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离开鲁国的目的，是要寻找一个机会一展才能，实践其政治理念。孔子对自己的政治才能非常有自信，他曾经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大意是：如果能让我来主持国事，一年即可让政教推行，三年则可以有所成就。）同时，孔子的用世之心也很迫切，他曾经以匏瓜比喻自己：匏瓜作为食物，不能系而不食；士人身负经济之才，也不能不寻找机会予以施展（《论语·阳货》）。孟子描述孔子，三个月没有君主，便惶惶然不知所措，后人以此来嘲笑孔子大有奴仆之态，实际上它形容的正是孔子欲求得君行道的急切心情。这种求仕并不是谋求一己的功名利禄，而是要实践他所信仰的道义（《论语·微子》：“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孔子离开鲁国所要寻找的，也正是一个施行道义的机会。只可惜，这个机会他没能获得过。儒家的政治思想有它的尴尬之处：在儒家的观念里，君主处在人伦等级的最高端，只要他非大奸巨恶之徒，人臣都要辅佐他，并借助君主的权威来推行其政治主张；但是，一旦君主对其主张绝不信服，儒家的信徒们就几乎要束手无策了。可以说，儒生在政治上很难摆脱对君权的依附，而孔子自身的经历也恰好能够说明这一点。在鲁国他丧失了统治者对他的支持，他便希望从别的地方能够再获得这种支持。但在春秋时期，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孔子离开鲁国的十四年，也必然是一个四处碰壁、苦难艰辛的历程。

孔子周游列国的过程大致如下：

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孔子离开鲁国，来到卫国。

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孔子离开卫国，经过匡地，晋佛肸邀请他去晋国。孔子打算接受邀请，但最终未能成行。后又返回卫国。

鲁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5年），孔子初见卫灵公，出仕卫国。

鲁哀公元年（公元前494年），卫灵公向孔子询问军阵之事，孔子辞去在卫国的任职。

鲁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孔子离开卫国，经过曹国、宋国。在宋国，他受到司马桓的追杀。后来又来到陈国，并出仕。

鲁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吴国伐陈，孔子离开陈国，在陈、蔡之间绝粮，几乎陷入绝境。后至蔡，又自蔡入楚，至楚地叶邑，见叶公。后又辗转返回卫国。

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4]。

从鲁定公十三年到鲁哀公六年，这十四年间，孔子和他的学生们往来于卫、陈、曹、宋、郑、楚等诸侯国，其间遭逢许多波折坎坷，有时甚至有生命危险：第一次在卫国，卫灵公听信谗言，派甲士去威胁孔子，孔子只好离开；在匡地，孔子被一群愤怒的当地居民包围，这些人把他误认作阳虎，围困他整整五天；在宋国，宋司马桓魋试图谋杀孔子；在蒲地，孔子又被蒲人包围，经学生死力拼斗，才得以逃脱；在陈蔡之间，又因为兵乱被困，一度曾经断粮......在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孔子表现出了一贯的豁达态度，甚至在围困之中仍旧与学生讲诵、弦歌不绝。在孔子看来，他身负着传承文德道义的使命，这一使命由上天赋予，怎么会被匡人或者桓魋的骚扰所破坏呢？（《论语·子罕》：“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述而》：“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可以看出，孔子的坦然态度正根源于这种强烈的使命感，而孔子的行为和话语在当时鼓舞了他的学生，在后世也为那些同样面对苦厄艰辛的儒家信徒们提供了巨大的支持。

不过，出入诸国、屡遭危难，其实正说明孔子想要寻找的那个机会，始终也未能到来。有几位政治人物曾经对孔子的治国理念感兴趣。孔子曾多次出入卫国，在卫国盘桓多年，卫灵公也对孔子礼敬有加。但灵公最终还是让孔子失望，《史记》记载，卫灵公出巡，同他的夫人和一个宦官同乘第一辆车，招摇过市，却把孔子安排到后面的车上。这种失礼的行为就如同鲁国未能致膰于大夫一样使孔子感到羞辱，使他一度离开卫国。除此之外，卫灵公还深陷于同太子蒯聩的矛盾当中，最终太子出走晋国，而晋国此时正是卫国的敌国。在这种情况下，卫灵公真正关心的是什么的事情，就可想而知了。《论语》记载，卫灵公向孔子询问军旅行阵的方法，孔子回答他：“礼乐方面的事情我知道一些，军队的事情我一无所知。”（《论语·卫灵公》：“卫灵公问阵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显然，卫灵公的想法与孔子的政治理念南辕北辙，孔子甚至抨击这位君主“无道”（《论语·宪问》：“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晋国的佛肸曾召唤过孔子，佛肸是晋国大夫范氏的家臣，此时正在发动叛乱抵抗晋国的权臣赵简子。孔子听从了学生的意见，并没有前往。后来，孔子想去拜访赵简子，但是途中听到晋国两位大臣被赵简子诛杀的消息，也终于没能成行。实际上，赵氏正是晋国国内势力日广的宗族之一，就在数十年后，赵、韩、魏三家瓜分了晋国，各自建立邦国，这也被视作是春秋时代结束的标志性事件。况且当年阳虎出逃晋国，被赵氏所收留，孔子就已经对赵简子有过严词批评。这一次孔子与赵简子即使能够见面，想必也不会有太多的共同语言。《史记》还记载，孔子曾应楚昭王的礼聘动身前往楚国。楚昭王很钦佩孔子，想封予他书社之地七百里。但就像之前在齐国的情况一样，这个想法没能实现。楚国的令尹子西进谏楚王，称周文王当年在镐京只有百里土地，后来得以君临天下，孔子的弟子们人才济济，要是也能获得封地，说不定也可以实现这样的成就，那可绝非楚国之福。“况且，”子西说，“周朝最初赐予楚的爵号只有子、男，封地不过五十里，后来僭称王号，疆域扩大到数千里。孔子一旦获得权力，推行上古君王的治国方法，恢复周公、召公功业，那楚国还能维持现在的局面么？”（《史记·孔子世家》：“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子西的话自然有一些夸张，但他对孔子政治思想的理解却未尝没有道理。不久之后，楚昭王去世，孔子也便返回了卫国。^[5]

