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耶稣会教士们将孔子的学说逐渐介绍到西方的时候，在欧洲的学者中间曾经出现过许多推崇儒学和东方文明的声音，与之相对，不屑和批评声音也不少。因为时空疏隔、认知有限，这两种声音中都难免有误解、夸大、错谬之处，但是，敏锐而辛辣的见解亦颇有之。譬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便有一个令现代的儒家信仰者们颇为烦恼的说法。他在哲学史的课堂上声称：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除了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在他那里找不到一点思辨的哲学。黑格尔甚至语带讥讽地声称，假如那些著作从未被翻译到欧洲来，也许对孔子的名声会更有利一些。

黑格尔的观点自然与他那如今看起来已是大而不当的哲学体系和历史观念有关，更流露着因骄傲而产生的狭隘的意味。不过，他的说法也并非全无道理：与古希腊那些孜孜不倦以探求宇宙本原和自然规律，力图以抽象的概念和严密的逻辑来阐释世界的哲学家们相比，孔子确实更像一个惯于对人间的问题发言的道德教师。而且，尽管在孔子之后不久，儒家的学说便被极大地抽象化了；尽管在一千年之后，儒学的继承人们也因为“理”、“气”、

“性”、“道”等哲学问题争吵得一片喧哗，写下了汗牛充栋的著述，但在孔子那里，这些还都潜而未发，甚至连萌芽都难以寻觅。子贡曾经说过，“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可见孔子甚至是有意回避对这些问题的讨论的。（当然，对子贡这句话还有别的解释，譬如把“与”字解释作“契合”，这句话的意思就变成了赞扬孔子的言论自然地与天道相一致）而在另一处记载中，孔子感慨道：“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见《论语·阳货》，大意是：天有何言语呢？四时运转、万物生长，天有何言语呢？）可见，对天道等本体问题语焉不详甚至不置一词，并不意味着对这些问题没有认识，实际上，这种沉默代表着对天道的更深切的感知和体悟。因此，即使孔子在所谓的“思辨哲学”方面言论稀少，也并不意味着他对此一无所知。而在道德方面，他却已经给予我们足够多的教诲。至于这种道德学说是否如黑格尔等西方学者认为的那样平庸，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但是显然，一位儒家信徒绝对不会因为其道德观念未经过思辨哲学的淬炼便在其道德实践中比任何人要软弱或犹豫一点。(www.daowen.com)

在探讨孔子的道德学说的时候，我们会与诸多名词相遇，这些名词意味着美好的道德品质，譬如“仁”、“义”、“信”等等。在汉代，儒家学者们将“仁”、“义”、“礼”、“智”、“信”等五种品德合称为“五常”（董仲舒）或者“五性”（见《白虎通义》），在更早的时候，战国学者还将“仁”、“义”、“礼”、“知”、“圣”称为“五行”。它们被认为是人之天性所钟，是道德生活的基本形式，从而在整个中国古代都视为是人们所应遵循的基本规范。而这些显然又都是由孔子的教诲来奠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