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今山东）人。之所以名丘，据传说是因为其头顶状似某种形状的山丘。古代往往以“子”来称呼位尊德高的人，因此人们一般称孔丘为孔子。鲁国是周代最重要的诸侯国之一，最初是周武王之弟周公旦的封国。周公旦，一般被称为周公，是另一位为儒家学者所称颂的古代圣贤，周代的礼制相传就是由他所创造的。也许正是受这位先祖的影响，鲁国在周代各诸侯国中以文物制度的留存完备而闻名。据另一部古代史书《春秋左氏传》记载，鲁国襄公在位之时，吴国季札来观礼，鲁国使乐工为他表演了大量周乐和用以祭祀舜、禹、文王、武王的乐舞；鲁昭公在位时，晋国韩宣子出使鲁国，在史官那里见到了《易象》和《鲁春秋》，韩宣子赞叹道：“周礼尽在鲁矣。吾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可知，鲁国确实保存了相当多的先代的文化遗产，这对于孔子了解周代的礼乐制度显然是大有助益的。

不过，孔子的成长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尽管是鲁国人，孔子却并非姬姓。从宗谱上看，孔子的家世不可谓不辉煌。《史记·孔子世家》司马贞《索隐》引《孔子家语》称：“孔子，宋微子之后。宋襄公生弗父何，以让弟厉公。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胜，胜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亲尽，别为公族，姓孔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睾夷。睾夷生防叔，畏华氏之逼而奔鲁，故孔氏为鲁人也。”

可知孔子的先祖是诸侯国宋国的贵族，是殷商王族的后裔。但到了春秋之际，这一家族被卷入了宋国内部的政治争斗当中。据《春秋左氏传》记载，鲁桓公元年（公元前711年），宋国的太宰华父督在路上偶遇孔父嘉的妻子，垂涎于其美貌，于是在次年举兵围攻孔氏，杀死了孔父嘉并抢夺了他的妻子。宋国的国君宋殇公闻之震怒，华父督恐惧之下，便把自己的国君也给弑杀了。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胜数”（司马迁语），华父督之乱正是春秋时代政治乱局中的一桩。孔父嘉死后，他的后人（一说木金父，一说孔防叔）畏惧华氏的威逼，于是逃到鲁国，从此定居于此。至孔子的父辈一代，这一家族的社会地位已经很卑弱。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据史书的记载，是一位以勇力闻名的武将，虽颇有战功，终身却不过是一个位卑权轻的陬邑大夫。孔子的母亲为颜姓，据司马迁的记载暗示，她与叔梁纥的结合并不是太符合当日的礼法规范。（《史记·孔子世家》：“纥与颜氏之女野合而生孔子。”）孔子出生不久，他的父亲便亡故了。因为母亲的忌讳，孔子在很长时间里甚至都不知道叔梁纥的坟茔所在，母亲去世之后才在当地人的指点下，找到了父亲的坟墓，并将母亲与之合葬。这些记载都能够向我们透漏出孔子出身的卑微和苦寒。虽然并没有确实的记录，但可以想见，艰苦的家境、可疑的出身都会为孔子的成长带来种种困难。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了一则故事：鲁国的权族季氏设宴招待士人，孔子想去参加，却被季氏的家臣阳虎拒之门外，理由是孔子不属于士阶层。（《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要绖，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2]）由此可知，少年时代的孔子，其境况是比较艰苦的。(www.daowen.com)

尽管如此，孔子尚在幼年，就已经表现出了一些与众不同的特质。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孔子小时候便经常模仿祭祀活动，将俎豆（俎，一种礼器，类似于四足案；豆，古代食器，类似于高足盘）等礼器布置开来，并演练叩拜等礼节。在中国古代文化当中，这样一种早慧的表现，往往会被视作是孔子命中注定要成为圣人的象征。而我们则能够以此推断，鲁国丰厚的礼乐文化遗产，在孔子年幼之时便对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在《论语》当中，孔子自称“十五有志于学”，此时的“学”，当然不会是小儿嬉戏式的对礼仪的粗率模仿，而应当是对传统文化的系统学习。孔子是非常好学的人，他曾经有过一番自我评价，认为论忠诚守信的优秀品质，很多人并不逊色于自己，但在好学这一方面，自己却是出类拔萃的（《论语·公冶长》：“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而这种好学的态度显然使他的学识精进。

不过，年少知礼，并不意味着社会地位的提高或者仕途的顺利。关于年轻时代的孔子，因为史料记载歧异，我们的认识难免有一些模糊甚至矛盾。譬如，据数百年后晋代人王肃编撰的《孔子家语》记载，孔子在十九岁时迎娶了妻子亓官氏，一年后有了第一个儿子，当时的鲁国国君鲁昭公派人送来了一条鲤鱼，以示祝贺。为了纪念这一荣耀，孔子为自己的儿子起名为鲤，字伯鱼。从这个记载上看，孔子的声名似乎早已为鲁国国君所熟知，他应当有很好的前途才是。但是，司马迁《史记》和孟子的著作都声称，孔子只是从一些比较卑微的官职开始他的仕途的：他最初被委任为“委吏”，后来又任“乘田”，前者的职责是管理仓库，后者则负责管理牛羊等牲畜，二者都是很不起眼的小官。孔子后来曾回忆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这两个官职虽然不一定是“鄙事”，却也并未能使孔子真正摆脱原来清寒卑微的状况。孔子在这两个职位上兢兢业业，业绩颇优，但对于他的才干而言，这些显然都是太过狭窄的舞台。不过，关于孔子在青年时代的政治生活，我们所知道的也只有这些。事实上，在孔子五十一岁“仕鲁”、任中都宰，五十二岁升小司空、再升大司寇之前，他对鲁国政治的影响，如果不是没有，也几乎没能在历史记载中留下一点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