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不能脱离普通标准与分类，不能摆脱一场标准和分类是否既是手段又是目的的争论，除非社会科学断然将它们作为自己的对象。（Bourdieu，1988：13）

本书并不试图对学术社会化的所有方面进行综合研究，即使是限定于我们所研究的学科，也无此打算。与其他具有可比性的研究相比，我们并未对研究生院的文化做系统研究，也未关注研究生在攻读学位的初期是如何生存和摸索的；我们力图研究的是研究生的学习、博士阶段的研究工作以及指导教师如何再生产特定的、不同形式的知识，这是一个更常被探讨的问题。我们并不认为学科及其边界是“既定的”，相反，我们承认学科、研究领域及其边界其实是由人们主观划定的。大自然和人类社会本身是不会为了成为社会人类学、发展研究、生物化学、人工智能或地理学的研究对象，预先把自己打包成一个个主题的。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学术分科是武断的。然而也必须承认，作为社会现象，差异和分化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而且在为知识生产提供社会框架方面至少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学科和研究对象互相成就。学科常常是以默会的方式为其成员界定如下问题，比如什么是可以研究的、什么是研究问题的合理假设、什么是合适的研究方法、什么是好的研究项目，以及什么是能够被认可的研究模式。Kuhn的理论具有普遍的解释力，不应把其“范式”概念仅仅限定在自然科学内，特别是要研究学科间差异而不是一概而论的时候更是如此。一个学科就像一个研究范式，为资深学者和学术新手同样提供着框架，以认同、完成并合理化其思考与实践；它限定着研究问题的类型和解决方案的类型，提供了经典的研究原型。

广义的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有助于我们理解专业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条件，Basil Bernstein和Pierre Bourdieu等学者给予本研究诸多启发。这些有影响力的学者就符号领域和知识分化“已有共识”，并为如何认识科学和学术知识的社会再生产提供特别大的启发。学科是通过符号边界来界定的，从而区分了研究和院系的学术领地，它们反映了学术研究分工的分类原则。并非所有的学术研究和知识都严格限定在这些边界之内，但即便是跨学科和多学科研究也是基于这些边界划分而获得理解的。这并不是说学科边界是一成不变的，当根据学科知识开展学术研究的时候，它反过来也会同时强化和改变学科框架本身。研究的“原创性”就是基于已有知识和新发现或新观念间的基本张力来定义的。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本书在探讨学术社会化问题的过程中始终力求体现学科的特殊性。在我们关于学术社会化的讨论中，有一些共性的主题，下文将谈到几点；然而，学术生活和学术工作中还有相当一些反映学科亚文化的独有特征。将所有研究发现简而化之、对所有学科一概而论是非常容易的，比如对学术社会化或研究生培养问题泛泛而谈。但如果这么做，完全不考虑学科间的重要差异，就会像之前的那些关于高等教育和学术训练社会化及学生群体文化的研究一样，存在一概而论、推而广之的风险，也就是说，研究会缺少“实质内容”。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研究生们不仅要全身心地投入学术训练之中并力争通过考验成为一般意义上的学者，甚至是“科学家”，还要在具体的学术方向上工作，在不同的院系和学科传统中工作，分享着各具特色的学科亚文化和默会假设。如果失去所有这些对比和差异，分析也就没有了力量。

