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其人，论其世”，这句话的意思是，要了解一个人的思想，先要了解他所处的时代和他的生平。这一洞见，出自儒家的另一位圣贤、也是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孟子之口。假如我们不能对孔子生活的时代有所认知，便会缺乏理解孔子思想的基础。因此，我们首先要对孔子所在的那个古代世界进行一番考察。根据司马迁《史记》和其他古代典籍的记载推算，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此时正是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实际上，“春秋”这一名称，也正来自于孔子曾经加以整理的鲁国史书《春秋》。春秋时代是一个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它的最大特征，便是周王权的衰落和诸侯国的争霸。中国的上古史渺远而空蒙，掺杂了传说、神话以及史实。据史书记载，在经历了尧、舜、禹三位圣德的帝王统治之后，两个统一王朝，即夏朝和商朝，相继而起。公元前11世纪左右，商代最后一个君王商纣王荒淫无道，丧失民心，被周武王姬发所统率的诸侯联军推翻，商代就此终结，由周王朝取而代之。周朝建立不久，便在另一位贤臣周公的主持下，于东方广立诸侯国，一方面用以赏赐有功的同姓或异姓功臣，一方面借此镇压商代的残余力量。周代的基本政治结构，即周王权统治下的封建制，也由此得以建立。这一制度下，周天子享有天下共主的地位，他将土地赏赐给他的亲族、姻戚或者臣属，而各诸侯国则服从周室的统治，对其负有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义务。与此相似，诸侯国也可以将其领土分封给他的臣子，即大夫阶层，以建立臣属关系。同理相推，大夫又有家臣，他们往往属于士阶层，可以接受大夫的封予，受大夫统辖。士阶层以上，可称为周朝的贵族阶层，同时也是当日的统治阶级，他们既负有治理邦国的职责，同时又受到一系列行为规范的辖制。这些规范即为周礼。“礼”是中国文化当中最富内蕴的名词之一，简而言之，它是对人之社会地位以及与此地方相关联的权利、职责、行为方式等方面的规定，其内容非常广泛，涉及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巨细不遗，甚至繁复琐碎。但礼制的本质却一以贯之，即要维系各阶层之间尊卑等级的有效恒久。可以说，封建制度是周代政治制度的外在表现，而礼制才是其根本的精神。封建制度在周王朝有效地实行了数百年，但是在孔子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无论是外在的封建制度，还是内在礼法精神，都因剧烈的社会变革而被极大地动摇了。那是一个王纲解纽，礼崩乐坏的时代。

在进入春秋之际，周王室内忧外患，形势危殆。王国的周围有大量的蛮族势力，它们被语含贬义地称为蛮、夷，或者狄、戎。这些蛮族势力时时窥探着王国内部，频繁地兴起刀兵。连年的对外战争使得周朝国力日渐衰竭，而周代统治者自身的腐化堕落，更加剧了局势的恶化。周王朝的国都原本是镐京（今陕西长安县西北），但是在公元前八世纪的一次犬戎的攻击中，镐京被攻破，当时的君主周幽王被杀，周王室的国库文物也被洗劫一空。在此情况下，继任的周平王已无法继续在镐京维持政权，只好于公元前770年，将国都东迁至雒邑（今河南洛阳）。至此，西周灭亡，东周建立，中国历史正式进入春秋时期。

周王室的外患，足以加重它内部的危机。王权势力的衰落，自然要削弱其对诸侯国的控制能力。周王室东迁雒邑，依靠的是秦、晋、郑、卫等诸侯国的协助，周王维持其在雒邑的统治，又要仰仗晋、郑、虞、虢、申、吕等诸侯国的拱卫。日久天长，周王室由天下之共主，变成仰人鼻息的卑弱政权，也是势所必然。在公元前707年爆发的一场战争中，郑国军队打败了周王与虢、蔡、卫、陈等国组成的联军，郑国的将领甚至射伤了周恒王的左肩。史书称这一场战争为“繻葛之战”，它彻底昭告了周王权的衰没。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军事实力消长的问题，它还预示了周代礼乐制度崩坏。旧有的君君臣臣、尊尊卑卑的等级观念不再被尊重和持守。从此，大国侵犯小国、诸侯欺辱王室、大夫弑杀诸侯，家臣凌驾大夫的事情，在春秋时代变得屡见不鲜。譬如，郑国在取得对周王室军事胜利之后便发生了变乱，郑卿蔡仲在宋国的要挟下，驱逐了郑昭公，另立新主郑厉公。不久之后，蔡仲又在一次内乱中驱逐了厉公，重新迎回郑昭公。而昭公也未能长久地保持权力，很快他便因为旧日的怨仇被另一位卿大夫高渠弥射杀。郑国经历了这一番动乱，国力也大为衰败。在孔子的祖国鲁国，早在孔子出生之前，也已经有两位国君鲁隐公、鲁闵公死于权臣之手，因立储之争而导致的杀戮则更多。其余的诸侯国，如齐、晋、宋等，类似的事件也是层出不穷。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总结道：“《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相走不能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由此可见当日社会动荡的程度。这种动乱，正与周代礼制的衰落相表里。孔子在形容这一时代时称：(www.daowen.com)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1]

在孔子看来，政治清明、国家安定之时，政治权力是由天子来掌握，只有在乱世当中，邦国的权力才会被诸侯、大夫、甚至更等而下之的家臣把持，而由他们来操控国政是很危险的。显然，孔子所在的正是“天下无道”之时，而如何来扭转这一“天下无道”、政令出自私门的局面，也成了孔子一生念兹在兹的重要问题。这是孔子思想形成的现实根基，同时也是我们了解这位圣贤的适当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