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仁”的考察我们可以知道，孔子的道德学说，其关注点不仅在于君子个人的成德成圣，更在于政治教化。因此，政治学说必然是孔子道德学说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孔子的政治观念，最基本的，就是他的德政观。

德政的核心是以德待民，也就是说，德政所主要关注的，是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早在三代之时，以仁善之政待民的思想就已经被提出来了。如《诗·大雅·泂酌》就歌颂周民族的先祖公刘“恺悌君子，民之父母”^[8]。在《尚书·无逸》中，周公教诲成王，希望他能够体察百姓的疾苦，“知稼穑之艰难”，要能够安养百姓，不欺辱鳏寡之人（“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欺鳏寡”），要以惶悚警惕的心态来治理百姓，不敢稍有懈怠（“治民祗敬，不敢荒宁”）。到了春秋时代，仁政的学说已经和当时的天命、天道之说相联系，如《左传》桓公六年随大夫季梁称：

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左传》僖公五年虞大夫宫之奇称：

鬼神非人实亲，唯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唯德是辅。”

能否以德治民，关系到统治者能否得到天道和鬼神的眷顾，实际上，这等于是说，施行德政是一个政权存在的最高目的。

而德政观正是孔子政治学说的核心。《论语·为政》称：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在孔子看来，德治在政治事务中的地位，就像北极星天空中的位置一样：居于中心，众星围绕。

孔子的德政观有两个主要层次，其一为惠民，其二为教化。其中，第一个层次关注的是民生领域内的事务，第二个层级则深入到社会风俗、文化、法律、教育等层面。关于惠民，《论语·公冶长》称：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惠为养民之法，因此，德政的题中应有之义，首先就是“富民”。不解决百姓的基本温饱，其他的问题自然无从谈起。《论语·子路》称：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大意是：孔子到卫国去，冉有替他驾车。孔子说：卫国的人口众多啊！冉有说：有了人口，之后怎么办呢？孔子说：让他们变得富裕。冉有接着问：富裕之后呢？孔子说：让他们接受教育。）

国家有了充足的人口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让人民先富裕起来，然后才是礼乐教化等事。“富民”是文化发展，社会进步的基础，孔子的这个观念后来在《管子》中有一个脍炙人口的说法：“仓廪实则知礼节。”^[9]《论语·颜渊》称：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彻”，即十一税，即十分收成中以一分交税，“二”则是什二而税。因为年成不好，鲁哀公担心用度不足，向孔子弟子有若问办法。有若告诉他，应该减少老百姓的负担，十一而税。哀公说，我十二而税都嫌不够，怎么还能十一而税呢？有若说，百姓富足，则君主自然富足，假如百姓贫困，国君无论如何也不会富裕的。有若实际上讲的是，百姓富庶才是国家昌盛的根本。《论语·季氏》称：

孔子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寡”，即社会生产力低下，产品稀缺，这可能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但“不均”，即严重的贫富分化，却一定是由不公平的，甚至是压榨性的政策导致的。“齐景公有马千驷”，不可谓不富，但死后，没有人称颂他的品德（见《论语·季氏》），正是因为景公的富裕只是他一个人的，没有惠及大众。因此，在国家治理中，“不均”是比“寡”更加严重的问题。“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也是孔子政治思想中非常简洁而又具有普遍意义的一条。

富民孔子的惠民思想还涉及到百姓生活的其他层面，如《论语·子路》称：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www.daowen.com)

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孔子认为统治者需要在平时对百姓的军事技能加以训练。春秋时代毕竟是一个战乱频仍的历史时期，不仅中原诸侯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华”、“夷”之间的军事冲突也有很多。因此，对国民进行军事化的训练是有必要的。儒家在后世给人的印象，似乎总是文质彬彬，不事武力。但孔子自己是重视军事的，他的学生中也有在这一方面很突出的人物，譬如子路、冉求。

以上所说的，是孔子的“惠民”主张。这些主张，一般都落实在百姓的物质生活的层面。除此之外，孔子的德政学说，还有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的内涵。如《论语·为政》称：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治国以刑还是以德，这是中国古代社会中颇为纠结的一个问题。在孔子之前，被周王朝取代的殷商王朝，据说就是一个颇重刑法的朝代。殷商的末代君主商纣王更是一个残暴的人，史书记载他曾经施行“炮烙”等残酷刑罚。周王朝自己的刑法也是比较沉重的，《汉书·刑法志》记载，“周道既衰，穆王眊荒，命甫侯度时作刑，以诘四方。黑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髌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盖多于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谓刑乱邦用重典者也。”可见衰周之时的刑法的特点，一是律条繁多，二是用刑酷烈。特别是第二点，“黑罚”、“髌罚”等等，都是肉刑，以摧残犯人的肉体来施行惩罚，这是后世儒家最为反对的一点。可以说，孔子反对以刑治民，主张以德、礼治民，是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

孔子的这一思想在后世有很重大的影响。我们知道，战国之后，最终打败六国、统一天下的秦王朝，其所推行的政策，正好是孔子的反面。秦王朝以法家思想立国，设置严刑峻法，施行酷烈之政，结果很快就被推翻。秦王朝的历史教训也充分表现了孔子这一思想的合理性，秦之后的汉朝，正是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肉刑这种惩罚形式逐渐变得缓和了。不过，孔子主张德治，并不意味着儒家反对法律。事实上，德与刑在中国古代政治中相伴相生，德主刑辅，不可偏废。

德、礼在治国方面之所以比刑法更加有效，是因为后者只是外在的限制，而前者则可以在百姓心中培养对统治者的信赖，并通过礼乐教化的熏染，建立完善的社会秩序。《论语·颜渊》称：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孔子论政，以足食、足兵、民信三者为重，其中又以“信”最为重要，甚至比“足食”更重要，因为自古人皆有一死，但如果没有来自百姓的信赖，则社会、国家都不能够成立。

不过，“信”只是德政成立的前提。实际上，有作为的政治人物在推行其政策之前，都需要取信于民，如商鞅变法，便有南门立柱，移木赏金之举，但他推行的，却不是儒家的政治主张。儒家德政的核心，还需要从儒家特殊的道德学说中去找，《论语·阳货》称：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以恭敬的态度处世，以宽厚的态度待人，在人民间树立诚信，在工作中敏锐灵活，将恩惠普施他人，能够以这些方式来处理政事，则可以称为仁。恭、宽、信、敏、惠，既是处事的方式，同时也是君子的美德。这里体现出了孔子德政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他看来，德政是需要统治者、君子、士等通过自身的品格修养和道德实践来实现的。因此，在孔子那里，德政很大程度上成为君子修养的问题，而推行德政，也自然而然地变成如何培育、选举贤才的问题。《论语·为政》称：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论语·颜渊》称：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举直错诸枉”，即选举正直之士，使他们的地位处于奸佞之辈之上。舜举皋陶，汤举伊尹，这些都是“举贤”的例子。贤良之士之所以能够推行德政，除了他们在政治事务方面的才干以外，他们的道德品行也能够很自然地移风易俗，感化民心。《论语·为政》称：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举善”（擢举良才）和“教不能”（教育后进）可以说是政治事务，“庄”和“孝慈”则是君子对待百姓的仪容和态度，是他们内在道德修为的外在体现，这种体现能够促使百姓变得“敬”和“忠”。这种政治教化的方式，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从这里也不难看出，孔子重视教育，也是有其政治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