比如，我们区分并描述了三种不同的学术研究方式，以及不同方式中研究生和指导教师的关系。“田野研究”是一种独特的研究方法，它是社会人类学的特征。田野研究作为研究方式，不仅仅是选择一种“研究方法”——在众多研究方法中选择一个与特定的研究问题相匹配，成功的田野研究对于研究生的文化濡化具有绝对的异常重要的意义。研究方式确实远非一个研究方法的问题，其实质上是获得学术成员资格的必要条件。同样地，做实验也是将研究生社会化进入实验科学的理所当然的内容。再次重申，实验不仅仅是众多研究方法中的一种选择，更是对成员融入学科文化的一个绝对要求。田野研究和做实验是不同的研究方式，却有着相似的结果；它们都内含着一种特定的学术承诺和个人认可，研究生们要认可学科的工作方式，要认可学科对于时间和空间的假设，要具备学科所要求的技能和实践。两者都有着“独特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并形成了不同的生命形式。实验室和田野不是无关价值的工作场所，相反，它们是被建构的特殊工作地点。人类学者即使“在国内”开展田野研究，也要通过替换和隔离的社会机制将田野“神圣化”。我们辨识出的第三种知识生产模式也是很特殊的，前文已经说明了有些研究领域，比如人工智能，在社会关系和学术生产方面具有特殊性，这些领域的学者和专家既不依赖于田野观察，也不依赖于做实验，而是通过计算机建模和模拟来进行学术研究，这是另外一种特殊的研究方式。

每种研究方式都蕴含着丰富的意义，绝不仅仅是解决特定问题这么简单，每种研究方式都会帮助研究生和学者们建构特殊的学术身份。在进行博士阶段的研究过程中，研究生要学会的可不仅仅是具体的研究技能。当然，他们必须学会和使用这些技能。比如，实验室科学家要不断磨砺自己的技术能力，包括调试和使用设备、测量和统计等；为了应对意外事件，田野研究者要掌握生存技能；为了确保程序和模型有效，计算机科学家和自然地理学中的建模人员要不断强化自己的编程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这些还远远不够，因为学者或科学家的文化胜任力绝非掌握技术窍门这么简单。

首先，即便是刚刚提到的“技能”也有赖于共享的默会知识。实验技能不能等同于做实验的操作技巧，因为在整个实验过程中还需要运用到很多个体知识和个体经验，这些都是实验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也都会影响实验能否“奏效”。要学会这些技能，不仅要请教别人的经验，还要经过多次试错。实验室科学家需要获得一种使用设备的“感觉”或“窍门”，而这只能在做中学，是不可能仅仅通过书本知识或教导训练传递的。同样地，人类学者要掌握所需要的社会技能和学术技能，也不能只依靠正式的课程训练和研究方法的讲述，这些技能只能“在原处”获得，它们在本质上是经验性的。上述这些并不仅限于我们提及的学科，而是具有普遍性。数学或计算机领域的学者们不仅仅依赖于运算法则——运算法则只是必须掌握和使用的基本内容；他们有着更为有力的同时也是默会的美学标准和假设，诸如“简洁”。外显的学术训练和内隐的文化濡化之间的张力，是学术社会化过程中的“基本张力”之一，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

前文多个章节所论述的另一个基本张力是：研究生是或者应该是作为独立自主的学术共同体成员，还是被放在从属的地位上；博士研究生是“苦工抑或同事”；他们是某个专业的初级成员还是新人下属。同时，指导教师也处于同样的张力或两难之中——如何在给予研究生充分自主和保持对研究的掌控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

这反过来与经常出现在研究生群体中的“孤独”主题相关，研究生们的孤独既包括社会关系上的孤独，也包括学术上的孤独。前几章已经详细讨论过研究生们的孤独及其不同表现，此处无意重复相同的内容。但是，这里要强调的是孤独包括两个相关的方面。在很多方面，博士阶段都是一个分水岭。博士研究生们站在学术生涯的起点上，其中很多人还处在过渡期，正在从本科教育的通识学习转向完全进入某个学术专业。他们是学术界分类系统中特殊的存在。如果缺少研究团队或社交网络，他们就会感到孤独，所以实验室和研究团队能够明显缓解社会关系上的孤独感。但是研究生所感受到的学术上的孤独更为重要。实验室科学家是支持性团队中的一员，即便如此，他们也会经历孤独和挫折，尤其是当他们发现实验设备不好用、实验不奏效、计算结果出不来或者程序不能运行的时候。对于那些更加个体化的学科中的研究生们来说，个人对成败的责任感会更强。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如果遭遇实验失败，可能会把失败视为技术失败，而且越是资深的学者越是会这样去看待失败；而对于像社会人类学这样学科的研究生而言，如果他们的田野工作无法产出可用的资料，或者他们不能很好地理解田野中的文化，这些问题就很有可能被归结为个人失败或道德失败。Bosk（1979）在关于实习医生的研究中也发现了与此类似的错误类型的差异（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如果无法完成实验，或者篡改研究结果，也会被视为道德失败，但是在本研究中没有相关例证）。因此，在研究生的个人责任以及院系、研究团队或学科的集体责任之间存在持续的张力，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博士阶段的研究不仅是孤独的，也是存在风险的。

