不过，在传统的说法里，孔子对《尚书》也有重要的贡献。基于“述而不作”的原则，孔子更重视对《尚书》的搜集、整理。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称：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叙《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也矣。”观殷夏有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子。

孔子对《尚书》的整理在不同的文献中有不同的记载。《孔子世家》称孔子作《书传》，刘歆、班固等汉代学者则认为孔子曾作《书序》，甚至还提出了精确的数字，即“百篇《书序》”。另外，还有更加详细的一些说法，譬如《书纬玹玑铃》称：

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为《尚书》，十八篇为《中侯》。

这是所谓的“孔子删《书》”说，即孔子曾经搜集到数千篇上古文献，他将这些文献择其精要，选取一百零二篇（一说百篇），编成《尚书》。不过，这一说法并不太可信。一方面，《书纬玹玑铃》是谶纬之书，这类著述在汉代曾经风靡一时，但内容往往荒诞不经，不足为考察历史的凭证。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关于《诗经》，有“孔子删《诗》”一说，所谓“孔子删《书》”说，很可能是比附前者而出现的。尽管如此，历史上相信这一说法的学者还是很多的，这一说法的流传也很广。我们认为，从《史记》的记载看，孔子曾经研习、整理《尚书》，这应该可信。不过，具体的情况，因为史料稀缺，也就无从得知了。

无论《尚书》是否经过孔子的整理，它都是了解儒家思想的重要依据。《尚书》的内容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从宇宙观念、天人学说、政治理念、宗法思想到山川形势、官制法律、祭祀卜筮等等，都有所涉及。其中有许多内容对于后世儒学而言，具有奠基性的价值。譬如，关于君权起源的学说，《尚书·康诰》称：

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大意是：你的伟大光荣的父亲文王最能英明地施行赏赐和谨慎地实行刑罚，又不敢欺侮那些无依靠的小民，而且还敬畏他们，更敬畏那些有声望的人，所以他能开始缔造我华夏地区，包括我们的好几个校邦，还扩展了我们原来西边的领土。由此他的德业上闻于上帝，上帝十分赞美，就降大命给文王，要他灭掉这强国殷家，承受殷家原有的天命和其土地人民。^[4]）(www.daowen.com)

这段文字记载了周人（周公）对本民族获得政权的原因的理解：文王施行德政，因此受到上天的眷顾，让他消灭了殷商政权，统治天下。君权神授，这一观念有两层内涵，其一，是为君主的统治提供合法性的证明；其二，也是对君主统治提出了一定的制约。特别是第二点，天命迁移，上天既然能够赐予君权，自然也能剥夺君权。殷商之所以会被打败，就是因为其统治者贪图逸乐，荒淫无道，失去了天命。因此，后代君主若想长保统治，就必须励精图治，施行德政。《康诰》是周公代表周成王封康叔于卫时的训辞，在这篇文章当中，周公就叮嘱康公要“明德慎罚”，类似的内容在《尚书》中还有很多。

“君权神授”的思想是针对君主的，表面上看这是对君权的崇抑，实际上却是在君权之上，设置了一重超越性价值，从而对君权形成了一种限制。我们知道，在古代社会，儒家思想的承担者和实践者主要是士大夫阶层，因此，这种对君权的限制往往也表现为儒学士大夫对于君主政治的监督、建议、批评乃至矫正。在儒学思想兴盛的时期，如宋代，甚至形成了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同时，虽然天命君权，但是对于“天命”本身的认识和担当，儒家往往是当仁不让的。这一点在孔子那里已经有所表现，夫子在被围于匡时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正是因为有担当天命的信心，孔子在危险的环境下才依旧不疑不惧。这一思想为儒者确立了政治主体性和文化自尊，在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中有深远的影响。假如我们追溯源头的话，这一思想最初便是在《尚书》中出现的。类似的思想贡献在《尚书》中还有许多。

不过，同其他几部经典一样，《尚书》的文本与流传过程也是问题多多。尽管《尚书》的首末两篇文章很确定（《尧典》和《秦誓》），但在这两端之间却是一片混沌。造成这种局面的首恶之人就是秦始皇，秦朝所推行的严厉的图书管制使得包括儒家经典在内的先秦典籍大量散佚（但秦王朝不禁农耕、种树一类的农技用书和占卜用书，《易》作为筮占之书，因此避开了这次危机）。到了汉代，官方鼓励经学，却只能依靠年老力衰的耆老学者的记忆力来重新整理《尚书》文字，如《史记·儒林列传》记载：

