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被后世尊赐谥号“文宣”，因此，他也被称为“文宣王”。所谓谥号，是根据死者生前在政事、德行等方面的表现而颁行的称号，一字褒贬，重若泰山。“文”、“宣”两字，都是谥法当中褒扬程度最高的了。《逸周书·谥法解》称：“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厚曰‘文’，学勤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锡民爵位曰‘文’。”又称：“圣善周闻曰‘宣’。”可见虽然只是简单的两个字，所包含的意蕴却非常深广。其中，“文”可以说是对于圣贤最高的一类评价了，周代最伟大的君主是周文王，其子则被称呼为周武王，这一个字的差别，在儒家看来，便很微妙地传达出这两位君主在德行功业上的高下之分，也体现出了文治与武功之间的差别。正如孔子所说的，上古帝王舜的庙乐《韶》可谓尽善尽美，周武王的庙乐《武》则尽美而不尽善，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差别，就是因为舜的权力是通过禅让制和平获得的，而周武王的政权则是通过武力来建立的。（《论语·八佾》：“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子的主张，正与他的谥号所传达的美好品行相一致。简而言之，在政治方面，提倡德治而非武力，提倡教化而非刑法；在自我方面，倡导内省式的道德观关照，通过不断的修养提高完善自己的德操。孔子的成就和对后世的影响力，也正体现于这些方面。

孔子“文德”最重要的成就，就是他对于古代典籍和鲁国历史的整理和编撰。那些经过孔子整理加工的著作，既是孔子思想的载体，也是后代儒家学者至为尊崇，穷年累月加以颂习研读的经典。这些著作被称为“六经”或“六艺”，即《易》《书》《诗》《礼》《乐》《春秋》。《乐》经后来散佚，也有学者认为《乐》不以文字行世，因此又有“五经”之名（《易》《书》《诗》《礼》《春秋》）。“经”是中国古代对一类最重要的书籍的称呼，这一名称虽然不似西方宗教经典那样带有强烈的超越意味和神圣性，但在中国古人看来，“经”传述了社会、政治、人道、伦理等诸多领域内的恒常秩序，是最具权威性的尺度和规范。因此，“五经”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发挥的功能和地位一定程度上相当于西方的宗教经典。古人一般认为，“五经”皆经孔子编撰和修订，传达了孔子的思想。东汉历史学家班固在其史著《汉书》当中说：

周道既衰，坏于幽、厉，陵夷二百余年，而孔子兴。究观古今之典籍，于是叙《书》则断《尧典》；称乐则法《韶舞》；论《诗》则首《周南》。缀周之礼，因鲁《春秋》，举十二公行事，绳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获麟而至。盖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皆因近圣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www.daowen.com)

这一段论述表达了古人对于“五经”与孔子关系的通常理解。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孔子修订“五经”的用意，在于“立先王之教”。正如我们在介绍孔子生平时所描述的那样，孔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图景存在于古代，是由古代的圣贤创造的；孔子的理想，就是在当下这个混乱、败坏的新世界里面推行传统的礼教德治的理念。其二，这是很有趣的一点，即孔子在著述上的所采取的方式是“述而不作”。《论语·述而》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且比于我老彭。”（大意是：阐述而不创作，相信并喜爱古代文化，我私下里将自己与老彭相比。老彭是人名，有人认为是老子和另一古代名人彭祖的并称，但也有可能只是一位与孔子相熟的朋友。）也就是说，“五经”并非孔子原创，而是他根据古代典籍和鲁国国史改编完成的，这与希腊哲人柏拉图以其老师苏格拉底为主角撰写他的对话录的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处。孔子为何不独立撰写一部自己的著作呢？按古代学者解释，制礼作乐是王者才有资格来进行的工作，孔子显然从未获得王位，若是自己撰著新经来颁行礼法，就是僭越之举，于孔子而言，这自然是他决不会做的事情。这种解释是否合孔子的原意，我们不得而知。实际上，在涉及到“五经”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在今天看起来颇为奇怪或可疑的说法。与西方围绕着宗教和古代经典产生的规模庞大的解经之学相似，中国古代与“五经”相关的学术被称为“经学”。经学是中国古代最繁盛、深微，也是最繁琐、艰涩的一门学问，其中固然不乏真知灼见，也存在许多虚妄之说、迷信之辞，更有许多因学者、学派不同而产生的分歧之处。甚至连“六经”的排列顺序这样基本的问题，都有不同的说法和各自言之成理的解释，其余可想而知^[1]。因此，在下面我们只介绍一些关于“五经”的通常说法，有时候也难免要进行一些辨析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