在进行博士阶段的研究过程中，信念是非常重要的，这对于研究生和指导教师来说都是如此。信念是面对不确定性和困难时强大的个人坚持与投入。在受访的研究生和学者中几乎没有人不经历研究困难，事实上，所有学科的研究和发现过程都表明，他们所遭遇的现实情况要比他们叙述的情况更加混乱和更加难以控制。研究过程中遭遇的具体问题及其表现形式，不同学科间存在明显差异：计算机程序出现错误、田野中遇到意外、实验设备不好用等。在面对这些意外时，研究生要么放弃，要么坚定信念。信念包括相信——或者至少是希望——情况总会好起来的，正如自然科学学者们谈到信念问题时说“真理必将出现”（Gilbert Mulkay，1984），所以研究生需要坚定信念，相信他们的研究“终将完成”或他们终将“找到”解决方案。在学术孤独中仍然坚定信念，是对博士研究生最重要的要求。

信念源于对学科知识最基本的、无须言明的信任。正如前文所论述的，学科本身就是其成员信念的本源。年轻的人类学者们始终保持着对社会人类学惯习本身的基本坚持，无论他们的研究过程怎样曲折。那些实验并不顺利的年轻的生物化学学者们同样坚持相信实验和科学的原则，他们不会对知识的基本框架产生根本性的怀疑。事实上，没有哪位科学家能够在缺少基本信念的情况下不断开展“原创的”或“创新的”研究工作。实际上，这是学术研究的社会再生产以及知识生产的重要特征，即参与者不会陷入根本性的怀疑之中。在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是实践的行动者，在理所当然的知识框架中开展工作。学术社会化的过程是强有力的作用机制，学术知识的基本假设——知识的分化和连续——借此得以保持。这些基本假设本质上是默会的，也是默会习得的。何谓学术研究、何谓研究质量或原创性，这些都不是能够清晰界定或写成法典的；相反，它们在很多时候都是无法言明的。当学者们作为指导教师或评审专家谈及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时，他们并不会复述校方制定的要求清单上的内容，也不会谈到“目标”或“结果”，这些都是质量保障的倡导者们强加给学术过程和产出的。实际上，关于什么构成好的研究、什么是对知识的贡献，学者和研究生都没有确定的标准。在这些事情上给予显性的指导也并不是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常规特征。(www.daowen.com)

在强调默会的学术文化重要性的同时，我们并不否定“好的实践”的可能性，也不否认适当的训练和辅导的必要性。实际上，我们凭借多年经验和教训才总结出了好的实践的重要特征（Delamont等，1997a）。在分析指导教师关于指导的叙述时（本书第八章），我们强调很多人将自己攻读博士学位的经历与当前实践相对比，目的是支持当前高等教育政策气候中的指导或培养原则。但是，显而易见的是，研究生以及其他初级专业人员的学术社会化或文化濡化并不仅仅限于掌握具体的研究技能。比如，具体的研究方法的训练就不是在这个层次上要争论的问题，因为复杂的意外事件和实际的研究过程不可能在训练中完全预计到或完全包含到。同样地，研究技能和学术写作技能都不能化约为明确的公式，学术能力的发展不可避免地是社会性的学习过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在研究中常常提到对研究生的文化濡化，所谓文化濡化就是获得文化胜任力的经历过程，而文化胜任力是从事某一学科学术研究工作的必备条件或附属物。