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

伏生因此成为汉代第一位传授《尚书》的学者。不过，九旬老人依靠劫后余存的一部分《尚书》来恢复这一门学术，可以想见，到汉代，《尚书》必然是残缺不全的。后人还记载有一个故事，称当时伏生年纪很大，口音不清，晁错向他学习《尚书》的时候，只能依靠伏生女儿的转述。而这位女儿的口音很重，结果晁错有十之二、三没有听懂，只好记录个大概意思^[5]。这个故事未必真实，但多少也反映了《尚书》在当时传习者甚少，近乎绝学的状况。除了访求故老，汉代也有人搜罗旧籍（如河间献王刘德），找到了部分《尚书》；也有人偶然在老屋颓壁中找到一些当年藏匿于其间的《尚书》（如鲁恭王，他为了扩充自己的宫殿，去拆孔子的旧宅，结果在墙里面发现了古文《尚书》等儒家典籍）。这些文献抢救工作的结果是，为汉代官方学术所承认的《尚书》共计28篇（或29篇，加一篇后出的《泰誓》），可以肯定的是，这29篇绝对不会是先秦《尚书》的全貌。须知《尚书》在先秦时期并非儒学一家所独擅，一些与儒家对立的学派如墨家，其著述中所引用《尚书》甚至比一些儒学著作还要频繁，而这些被引用的字句有许多并不见于汉人所搜罗整理的《尚书》之中。汉代还流行有一部被认为是孔子所作的百篇《书序》，它包含了一些文辞扼要的短文，以介绍《尚书》所收录篇章的创作缘起，其中记录的许多篇目同样是汉人所未见的。《尚书》篇目的大量遗失给这部书在汉以后的流传过程蒙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真伪莫辨的色彩，实际上，汉代也确实曾经有人（张霸）伪造了百篇《尚书》并献给朝廷，几乎蒙骗过关。到了数百年后的晋代，突然出现了一种据称是西汉经学家孔安国为之作传的《古文尚书》，共计58篇，其中包含了上文提到的29篇（但将其拆分成了33篇）。孔安国实有其人，司马迁曾向他请教过学问；所谓“古文尚书”，在汉代也确非子虚乌有。因此，这部《尚书》很快被官方所承认，又经唐代官方学者的整理和注疏，确立了其权威性。在其后的漫长时间里，它都受到儒家学者们研习和推崇。

但是，这部孔传《尚书》最终在一千余年之后的清朝被证明是伪造的。这项成就的取得一般被归功于一位叫阎若璩的学者，他经过二十余年的辛勤考索，证明了这部《古文尚书》所多出的那25篇以及所谓的孔安国传有晚出和造伪的痕迹。后来又经过一些清代学者的补充和完善，此事遂成定谳，后人再提到这部“古文尚书”，就要在其见面加一个“伪”字了。可以想象这样的考证结论会在当时造成何种巨大的冲击力。自这一结论诞生之日起，许多对它的怀疑和辩驳也就随之而生，直到今天依旧余响不绝。

其实，远在阎若璩之前，就有许多儒家学者对《伪古文尚书》持怀疑态度了，譬如宋代的学者朱熹就曾说过，这部《尚书》可能是“假书”。只是与朱熹等人相比，清代学者们的怀疑精神更强，研究手段更严密，因此结论也更加确定。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堪称是秦汉之后最重要的儒学学者，而他不仅对《伪古文尚书》颇有微词，甚至对当日公认为孔子所作的《书序》也不甚信赖，以为“断不是孔子作”。由此可见，虽然孔子整理《尚书》是史传明确记载的事情，《论语》中也记载有孔子和学生们讨论《尚书》的文字，但具体到《尚书》文本，还是存在许多疑惑的。

今天我们阅读《尚书》，可以信赖的文本就是经过后代学者整理过的29篇：《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泰誓》《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尚书》的文字古奥艰深，即使是最渊博的学者，要理解它们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这29篇《尚书》的创作缘起和主要内容还是比较清楚的。要了解中国古代文明，《尚书》仍旧是一部不可错过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