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领域的博士研究生的研究工作主要依赖于研究生和指导教师（有时是指导教师组）之间更为个体化的关系。在很多社会科学院系中，指导关系是博士研究生获得支持的即使不是唯一也是最主要的来源。在这种情境下，研究生的孤独感会增加，正如Tolleshurst大学的Caldecot教授谈到的：“我们的博士研究生培养体制是非常个体化的，特别受到指导教师的态度的影响。我认为，在压力不大以及存在研究生共同体的情况下，这样的培养体制会运行得非常好。但是现在研究生规模很小，他们会觉得很孤独，这确实是个问题。”

社会科学学者们提出了两种孤独，包括社交孤独，即大部分时间自己一个人度过，以及学术孤独，即独立开展学术研究；这两种类型的孤独都会对研究生的社会化模式产生影响。研究生们会感到社交孤独，主要是因为他们的人数相对较少，他们也很少参与学术讨论会、座谈会等；感到学术孤独，则是因为他们被当作独立的研究者，要对自己的研究课题负责。社会科学院系中分散的研究兴趣也加剧了孤独的危险。在我们所研究的所有社会科学院系中，都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成功案例是关于社会科学研究团队支持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工作的。既然不存在研究生和研究人员的共同体，那么指导研究生的责任就全部落在了指导教师身上。可指导教师不能甚至不愿意将大量的时间投入研究生的指导工作中，这正是一些受访者痛苦和挫折的来源。研究生们在访谈过程中，总是强调研究工作的不可预测性和指导教师疏于指导；在他们的访谈中，也没有关于博士后提供日常指导或帮助解决问题的叙述（由于研究生们大多会公然表达不满，我们就将其完整展示出来）。例如，以下是一名人类学博士研究生对指导关系的叙述：“我经常见不到他（指导教师）。开始时，也许每两三周我们会见一次面。但是，在此之后，我整整一学期都没有见过他。尽管我尝试了很多办法要与他见面，但是他看起来很忙。他经常需要接待来访人员。他做着很多这样的事情。”在类似的叙述中，研究兴趣和工作职责似乎将博士研究生和指导教师推向了相反的方向。而在实验室研究团队中，资历较深的研究人员、资历尚浅的研究人员，以及研究生都对集体的事业负有责任，在他们的工作中不存在根本的对立与矛盾。但是，对于只身负责的指导教师和孤单的研究生来说，指导教师个人的研究工作和繁忙程度可能会损害研究生的利益。

尽管指导教师们有着各式各样的指导方式，但“放手”是最常见的方式。在人类学学科中，虽然博士研究生们接受这种指导方式，认为是培养的正常过程，但他们也反复谈到“放手”引发的问题：“这种指导方式要求你自己做研究。你甚至没有机会去评价指导教师。你只能靠自己。课程大纲虽然完美，但你始终处于压力之中。”

孤独感也是跨学科研究领域的博士研究生们经常遇到的问题（Eggleston和Delamont，1983），但是感受最突出的还是人类学科的博士研究生们。在进入田野前，研究生还可以从同学们那里得到支持和陪伴，但在田野工作过程中及其后，就变得更加孤单了，这部分是因为博士研究生们的研究进程和论文写作进度各有不同。他们进入田野的时间以及从田野中归来的时间各有不同，因此同学间的交流相应减少了。矛盾的是，从事田野研究的共同经历——这是人类学学者身份的共同标签——却也减少了研究生同学间的交流机会。我们所研究的那些院系很少在学位论文写作阶段为研究生们提供设备支持或社会网络支持，这一点可以从研究生们的叙述中得到证实：“也许你并未亲眼所见，但是独立开展学术研究和写作学位论文确实是一个相当有压力的过程，我认为应该做更多的事情以鼓励学生们聚集在一起，或鼓励学生们与那些从事不同研究的学者见面并谈论彼此的问题。”在博士研究的初期，孤独感表现得更为突出，因为博士新生们想要与指导教师有更多的接触。下面是一名人文地理学博士生的叙述：“博士一年级的时候，我感到异常孤独，而他人却认为我有能力并且可以处理好这个问题。但事实上，在那时，我需要的不是帮助，而是其他人的想法。事情似乎是‘看起来不错’‘她应付得来，她会好起来的’，但实际情况是我确实需要他人的建议。”