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这些研究发现对于高等教育政策和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的目的是发现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基本特征，而不是受短期的政策考虑所驱动，但研究的基本发现具有更为宽广的政策意义。在一般意义上，不同学科文化的重要性和文化濡化的作用意味着，强行施加科层制的管理和问责可能是不适当的，实际上，这也可能证明了政策的无效。学术管理的集权化趋势——包括在学术机构内和全国高等教育整体系统内——有时就像遥远的帝国权力试图将统一的权威凌驾于多样的地方文化之上。这样的做法可能会徒具一个有序的和理性的外表，实质上却遮蔽了地方文化的持久性。与此相对，民族志式的研究使我们得以密切关注学术中地方文化的特性。

显然，本书始终在强调学科文化的连续性，也强调学科的默会文化及学术工作传统对研究生所进行的文化濡化。我们力图说明研究生的社会化是一个强有力的作用机制，学术文化由此得以代代传承。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过度强调了某些问题，而过度简化了另一些问题。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我们强调学科身份，而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其他身份来源，而且很少提到跨学科或多学科研究领域；第二，我们强调学术的连续性，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学术的变化与发展。

虽然我们研究了一些跨学科领域的学者和研究生，比如发展研究领域，但是并未过多涉及他们的经验。另外，引人注意的是，很多跨学科研究领域的研究人员以他们“真实的”学科忠诚表述了自己“真正的”学术身份。从这一点上说，跨学科研究是脆弱的。这个问题值得科学社会学学者和高等教育社会学学者给予更多和更细致的关注。由于学术的亚文化非常强大和持久，跨越学科边界的个体研究可能会面临更多的问题，研究者可能会“转向某种类型研究”，在他们相对熟悉的原生学科中寻找庇护。同样地，在学科边缘或跨越学科边界开展学术工作的年轻研究者可能会经历更多的孤独，与那些在安全的学科边界内工作的研究者相比，他们得到的社会支持和学术支持更少。进行跨学科研究可能是一次孤独的经历。显然，并不是所有研究者都会同等地遭遇上述问题，跨学科研究确实占有一席之地并持续发展着。学科的秩序和边界也没有那么僵化死板，以致完全无法在边界之外生存。跨学科研究也并不是完全遭到排斥的异类或怪物。

必须承认，学科和学术专业并非一成不变。当然，有些学科是非常古老的，至少在名义上是这样。一些院系和专业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大学，甚至更早，而另外一些学科则是新近发展的。本研究所涉及的学科都不古老，但是有些确实是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很成熟了。地理学和社会人类学就是现代大学的产物，但是他们的学科地位很稳固。生物化学和计算机科学或人工智能出现得相对较晚，但是如今在学科和院系序列中享有无可争议的地位。所以，学科是变化着的，有其自身的兴衰变迁，有些学科在融合，有些在边缘化，甚至凋零，新的专业分离出来并形成新的学科。在一代或两代人内学科的相对稳定性就会建立起来。

无论如何，研究生的工作很少会对他们的母学科产生根本性的颠覆，即使学生可能会反叛，他们的研究工作也很少是变革性的，不会对学科的基本框架产生质疑。所以我们应该更多关注再生产、连续性和稳定性机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也需要强调一下。要对学术工作的稳定性做出社会性解释，就像要对革命性变化做出解释一样。再一次用到Thomas Kuhn的概念，常规科学工作（在最广泛意义上）和革命性颠覆一样需要解释。比如，实验科学（不仅仅是生物化学）的相对稳定性在于其学科文化和实践的连续性。连续性通过不断招募新人并进行文化濡化得以实现。同样地，社会人类学虽经历了理论和研究对象的不断变化，但依然表现出了明显的学术稳定性。不同学科有着不同的文化濡化路径，这些是确保学科稳定性的强有力机制。

