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年），孔子出任中都宰，第二年，任司空，又任司寇，鲁定公十三年，孔子去鲁适卫，孔子“仕鲁”，一共持续了四年时间。时间虽短，却是孔子政治生涯最为辉煌的时期，可惜的是，这也是史传当中关于孔子事迹的记载颇为芜杂不清的一个时期。此时的孔子无疑拥有比较高的政治地位，也有机会来施展他的政治才华，实现他的政治主张，但那些关于他卓越功绩的记载，还是需要仔细辨析。譬如，关于孔子担任的官职，后世学者便有许多争议，因为鲁国的三公即司徒、司马、司空，历来为三家权族所把持，不可能让位给孔子；孔子由司空而任司寇，从记载上看似乎是升职，但司寇的地位却是要低于司空的。对于这些矛盾，后人一般理解为：孔子所任的司空是小司空，即司空的属官，司寇则是确指，由小司空而任司寇，自然是升职了。另外，据《史记》记载，孔子曾以大司寇行摄相事，似乎已能够主持朝政，但另一部儒家经典《春秋公羊传》却称“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这意味着此时真正掌控鲁国政治的，依旧是季孙氏的季桓子，孔子也需要受其统辖。实际上从常理度之，孔子虽然已享有盛名，但在政治上毕竟缺乏根基，要想推行自己的政治理念，必然会受到旧有势力的种种羁绊。孔子这四年“仕鲁”的经历，也说明了这一点。

司寇是负责司法的官职，孔子在这个职位上的具体作为，今天我们所知甚少，后世的著作如《荀子》《史记》等记载他诛杀过一个叫少正卯的鲁国大夫，可信性并不高。不过，孔子四年从政，有两件事情是被各种历史著作以浓墨重彩加以书写的。首先是“夹谷之会”，这是鲁定公与齐景公在夹谷的一次会面。两国或者数国的国君、臣属聚会并缔结盟约，这在当时是很平常的事情，只是在春秋的乱世当中，这种会面往往演变成大国裹胁小国组成军事集团或者大国威胁小国以榨取利益的霸权行为。齐鲁在西周初年同为大国，但此时两国的实力已此消彼长，齐国占有很大的优势，数百年间两国或战或和，有过许多纠纷。这一次夹谷之会，齐景公本也是抱定了以大欺小的念头的。会面之前，孔子就告诫鲁定公，“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史记·孔子世家》），会盟虽是文事，也要做好充分的军事准备。两国国君相会，齐国果然妄图以武力劫持鲁定公，因为鲁国早有防备，孔子又对齐景公严词诘问，终于化解了这次危机（见《左传》定公十年）。在会面的过程中，孔子又纠正了齐国不合礼制的乐舞，甚至诛杀了在会场上表演俳优之戏的侏儒，其表现可谓义正词严、威仪赫赫。（见《史记·孔子世家》：“有顷，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春秋谷梁传》定公十年也有相似的记载）齐景公为之慑服，最终与鲁定公签订盟约：今后鲁国有义务派兵协助齐国征战，而齐国则要归还它侵占鲁国的数处土地（见《左传》）。这一次会盟，因为孔子的关系，鲁国实际上是获利了。

孔子曾经说过：“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见《论语·子路》，大意是：行事保持耻辱之心，出使外国，很好地完成君主的使命，就可以被称为“士”。）他在夹谷之会上的表现，就堪称是“不辱君命”。而且，除了卓越的外交才华和过人的勇气之外，孔子的举动还体现出他一贯的政治和文化信仰：在会面中他坚持采用正规的周代礼制，将齐国的礼仪称为夷狄之俗而坚决予以摒弃。（《史记·孔子世家》：“会齐侯夹谷，为坛位，土阶三等，以会遇之礼相见，揖让而登。献酬之礼毕，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四方之乐。’景公曰：‘诺。’于是旍旄羽袚矛戟剑拨鼓噪而至。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于此！请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则左右视晏子与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这种复古的行为在那个虽然礼崩乐坏、但依旧留有往古的辉煌记忆的年代里自带有一种凛然不可侵辱的正气，或许齐景公正因此而折服。夹谷之会，也自然是孔子从仕后的一次了不起的成功。