在个体化的学科中，研究生的角色以及他个人要对学术研究负全责这件事情，难免令人胆怯。在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指导关系十分重要，这一点在人类学学科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正如第五章所呈现的，许多人类学研究生要去开展田野研究。在此期间，他们都是通过邮件等交流方式获得指导的。总体上看，受访的人类学指导教师们都意识到了与身处国外的研究生们保持联系的重要性：“田野研究确实非常有难度。指导教师有责任确保与学生保持交流，保证报告、笔记和其他资料的及时反馈，尽管这样的交流有点儿特别，但还是要保持联系的。很显然，我们的研究生要比其他学科的研究生更加直接地对自己的研究工作负责，但我认为好的指导教师应该与学生们保持好联系，许多学生都会认为感觉很孤独时有人与你交流很重要。”值得注意的是，这位指导教师强调了田野研究的个体化特征——研究生要“直接对自己的研究工作负责”——事实上，研究生与院系的唯一联系就是研究生与指导教师之间的个人交流。

当研究生们回到学校开始论文写作时，仍然要为自己的命运负责：他们必须写出一篇让指导教师满意的学位论文。个体化的特征在他们身上完全显现了出来。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所遇到的对指导教师最苦涩的抱怨也许就来自人类学学科中刚从田野中归来的博士研究生们，他们感觉自己在进行田野研究工作时并没有得到“适当的”指导。尽管远离家园开展田野研究所产生的身体上和社交上的孤独感是他们的叙述重点，但学术孤独即使不比社交孤独更严重，也同样是叙述的重点。例如：“根据我的田野研究经历，我总结出一个信条，那就是‘永远不要相信人类学指导教师’，指导教师对我所写东西的反馈都是有隐含意义的。也许我患有多疑症，但是我感觉自己被逼迫去尝试写一些东西，或者说，如果我收到了一封带有鼓励性的回信，那并不因为文章真的写得好，而是因为指导教师认为我就快要写出好文章了。”

当研究生结束田野工作回到学校后发现研究数据不足以支持他撰写指导教师要求的学位论文时，他们就会更多地抱怨田野研究期间太缺乏指导。在数据收集期间缺乏与指导教师的交流，这会导致研究生在回到学校后面临问题和困难。对于相对孤单的人类学研究生来说，他们结束田野研究回到学校也并没有摆脱孤独感，他们的研究工作依旧是个体化的、未完成的，还要做无休止的协商工作，还要处理与指导教师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本身就是个体化的、未完成的，需要无休止的协商。当然，这一切并非真的可以协商，因为指导教师拥有权力，他能决定接受或拒绝论文初稿——所以这只对研究生来说是可协商的。完成田野调查进入学术写作阶段的研究生们并不一定要与指导教师建立密切的工作关系或学术合作关系：“他（指导教师）不太愿意帮助我。他没有给我任何指导，我从他那里学到的就只是纠正拼写错误，我从田野中回来后面对很多糟糕的问题，因为对于我来说论文写作真的太难了。我能与田野中的研究对象亲密相处，却有写作障碍，而他不帮我应对这个问题。”(www.daowen.com)

通过联合指导，能够缓解生师关系所引发的问题。拥有几位指导教师（指导教师组）可以解决研究生的某些问题。一位人类学研究生对联合指导做出了积极评价：“我的三位指导教师是不同的，但实际安排是一样的。我准备一份写好的东西，他们阅读并点评，我们一起讨论。不同的指导教师有不同的方法。我的第一指导教师重理论旨趣，我们的研究工作正好吻合，他从中抽取出令他感兴趣的研究点，我会就此写作。这像是一种合作。就第二指导教师而言，他仅仅是对我的研究感兴趣，但与他的研究工作不相关。他的确很擅长整体检视，并挑出具体论点详细探讨。第三指导教师的方法随意一些，她仅是对论文本身感兴趣，并挑出她喜欢的事情谈论。所以，我准备用同一份工作呈现给三位指导教师。”

