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附录简要介绍了研究过程中数据收集的细节。之所以写这些，原因并不复杂，主要是因为之前没有对研究项目做过类似说明。本书是基于两个相关的研究项目而成，这两个研究项目都是关于博士研究生及其指导教师和学术研究的。第一个项目是由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发起和资助的，主要是对英国的社会科学领域的博士研究生开展研究，最初的构想是与一个来自华威大学的研究团队合作，由Robert Burgess教授负责。在研究设计上，两个研究项目相辅相成，将一系列社会科学学科进行划分，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研究重点。华威大学项目是一个典型的社会化研究，聚焦于学生进入博士研究的早期阶段，主要研究社会学领域、商业和经济学领域的一年级博士研究生。

相比之下，我们卡迪夫大学的研究则较少关注博士研究生的社会化过程，而是更多地关注知识社会学；较少关注新人如何成为有能力的研究生，而是较多地关注研究生如何社会化或融入其学科知识和文化。虽然在研究侧重点上有所不同，但两个项目都是为了记录研究生及其指导教师在组织生活和智力生活方面的关键特征。我们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社会人类学，人文地理学，城市规划，地区、城市和发展研究等学科及领域。

计划中的第三项研究，与卡迪夫大学和华威大学的研究一致。这项以布里斯托大学为主的研究项目，特别关注管理和指导过程，主要针对的学科是教育学和心理学。另外，由Estelle Phillips指导第四个研究项目，旨在研究博士生教育的“质量”问题，这个项目的发起者和负责人是Martin Bulmer，此项目与前三项研究紧密相关。但是最终执行下来时，与第四个项目的关联不大。所有项目的研究论文均可在Burgess（1994）编著的书中找到。

四个定性研究项目的最终设计是相互协商的结果。我们最初的想法是开展少量的民族志的案例研究，通过对少数科系进行细致的实地考察，来研究博士研究和学术社会化的过程。整个研究计划的培训委员会和总协调人另有想法。他们希望从更广泛的视角出发，各个项目都能覆盖很多研究地点，并进一步希望四个项目进行广泛的定性研究，力争在项目之间能够有一个机构层面和院系层面的“代表性”样本。因此提出研究项目要代表全英各类高等教育机构的分布，包括牛津、剑桥、“老公民”大学、“玻璃屋顶”大学、多科技术学院和伦敦大学。选定的研究地点还包括一些受到处罚的院系（甚至是被列入黑名单的院系）以及连续获得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奖学金资助的院系。

委员会提出的抽样要求基本上是样本越多越好，对抽样比例却没做要求。他们的要求确实影响了我们的研究设计和实施。我们放弃了对少量院系进行细致的民族志研究，不得不选择覆盖大量院系。除了开展研究所必需的一些联系与沟通，比如长时间地与院系商谈进入许可，我们与各院系之间的关联要比原本计划的稀松得多。这意味着我们被迫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对学者和学生的访谈，而没有太多机会浸淫在实地环境之中从而获得第一手的民族志材料，进行参与式观察的余地也很小，致使对所访问和研究的实地环境只有肤浅的了解。

我们成功完成了对社会科学博士生的研究，这也只是呈现了英国大学中学术社会化的一部分图景。因此，我们向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寻求进一步资助以开展后续研究，这次集中研究自然科学学科的博士研究生和学者。不再受限于之前的抽样要求，此次特意选择了少量院系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因此，并未试图涵盖方方面面，而是有意地抽取不同性质的“科学”。

我们选择了生物化学和自然地理学，因为它们能够提供两个主要的对比：第一，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之间的对比（后者已经包含在前面的研究中）；第二，实验室为基础的生化科学和田野为基础的自然地理学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差别。我们选择的第三个科学领域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是一个跨学科领域，其中有很多认知科学和计算机建模的元素，可以很好地与前两者形成对比。(www.daowen.com)