我们的理论框架具有结构主义知识人类学的色彩，倾向于捕捉符号系统的稳定性。通过将不同学科进行对比研究，以多少有些静态的方式再现了学术界，将大学描绘为相对分离和自我封闭的学术共同体。但是显然，大学作为组织，实际情况要比这复杂得多。同样，本研究设计——从不同大学的多个院系抽样——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超越学科而将大学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研究生培养这个问题。在当代的英国大学中，“研究生院”这个概念只是研究生培养超越院系边界的一种工作方式，而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并未捕捉到这样的制度现实。同样地，针对研究方法而设计的普适的训练项目也是超越院系边界的，但限于研究数据我们无法谈及这一问题。这些新的发展是否真的弱化了学科边界，还有待进一步考察。前面章节所记录的文化特征和符号特征，以及识别出的学科间的重要差异，都使得我们相信，即使有整合性的政策，学科间的差异和分化仍会存在。

尽管有上述限制，本研究还是反复地、有力地论述了学术亚文化的强大和相对稳定。作为科学家或学者，不仅仅是对某种知识的信奉，在更深的层次上，是一种个人身份；一个人的知识可以帮助其建构身份。用Georg Simmel的话说，学科既建构学术社会，也将学术社会进行分类。这并不意味着学科反映的是人格特征或个体倾向；相反，学术界是一个存在高度差异和严重分化的地方。在创造和传递知识上，不同学科和院系都有自己独特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方式。同样地，他们也各有其有效的方式来招募新成员并培养他们的忠诚感。本书的不同章节都有论述年轻的自然科学学者和社会科学学者是如何进入学术共同体中来的。

我们所谈到的最“纯”的学科——以生物化学、社会人类学和地理学为代表——情况相似。招募成员和身份认同的模式是相同的。这让人回想起Basil Bernstein关于学校系统中如何形成学生身份的理论，其特征也是将符号性限定组合在一起。Bernstein认为，在学校设置的众多科目中，学生的忠诚感和认同感是严格地建立在科目本身之上的。学生的社会化过程是基于长期的、高强度的学徒训练，社会化过程的合理化基础是科目本身。学生逐渐进入科目的秘密之地，他们的学习过程其实是重温了科目自身的发展历程，包括研修经典文献、经典技术和论证，这一过程类似于一种皈依。背后的信息系统是默会的，是内隐在学科本身之中的。这在人类学者们那里体现得最为明显，他们不仅反复宣称学科的独特性，还反复强调个人身份的独特性，这是个人忠诚和学术忠诚的强力结合。地理学者们也表现出了对自己学科的高度认同，他们的认同是以对学科的忠诚来表达的。实验科学学者并不会像田野研究者那样表达自己的忠诚，但是生物化学学者对实验科学的核心假设有着相当高的甚至是理所当然的忠诚。

相比之下，我们也看到——可能不那么突出——有一些研究领域并不要求学科忠诚感。在跨学科或多学科研究领域，不是通过学科而是更多地通过“研究问题”来定义工作和自我。因此，按照Bernstein的理论，此种环境中的学术认同和个人身份不是内隐在学科之中的，而是外显于研究过程中的知识运用上。这就是我们在诸如发展研究或城镇规划等研究领域看到的情景。这里的社会化主要不是在学科边界内进行，也不是在纯科学的“神圣的”领域中进行的，而是以研究问题为导向，在更“世俗的”符号领域中进行的。

不同的濡化方式正说明了在学术界内部有着各种各样的知识生产方式，每个学科都在独特的框架内对知识进行生产和再生产。学科是认知的共同体，有着各自独特的文化濡化机制和社会再生产机制。学术研究人员的工作要有社会化的组织与协调，因此，他的学术社会化过程同样具有社会性的特点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