研究表明，尽管联合指导或指导教师组能缓解“一对一”指导关系的紧张，但许多联合指导的研究生会因特定的研究兴趣，在一段时间内依赖某位指导教师。联合指导的危险在于，研究生可能会得到不一致的建议，最终陷入无人指导的境地。一位人文地理学指导教师就描述了某名研究生的经历：“我认为可以，没问题，我做后备，第二指导教师会处理得很好。但第二指导教师也可能认为我在帮助学生解决一些问题，尽管我们是好朋友，但我们在指导学生方面交流并不多。第二指导教师对博士研究生们都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认为如果学生不愿意做的话就随他们。这位研究生需要更多的支持，却在我们两个指导教师之间跌落了。”无论联合指导存在哪些益处或问题，社会科学本身具有的个体化特征都意味着研究生和指导教师的关系、指导教师内部的关系必须进行个体化的协商，而且这种协商是基于个人特点和研究兴趣的，而不是基于诸如年龄或资历等显性标准的。

在一些院系，研究生们会定期组织会议（会议由教师或学生主持），这种形式特别受到博士研究生的欢迎。尽管他们的研究内容很少有交集，但博士研究生们还是很愿意有这样的机会一起讨论方法论和理论观点，在讨论会上他们可以将自己的研究展示给他人。一位人类学研究生谈到了团体会议的好处：“是的，它很有帮助，因为参会的都是研究生，虽然研究领域不尽相同，但我们面临同样的问题，这样的交流很好，因为大家会为你的工作提供建议，有些建议是你从没想到的，这会有很大帮助。他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你的研究工作，因此很有帮助。大家是一群人，而不是像指导教师只有一个人，这就像是工作坊。”我们发现很多博士研究生都会参加这种团体会议，会议提供了一种类似于自然科学中对博士研究生的协助方式，正如前文所描述的那样：“团体会议很好，因为在会上，任何人都可以有贡献，如果有哪一方面是你需要加强的话，你就会得到如何具体去做的建议，如果你有任何困难就说出来，总会有人帮助你”（城镇规划专业某博士研究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讨论会并不同于自然科学中的讨论会，因为在后者中，研究团队有共同的研究任务，博士研究生在研究团队中有明确的角色。而社会科学中研究生们的团体会议是把不同研究领域的个体聚集在一起，研究生们来参会或出于友谊，或出于好奇，或出于孤独，他们将个体特质也带进了会议。

博士研究生们自己都会对院系内缺少同辈学习感到沮丧，以下是一名人类学博士研究生的访谈记录，他的评论很有意思：“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博士研究生就好了，可以是一个同辈群体。我们系有不少硕士研究生，但他们并不那么热衷于或投入人类学的研究工作。博士研究生的人数很少，但我认为只有博士研究生的同辈学习是有帮助的。同时，通过与其他指导教师交流研究经验，我也收获很多。”通常达不到“临界规模”会被归咎于当前的资助政策，它不仅缩减了博士研究生的规模，也阻碍了院系内形成研究生培养文化：“目前困扰我的问题是对研究生的关注不够，我希望政策能改变这一状况。眼下的情形只能这样——但即便如此，如果有7～8名研究生的话，情况就会很好，这样的规模足够形成一个团体，不要遗漏任何人，我认为这非常重要。研究生们可以形成自己的研究网络。”（人文地理学某指导教师）

根据社会科学博士研究生的工作特点，本文先前用来分析实验室科学的“地位模式”和 Hacking的“多股绳子”的比喻已在两个方面不适用：第一，在研究兴趣、研究技术和研究资料方面，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生们并不相互依赖，每个人的研究题目都是孤立的，几乎与他人没有交集；第二，对于社会科学的博士研究生而言，缺少连续的研究资助，这使得他们以个人研究兴趣为主，而不求持续推进某个研究选题或项目。一旦某位博士研究生完成了自己的研究，也不会有继任者来继续他的工作。社会科学院系的博士研究生培养是个体化的，在这里，研究生要协商建构一系列个体化的关系，包括学术关系、人际关系和情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