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鲁国的孔子,把主要的精力都投入到他的教育事业和对古代典籍、鲁国国史的整理之上,对于政治的参与要少很多。此时已是新一辈人的时代了,他的几个学生如冉有、子路都曾任季氏宰,可惜学生们不如他们的老师那样风骨凛然,季康子增收田赋、讨伐政敌、僭越礼仪封拜泰山、乃至生活奢华,他们都不能阻止。其中冉有尤其令人失望,他甚至还帮助季康子搜敛钱财,以致孔子称他不是自己的学生,让门生“鸣鼓而攻之”。(《论语·先进》:“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季康子和鲁哀公也曾向孔子询问过治国之策,但孔子的教诲似乎也未对这些鲁国的统治者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齐国的陈恒弑杀了他的君主齐简公,孔子上朝请求鲁哀公发兵讨伐未果,这是我们所知的孔子最后一次参与的政治事件。
孔子步入了他的晚年,而他的晚年也不免有一些凄凉。他的儿子孔鲤先他而去,他最喜欢的学生颜渊也英年早逝。得知颜渊去世,孔子甚至发出了“天丧予!天丧予!”的悲呼。鲁哀公十四年,哀公于大野狩猎,获得一只死掉的麒麟[7]。孔子得知这一消息,大为悲恸,因为麒麟是吉兽,只会在政治昌明的时代出现,在春秋末年那样的乱世,它的出现又有什么用呢?(《春秋公羊传》鲁哀公十四年:“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又称:“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8]在这个时候,孔子一定想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他就像麒麟一样,虽然具有美好的品德,却不幸身处在衰微的时代中。鲁哀公十五年,另一个对他忠心耿耿的学生子路惨死于卫国,这一噩耗对于已是风烛残年的孔子而言无异于重创,他病倒了。子贡闻讯来看望他的老师,孔子植杖于门外等候他。师徒见面,孔子感慨地说:“赐(子贡名端木赐),你来得太晚了。”于是又歌唱道:“泰山崩圮了,梁柱倾折了,哲人也终于要衰没了!”歌罢,潸然泪下。(《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歌曰:‘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不久之后,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夏历二月十一日,孔子去世,终年七十三岁。
孔子去世后第十一年(鲁哀公二十七年,即公元前468年),鲁哀公被“三桓”打败,避居他国,这也代表了鲁国公室与私门的斗争最终尘埃落定。在其后的时间里,鲁国国君就像卑小的侯国一般在三桓的压迫下苟延残喘,在战国诸雄征伐的喧嚣中悄无声息。公元前256年,鲁国为楚国所灭,这个曾经有过辉煌历史的国家,终于也泯灭于战国的烽烟中了。
总结孔子的一生,我们可以说,他是春秋时代的“问题中人”。
孔子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生长于国力日衰,内乱频仍的鲁国,亲眼目睹了旧有的社会、政治秩序瓦解所造成的乱象。试图挽回这衰世,或者说,试图在这衰世中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宣扬自己的道德学说,便成为孔子一生的志业。他在鲁、齐、卫等国积极地参与政事,是为了这个目的;他在诸国间游历以寻求得君行道的机会,是为了这个目的;他教授生徒,整理文献,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在现实层面,毋庸讳言,孔子是失败的,他的政治主张没有得到多少实现的机会,甚至孔子个人的生活,也充满了许多挫折和悲苦。假若只以现实的成败来论,孔子大概算不上常俗意义上的英雄人物,遑论圣贤了。
幸好这世上总有许多价值和意义是超越了现实的成败的。孔子在政治上的不得已,并无碍于他成为深刻的思想家、渊博的学者和成功的教育家。相反,因为现实的种种磨砺,他的言与行才更显光辉,他面对困厄不改理想的品格,也更加令人敬仰。在孔子生活过的岁月里,他的影响或许有限,但孔子的成就跨越了时空的局限。现实中的孔子也许是失败的,但历史中的孔子却成为永恒。
【注释】
[1]见《论语·季氏》。(www.daowen.com)
[2]“要绖”即“腰绖”,指的是古人丧服中系在腰间的麻带或草带,这说明此时孔子还在为故去的母亲服丧。因为这一点,有些学者不认同《史记》这一段记载,如崔述便认为,礼法规定,居丧者应该三年不饮酒食肉,当然更不能去参加大夫的宴会。孔子是圣人,在这个问题上不会犯错误。(《洙泗考信录》卷一)我们的看法是,在这个问题上不必求之过深,只求把握太史公这段叙述的寓意即可。
[3]孔子向师襄学琴,《史记》记此事在孔子去鲁居卫之时,时间较晚。但也有学者认为师襄是鲁人,孔子应当是年轻时鲁国向师襄请教的。见崔述《洙泗考信录》。
[4]参见钱穆《孔子传》所附之“孔子年表”。
[5]此事见于《史记·孔子世家》,但后世学者对其真实性多持怀疑态度。这里姑且记之,以广异闻。
[6]这个故事在秦汉之际的文献中多有记载,而且不同记载之间还颇有不同。譬如《韩诗外传》卷九,记载了姑布子卿与孔子弟子子贡的一段对话,其中姑布子卿称孔子“累乎若丧家之狗”。孔子听到子贡的转述后,则自称“丘何敢乎?”从上下文的内容看,这里的“丧家之狗”指的应该是“办丧事家”的狗,而不是没了家的狗,而且它似乎也不是对孔子的贬词,孔子不像《史记》中那样对这一称呼欣然接纳,而是有些惶恐地推辞掉了。这种对同一事件有不同记载的情况,在古代典籍中是比较常见的,并不能说哪个记载就是真实的,而哪个就是虚假的。
[7]这个事件,史书中有不同的记载。《左传》称是哀公狩猎,季孙氏的车士子鉏商(姓子名鉏商)获得了这只麒麟,司马迁《史记》采用了这一说法。而据《公羊传》,当时根本就不是狩猎,猎获麒麟的只是一个身份低微的砍柴人(薪采者)。
[8]“西狩获麟”是一个很有演绎张力的故事,它在后世演化出了许多蕴含有深意的版本。譬如,有人认为自获麟后,孔子绝笔不再撰写《春秋》;有人则认为,孔子就是从这时候起开始撰写《春秋》的,九个月全书完成(见纬书《春秋演孔图》);有人称“西狩获麟”是孔子获得王命的象征,不过孔子明显没有成为君王,于是,汉代的儒家学者又认为,获麟是刘季代周的预兆,预言了未来汉朝获取天下的天命,而孔子著作《春秋》,则是替汉家立法创制——关于孔子,后代出现的非常奇怪之论有很多,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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