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仕途上并不顺利，但自青年至“仕鲁”这数十年间，却无疑是孔子在学术、思想方面渐臻成熟的时期。孔子晚年总结其人生经历时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这是一个修养逐渐提高、最终成熟的过程，“三十而立”，古代学者认为这指的是对传统经典的通习，“四十而不惑”，意味着心智的稳健和沉着，“五十而知天命”，则表示孔子已经体悟到那主宰着天人之际的最终规律——天命。尽管这还不是君子修养的终点，但在五十岁时便能臻此境界，也足以让人惊叹。与此同时，孔子依旧保持着好学善问的习惯。据《左传》记载，鲁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郯国的郯子来朝见鲁国国君，他在宴会上就上古君主少皞氏以鸟名来称号其官属的问题发表了精当的见解，孔子闻说，立刻去向郯子求教。（《左传》昭公十七年：“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

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鴡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史记》还记载，孔子曾经向一位叫师襄的琴师学习鼓琴，在这一过程中，孔子表现出了他在学习方面的勤勉、耐心和超凡的领悟能力。他先是领会到了乐曲的“数”，继而体会到乐曲的“志”，最后通过乐曲来辨识作者的人格：孔子鉴识出，这首乐曲的作者一定是周代的贤君周文王，而这一判断，正与师襄从其老师那里获得的解释相一致。（《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3]）“乐”是周代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孔子对音乐也有很高的天份和良好的修养。

在所有关于孔子访师求学的故事中，最著名的自然是他与老子的一次交往。老子姓李，名耳，字聃，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另一个著名学派道家的创始人，他与孔子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就如同西方的柏拉图与苏格拉底一般，他们的会面、交谈，自然也是一次重要的思想事件。《史记》记载，孔子与他的学生得到了鲁国国君的赞助，去访问周王室。在那里，他见到了担任藏室史（又称“柱下史”，是负责管理周朝藏书室的官职）的老子。孔子向老子问“礼”，老子则给予他忠告，大意是告诫孔子，过多地表现自己的才华，会招致灾祸；世事险恶，要善于自保其身。事后孔子则向自己的学生们称叹老子：“鸟雀能够飞翔，鱼可以游泳，走兽可以奔跑，这些飞禽走兽，人们都能将它们捕获。但是，龙却乘风云飞翔在天，对于它我一无所知。今天我见到了老子，他应当就如龙一般吧！”（《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我不能知，其乘云气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称老子为龙，这自然是极高的颂赞，特别是这一评价出自孔子之口，尤其难得。实际上，老子堪称是中国古代最为神秘的学者，围绕着他的出身、归宿以及他的简短却深奥的著述《道德经》，都有很多颇具神话色彩的故事。而老子创立的学派——道家，在历史上往往以儒家的反对者的面貌出现，这些道家学者也很愿意讲述孔子，只不过在他们的故事中，孔子经常是一个被批评、驳难的对象，有些时候甚至还很狼狈。譬如，在稍后的战国时期出现的另一部道家著作《庄子》中，同样描述了孔子的这一次访学，在这部书的记载里，孔子简直就像一个小学生，在老子面前诚惶诚恐，对老子的学说心悦诚服。（见《庄子·天运》）这种旨在替自家学派鼓吹的故事，当然是杜撰的。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很多现代的研究者都怀疑孔子与老子的这一次会面是否真的发生过——《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所处的也正是一个道家思想很盛行的时代，他可能也是从道家的著作中获知这次会面的。