总之，这十四年间，孔子周游列国，始终也未能获得一个得君行道的机会。他求仕的心情是如此的急切，有时候的举动甚至让他的学生都有所怀疑。譬如著名的“子见南子”的故事：孔子去拜见卫灵公的夫人南子，用意当然是希望南子能够帮助他获取卫灵公的信赖。但是这位南子是一个品行有污的妇人，孔子因此受到了学生子路的质问，不得不指天为誓来自我辩白。（《论语·雍也》：“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有时候他也不免感觉灰心，抱怨没有人了解他，（《论语·宪问》：“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甚至半开玩笑地声称要离开中原诸侯国，或者乘舟浮海，或者去九夷僻远之地。（《论语·公冶长》：“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当然，这些都是一时间的说辞，孔子终其一生也没有搁置他的理想和使命感，变成避远山林的隐士。不过，有趣的是，在周游列国的十四年中，孔子不断地在市井畎亩之间碰到一些隐士式的人物，孔子与他们的交往、对话在今天看来饶有意味。这些隐者往往对孔子持讥讽的态度，如郑国有人称孔子“累累若丧家之犬”，这实际上是指孔子始终没有找到能够任用他的君主，孔子也觉得这个比喻很有意思，自嘲式地承认了。（《史记·孔子世家》：“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6]）另一次，子路与孔子走散，遇到一位老人，以杖荷蓧，在田间劳作，子路向他打听“夫子”（老师，指孔子）所在，老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论语·微子》，大意是：你这个人不事劳作，四肢不健壮，五谷分辨不清。谁知道你的老师是谁？）言辞很不恭敬。孔子却认为这老人是“隐者”，让子路再次去拜访。他们还曾试图说服孔子，如楚国的接舆，佯狂从孔子的车前经过，歌唱道：“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论语·微子》，大意为：凤鸟啊凤鸟，为何如此的落寞？过去的已不能挽回，未来的就不要依旧沉迷。罢了罢了，今天那些执政的人都危险了！）接舆将孔子比喻为凤凰，告诫他从事政治的危险，希望孔子不要执著。《论语》还记载了另一个故事，它记载了孔子对于这些隐士的态度，《论语·微子》：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www.daowen.com)

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

子路曰：“为孔丘。”

曰：“是鲁孔丘与？”

曰：“是也。”

曰：“是知津矣。”

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

曰：“为仲由。”

曰：“是鲁孔丘之徒与？”

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

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长沮和桀溺，两位耕作中的隐士，都知晓孔子与其弟子的大名，一位对孔子态度冷淡，另一位却想劝说子路加入他们的行列。桀溺的理由不可谓不坚实：与其像孔子一般，辗转反侧于那些或昏聩、或残暴、或自私的君侯显贵之间，去追求那些根本实现不了的目标，何不如干脆避居山林，与世无争呢？相信这样的话至少有一部分会打动孔子，于是他怅然而叹，但终归还是坚持自己的信念，在那个无道的世界里面，继续率领自己的弟子们去传布他们的理想。也许子路的一句话最能说明孔子的想法：”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明知不可为却仍要勉力为之，这其中正有一种悲凉却崇高的精神存在。

就这样，孔子远离父母之邦，在诸侯国间盘桓了十四年，政治上依旧几乎一事无成。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在季康子和学生冉有的促成下，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这一年他已六十八岁。季康子是季桓子的嗣子，据《史记》记载，季桓子对于孔子去国之事一直心怀悔愧，在临终之前叮嘱自己的接班人一定要召回孔子。而孔子的学生冉有正在季康子属下为官，并且因为军事才能而颇为季康子所受倚重，他也劝说季康子召回孔子。据《左传》和《史记》的记载，季康子是以相当的礼遇来迎接孔子的，对于孔子而言，这也是一种晚来的荣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