孔子所作的第二件事情同样很有魄力，可惜其结果不如夹谷之会这般圆满。鲁定公十二年，孔子与国君商议要“堕三都”，即要拆毁分属于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的三座城邑费邑、成邑和郈邑。很明显，这一举措的用意就是要削弱三桓的势力，巩固公室的权力，假如能够成功，将会有力地改变鲁国私门日盛、公室日蹙的政治局面。可以想见，它必然是孔子经过深思熟虑并雄心勃勃加以推行的一项计划。计划一开始执行得比较顺利，郈邑很快便被拆毁，在费邑鲁定公受到了一些抵抗，掌管费邑的公山不狃与叔孙辄带领人马，一度包围了定公，孔子立刻派遣军队打败了他们，并将这两人驱逐到了国外。但是，属于孟孙氏的成邑却变成一个严重的障碍，孟氏认为成邑既是鲁国的门户重地，更是其宗族利益的保障，因此对鲁定公的命令佯装未闻，予以抵制。这一年的十二月，定公派军队围攻成邑，最终没能取得胜利。这实际上也意味着孔子的计划被半途而废。而孔子也就在第二年辞去官职，离开了鲁国。(www.daowen.com)

孔子辞官去鲁的原因有很多，“堕三都”计划的失败肯定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因素。另外，鲁国腐朽的政治环境也令孔子感觉失望。据《史记》记载，孔子仕鲁给齐国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因为在孔子这样贤明的官员的治理下，鲁国的国力一定会愈加强盛，这对于邻国肯定不会是好消息。于是齐人向鲁国赠送了许多乐伎和骏马，希望鲁国国君会沉迷于声乐犬马之中，无暇关注国事。他们的计策果然奏效，鲁定公和季桓子立刻迷上了这些新的享乐，留恋终日，政事荒废。面对这种情况，连孔子的学生也认为他们的老师没有必要继续留在鲁国了。

而孔子此时还保存着一丝希望。他和学生说：“今天鲁国举行祭天典礼，之后应当把典礼的祭肉分发给大夫，假如我能够获得这份祭肉，那么还可以继续留在鲁国。”（《史记·孔子世家》：“鲁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则吾尤可以止。”）我们能够发现，孔子对于一些细小之事非常关注，这些小事又往往与礼仪相关。在孔子看来，人们在这些小事上的所作所为，正能够体现出他们的真实心态。譬如，致膰于大夫只是事之小者，却代表着鲁国统治者对祭祀仪轨的严格遵守和对士大夫的尊敬。孔子生平作出的许多重大决定，所依据的都只是这些小事情。这一次，祭肉并没有送到孔子手中，季桓子依旧耽于女乐，三日不听政事。显然，鲁国的统治阶层已经堕落，对孔子的态度也开始变得冷淡，孔子便决绝地放弃了他的官职，率领他的学生们一道离开了鲁国。

孔子四年仕鲁，其间的功过成败确实难以一言断之。《史记》称孔子管理国政三个月，就使得鲁国的民风大为改观；在夹谷之会中他又能够克服强权、不辱君命，可见孔子在内政外交上都拥有过人的才能。另一方面，孔子推行强力的改革，以图压制私门，振兴日渐衰微的鲁国政权，但在当时的环境之下，在春秋时代剧烈的社会变动中，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孔子就像一个充满了悲剧色彩的理想主义者，仍旧勉力地试图去维修旧世界那座即将倾杞的房屋。在鲁国他不受赏识，不能施展抱负，便决心到其他的诸侯国去寻找支持，这一去就是十四年。孔子的离去是鲁国的巨大损失，多年之后，季桓子病重，在辇床上远望鲁国的都城，感慨道：“这个国家原本能够振兴壮大，就是因为我没能善待孔子，才没能够实现啊。”（《史记·孔子世家》：“季桓子病，辇而见鲁城，喟然叹曰：‘昔此国几兴矣，以吾获罪于孔子，故不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