这些学科绝不是学院的“代表”，但也不是随意选择的。它们能够呈现智力劳动和学术组织的不同风格。这些学科中，包含了“基础”和“应用”领域，包含了实验室研究和田野研究，包含了单一学科和跨学科领域。在抽样上有所遗漏，对此我们有着清醒的认识。例如，最理想的状况是，还应该对人文学科的研究生进行研究。许多人文学科的学术生产方式不同于自然科学学科，具有更为个体化的特征，这应该能做一个很好的对比。然而，我们也确实注意到，历史作为一个地位很高的人文学科，已是Clark（1993）开展的五国比较研究的核心内容，而且对于历史这一学科的研究也已被包含在同一项目的英国研究之中（Becher等，1994）。尽管在抽样中有所遗漏，但在我们的研究项目——本身是非常重要的——范围内，我们自信捕捉到了学术组织和学术文化的不同模式，并能涵盖广泛的变化进行对比。

在两个项目的研究过程中，共收集了20个院系的1990—1994年的数据，访谈了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和院系负责人，共计286人；同时辅之以参与式观察，包括在实验室、研究生学术研讨会、研究团队的组会上和学生工作区进行的参与式观察。大部分访谈材料都记录在录音带中，对录音进行转录，并使用ETHNOGRAPH软件进行了初步分析（Seidel，1988；Tesch，1990；Weaver和Atkinson，1994）。软件能够帮助对转录文本进行主题编码，并便于校勘和整理全部数据集或子数据集中的编码节点。对于大规模的定性数据集来说，编码和检索策略尤其有用，就比如我们要处理将近200个转录文本。虽然ETHNOGRAPH不失为有用的工具，但软件仍然不能替代研究者的分析。研究者首先要确定分析主题和形成分析框架，以此指导可供分析的编码。使用软件只是释放了一部分工作压力。

ETHNOGRAPH没有穷尽所有数据分析的可能性，我们在写作本书的时候也未全然依赖它。事实上，我们对人类学家的访谈材料已经用于其他方面，由此可以证明分析此类定性数据时可以采用多样的和互补的分析策略（Coffey 和Atkinson，1996）。因此，在处理数据和写作本书的过程中，综合运用了多种视角。除了对访谈材料进行主题分析之外，我们还检查了访谈数据的叙述结构，同时注意到博士研究生和学者们在描述其工作和职业时的修辞特点。

在第一个（社会科学）项目和第二个（自然科学）项目之间，准入协商的方法略有不同。在进行第一个项目时，项目负责人要在院系参与前以正式公函的方式向副校长说明情况，然后各研究小组与具体院系接触。卡迪夫研究团队写信给每一个院系的负责人，请求预约时间介绍和解释我们的项目。然后，Paul Atkinson或Sara Delamont拜会院系负责人并且进行准入协商（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得到教职员工大会的批准，有时需要研究团队的成员在开会前出面）。如果有必要召开会议，Paul和Odette就同教职员工会面。如果不需要召开会议，那么Odette就会访问大学，会见相关人员并获得教职员工和学生的名单，以便安排访谈。然后，项目秘书Angela Jones安排访谈会面。除非被访者提出异议，所有访谈都会被录音。Angela Jones对录音进行转录。Odette使用ETHNOGRAPH软件来组织、编码和检索数据。在大部分教职员工都接受了访谈后，Sara和Paul还做了一小部分我们戏称为“上司”的访谈：访谈那些高级管理者，比如主管研究生事务的副校长，或是学校研究委员会的主席，我们感觉这些人更不“拘泥”于“确定的”数字或是希望被资助人注意到。上述项目的运行方式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Wellferry，这里的所有访谈都是由Sara完成的。

自然科学研究项目，不受资助方和协调方的要求限制，更加低调。自然科学学科也不面临重大的政策动荡，所以无须进行上层沟通。Odette和Paul直接与院系协商准入事宜，随后Odette就可以进行实地考察了。访谈方式与第一个项目相同，但是花费了更多时间来观察研究对象中成员之间的社会互动和交谈。

这两个关于博士研究生职业社会化的研究项目在研究者以前的研究语境中是能够看到的。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Atkinson（1981，1997）研究了医生的社会化过程；Parry（1988，1994）研究过记者的社会化问题；Delamont研究过教育学科（Eggleston和Delamont，1981，1983）和化学学科（Galton和Delamont，1976）博士生的成长经历。在卡迪夫，Atkinson和Delamont也曾与一些研究职业社会化的同事合作；Coffey和Atkinson（1994）收集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此类研究成果可以应用于更高学位学生的指导之中，这一意义已被Delamont等人指出（1997a）。本书第一章概述的社会学观点是本土研究传统的指导思想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