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指导博士学位论文的权力使那些教授得以长期控制渴望成为他们继承者的人。（Bourdieu，1988：152）

在第八章，我们使用指导教师的访谈叙述探讨了“平衡”的主题——指导教师的干预与博士研究生原初和个人努力之间的张力。研究显示，这是博士研究生指导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同时也反映了科学发现和学术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基本张力”——原创性与连续性之间的张力，以及对知识生产贡献中集体责任与个体责任之间的张力。虽然也会涉及其他学术成员的访谈，但本章将转向以研究生们的叙述为主，继续探讨与前几章相似的主题——研究生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学术研究过程中的集体责任和个体责任，以及进一步探究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

本章将继续采用对比的方法来考察差异性——在社会化过程和学术身份来源方面，存在“地位模式”和“个人模式”，本研究就是要考察两种模式。此种对比源自Bernstein（1977）的观点，他使用上述概念分析社会化的模式，特别是家庭社会化的模式。我们将其理论进行扩展，以把握学科和院系——作为学徒培养机构——的重要特点。在采用“地位模式”对儿童进行社会化的家庭中——我们将其扩展为采用“地位”模式对研究生进行社会化的学科之中，社会角色基本是先赋的。在这种社会化模式中，个体身份由一系列紧密联系的角色和关系决定，这些角色都是明确的，反映了代际和阶层之间的清晰的差别；群体（家庭或研究团队）既有明确的外部边界，在内部也有清晰的界限划定。与此相对，在“个人模式”的社会化过程中，社会身份是自致的，是建立在更为开放的关系之上的；群体内的界限和角色都具有更强的可变性，外部边界也更为弱化；个体的地位不是先赋性的，身份的获得更多的是协商的结果，而不完全由强大的阶层划分或代际划分所决定。

Bernstein基于对控制模式、社会化和身份获得的关系研究，提出了“个人家庭”和“地位家庭”的概念，我们使用的正是这一组相对概念。在“地位家庭”中，社会控制的界限十分清晰——年龄、性别和地位明确地规定了权威的分配。与此相对，在“个人家庭”中，社会控制仍旧存在，但控制是基于更加隐性的社会关系。地位权威是强制的，个人权威则是以协商和说服为基础的。正如Bernstein指出的，在所有学科和院系中，既有学者都要对学术继承人进行控制。无论在自然科学学科中还是在社会科学学科中，资深学者们都实施权威控制，但在自然科学学科中，这种控制更多地呈现出等级性和明显的结构性特点；而在社会科学学科中，控制更多地是隐性的和协商性的，更多地基于个体人格特质而非研究团队中的领导地位。这一点对于自然学科并不稀奇，正是这种显性的地位控制激怒了那些不喜欢被教导如何进行科学研究的人们（Tobias，1990；Downey和Lucena，1997），同时，显性的地位控制正是教育的连续性机制的核心（参见第四章）。下文将聚焦研究博士研究生自身所经历的社会关系，看看他们是如何看待自己在学科中的地位，以及他们如何定位自己在知识生产中的地位的。

如果采用“地位模式”对研究生进行学术社会化，那么我们期望在院系或研究团队中看到非常明确的劳动分工：研究生的角色会被清晰地界定为学术新手。研究工作的分工——事实上是对研究工作的指导，是既定的，有明确的边界和责任分工。同时，我们期望看到研究生们带着强烈的集体意识和忠诚感融入团队之中。在这里，社会化的过程是显性的，因此研究生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位置”。这不一定是一个恭顺体制，但肯定是一个等级体制。如果是“个人模式”的学术社会化，那么院系或研究团队的文化则更加强调个人自致或角色达成；研究生的个体地位不再那么外显，要通过与重要他人，特别是与指导教师的个体协商获得身份；工作关系也不是由研究团队中的权威地位决定的；另外，培养个体忠诚的机制也不再以团队成员的身份为基础。