不过，即使真伪莫辨，从故事中我们仍能看到，孔子的学生们开始出现了（《史记》中有南宫敬叔，《庄子》中有子贡）。此时的孔子已逐渐由一个受学者转变成一个教育者。正如中外许多伟大的人物一样。孔子的卓识和博学必然为他带来许多自愿追随的学生，这些学生将在未来的岁月里面与他们的老师一道研习儒学六艺，共同经历种种变故，分享其间的欣喜、忧愁甚至悲恸。他们与他们的嗣裔最终形成了中国古代思想中最具统治力的儒家学派，他们的功业也成就了孔子作为“至圣先师”和伟大教育家的声名。假如我们相信《史记》的记载，则孔子在十七岁的时候就已经有追随者了（《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年十七，鲁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诫其嗣懿子曰：‘孔丘，圣人之后，灭于宋......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即没，若必师之。’及釐子卒，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礼焉。”不过，在别的记载中，这件事情发生得较晚），先秦史书《左传》则在鲁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明确地记载了孔子的学生琴张，这一年孔子31岁。可以肯定地说，正是在这一段时期里，孔子开始授徒设教，很快便招纳了许多弟子，并最终形成了《史记》所形容的“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的庞大规模。在古代世界中，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在孔子和他的弟子中间发生过许多精彩的对话和感人的故事，在后面我们会不断地提到。

“仕鲁”之前的孔子，有一件事值得讲述，亦即他曾经访问齐国，并和齐国的国君齐景公有过几番交往。孔子去鲁访齐的原因，正与鲁国君主与大夫的矛盾相关。当时鲁国权臣有三：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这三族原本都是鲁桓公的后代，所以又被称为“三桓”。与春秋时期许多诸侯国的情况相仿，这三族的势力也渐渐滋长、膨胀，以至于开始侵夺鲁国国君的利益，僭用君主的礼仪，这必然会在鲁国埋下内乱的种子。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季氏的季平子与另一位鲁国贵族郈氏因为斗鸡而发生争斗，鲁昭公偏袒郈氏一方，出兵讨伐季氏。两军对垒，昭公连续三次拒绝了季平子退让求和的请求，可见这位鲁国国君确实是想借此机会一举铲除这一心腹大患。他的强硬态度引起另外两家豪族的忌惮，最终“三桓”联合起来打败了鲁昭公的军队，昭公逃到了齐国。

正是在这种纷乱的事态中，孔子去鲁而适齐。孔子是否曾被牵扯进这次内乱，我们并不清楚，也许他只是为了避乱才离开母国，但更有可能是因为他厌恶季氏的所作所为，才决心追随其君主而远赴他国。我们知道，孔子对于鲁国这三家权门的态度一直是比较严厉的，《论语》中记录了许多孔子对于“三桓”的批评，像著名的“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愤怒声讨，针对的便是季氏使用天子乐舞的僭越举动。因此，我们不难猜测孔子对于这场内乱的态度。

孔子在齐国与齐景公的对话，详尽地表明了他的政治观念。他们的对话同样记录于《史记》当中：“景公问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见《史记·孔子世家》）大意是：齐景公向孔子询问施政的理念，孔子回答：“最重要的，就是要维持君臣父子之间尊卑长幼的关系不被破坏。”齐景公感叹道：“太对了。假如君、父不能保持他们尊贵的身份，臣、子不安分于他们在下的地位，那么即便有食物，我又哪有机会去享用呢？”）“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虽然只有八个字，所描述的却正是那个时代最严重的危机。周王室与诸侯国势力的此消彼长、诸侯国内部公室与私门的矛盾、春秋时期纷扰不休的动乱和战争，包括这一次导致鲁昭公流亡国外的鲁国内乱，不都是固有的等级制度遭蔑视、被颠覆的结果么？齐景公为这一回答称善，也绝非礼貌性的回应，而是意有相契，有感而发。实际上，此时的齐国也正面临着国内田氏（陈氏）势力日益膨胀的威胁，就在齐景公去世之后不久，田氏便通过一次宫廷政变，掌握了国家大权，最终在一百余年后（公元前386年），彻底篡夺了齐国政权。作为君主，齐景公对于这一迫在眉睫的威胁，自然不会没有察觉和忧虑。(www.daowen.com)

《史记》还记载了孔子与齐景公的另一次会面。在这一次对话中，孔子向齐景公强调了节省财用在治国施政中的重要意义。对于孔子的政治观念，齐景公起初非常赞赏，甚至一度想赐予孔子封地，在当时这意味着视孔子为卿臣，要予以重用。但此事最终并没能实现。齐景公告诉孔子“吾老矣，弗能用也”，言辞间已颇有颓丧不振之意，齐国的大臣们则策划要谋害孔子，在这种情况下，孔子只好返回鲁国。根据战国时期著名的儒家学者孟子的说法，孔子是在很危急的情况下仓促离开齐国的（《孟子·万章下》：“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意谓出发得匆忙，甚至来不及把淘的米晾干），可见他确实遭到了某些齐国政治人物的敌视。这一次，他大约在齐国逗留了一年多的时间。

需要补充的是，关于孔子这一次未能得志的齐国之行，先秦时期有许多故事流传，而且在这些故事中孔子往往会与齐国的一位名臣晏子有瓜葛。司马迁在《史记》中就声称，齐景公之所以放弃重用孔子，是因为晏子对他陈述了一番对儒学的批评。在另一重要的先秦学派墨家的著作《墨子》中，这个故事演化成了一个更离奇的版本：孔子因为晏子的进谏而丧失封地，便怀恨在心，后来竟寻找机会挑起了齐国和吴国之间的战争，以此作为报复。（见《墨子·非儒下》）显然，这种故事的荒谬性是不言而喻的。它们与上文提到的道家著作对孔子的种种不实描述一样，都是在当日众多学派相互竞争的环境下，借重孔子之名来表彰自家学派的产物。孔子终其一生在政治上都不甚得志，齐国的这次挫折只是一个开始，而孔子对于这些挫折的态度还是很坦然的。

孔子在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赴齐，次年返回，此时他三十六岁。此后的十数年间，孔子基本上都是在履行他作为教师的职责。他的教育事业日渐兴盛，他的政治事业却始终未有起色。《史记》称：“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之所以“不仕”，是因为鲁国的政局依旧动荡。鲁昭公在流亡的过程中死去，鲁国有了新的君主定公。这位新君主同样不能解决国内的问题，而且可笑的是，这一次轮到季氏品尝一下被臣属欺凌的滋味了：鲁定公五年（公元前505年），季氏的家臣阳虎——就是曾经拒孔子于门外的那一位——囚禁了新主人季桓子，逼着他和自己结盟，从而掌握了对季氏的控制权。如今的鲁国政局是如此一种颠倒的模样：国君被季氏控制，而季氏又受阳虎胁迫，鲁国的政权就被把持在这个家臣的手中。这种貌似离奇的状况，其实正是春秋时期社会、政治剧变的一个缩影。

但阳虎对鲁国政治的控制显然不会是稳固的，他很快就必须面对来自于国家内外的各种挑战，齐国开始不断地出兵犯境，而根据《左传》，阳虎对季氏的控制也受到了其余陪臣的强力掣肘（见《左传》定公七年）。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阳虎也会想办法来培植自己的势力，大约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想方设法地拉拢孔子。《论语·阳货》称：

阳货（即阳虎）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途。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

故事虽短，却不乏智斗的情节。阳虎来拜访，孔子避而不见，阳虎便留下了一只蒸熟的小猪作礼物。按照当时的礼节，收了别人的礼品，必须回访，无可奈何，孔子便找了一个阳虎不在家的时候去回礼，不料却在路上和阳虎相遇了。阳虎不惜大费口舌，自问自答地说了一大段，用意就是要让孔子出仕。孔子虽然含糊地答应了，实际上我们知道，他并没有向阳虎屈服。阳虎以陪臣的身份把持国政，其品行又近于小人之流，信奉”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孟子·滕文公上》）、”亲富不亲仁“（《左传》定公九年）的利己哲学，无论是政治理念还是在道德观念都与孔子相差甚远，自然不会获得孔子的支持。孔子拂逆了阳虎的意旨，似乎也并未因此招致什么祸事。到了鲁定公八年（公元前502年），阳虎的野心膨胀，想杀尽“三桓”的族主，找一些傀儡取而代之。结果他的计划没能成功，三家联合起来将其打败，并在次年将他驱逐到了齐国。阳虎为害鲁国内政的历史到此为止，而孔子也就在此时出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