以上分析与研究生对于自身身份和地位的描述相关，他们的表述是基于各自的立场。关于学术身份的描述出现了两个极端——下属和同事。这种对比，或者称之为张力，就是博士研究生的自我感知和身份认同，即使是在经过多年的专业训练后仍旧有类似的被认同的紧张感。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末有两个关于美国医学学生职业社会化的经典研究——《学生医师》（Merton等，1958）和《穿白大褂的男孩们》（Becker等，1961）。从研究题目的选择上，就能够看出两个社会学研究团队都强调了对比观点：他们是“男孩们”还是资历尚浅的同行？我们的访谈数据表明，所有的博士研究生都认为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是初级同行，但在他人眼里博士研究生更是没有权力的依附者，他们的角色具有明显的学科差异性。这并不奇怪，所有的研究证据（Becher等，1994；Burgess，1994；Clark，1993；Hockey，1991；Parry等，1994a，1994b；Winfield，1987）都支持这一观点：不同学科中的身份认同和研究经历差异如此之大，以至于如果要将研究生的身份认同一概而论，那么只会混淆事实。

强大的学科文化使得在其中的学者们被社会化了，在不同学科中都出现了博士研究生被成功社会化的神话。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很多受访者（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博士研究生以及指导教师）在对比谈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博士研究生的工作方式时，都唤起了“神话”。社会科学的博士学位被看作典型的个人化的师生关系的产物，自然科学的博士学位被认为是基于团队理念的实验室团队工作的产物（Becher，1989）。

个人结构和地位结构决定了研究生的学术身份，而结构本身则是强大的学科组织规则的反映。孤单的研究者与团队成员的对比，是学科间符号性边界的永恒主题。正如Ottercombe大学的环境科学教授Nankivell所说：“我们与社会科学的区别就在于，我们主要通过研究团队来培养博士研究生……我认为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们都是孤独的。”(www.daowen.com)

我们的研究发现也有力地支持了这些神话，相关学科中的博士研究生们的确用类似的词语描述了自己的工作和经历。同时，我们区别了博士阶段研究工作的几种组织方式，研究生们的描述可以证实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或“理想类型”。下面将具体分析这两种“理想类型”。我们对比研究了只有单一学科的自然科学院系和只有单一学科的社会科学院系，以及将两者再与跨学科院系进行对比研究。在跨学科院系中，比如城镇规划、发展研究、区域研究和人工智能专业中，博士研究生的经历要比单一学科院系的学生更为复杂，这可能是因为不同研究领域的教师对研究生社会地位的期待不同。

本研究使用Bernstein的理论来分析学术社会化的“个人模式”和“地位模式”的差异，目的不是对不同模式做出评价。作为社会科学学者，我们更多地习惯于个人模式而非地位模式，但是我们也承认个人模式并非比地位模式更具优势。在自然科学学科中，博士研究生在研究团队中有明确的定位，其地位也许不高，也许是被严格限定的，但是相对安全；如果研究生完成了自己的角色，那么博士学位也随之完成了。社会科学中的博士研究生们并没有处于一个更舒适的地位，因为他们要为自己的研究工作承担个体责任，这就几乎意味着他们与指导教师或其他资深学者存在竞争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期待博士研究生独自取得成功的话，那么研究生只能是孤独的。在社会科学学科中，研究生与指导教师也许在表面上有着更为平等的社会关系或工作关系，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讲学术社会化的个人模式本身就是基于平等精神的；但是学术“平等”的代价很可能是发现自己没有固定的地位，只有不确定性和孤独感。所以，个人模式的社会化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令人感到舒服的过程。

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博士研究生的社会地位和学术身份是不同的。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不同组织方式造就了博士研究生不同的“学术自我”，社会地位和学术角色的迥异又使研究生们的日常生活大相径庭。本章主要是研究不同学科文化影响下的研究生们，特别是要考察多位研究生谈到的“孤独”，以及某些学科进行社会整合所能利用的资源（例如研究生参加各种学会团体）。

自然科学中的博士研究生被社会化为研究团队的成员，是“地位模式”的社会化。研究生的奖学金和研究项目都是由资助方决定的，有了资金资助，研究团队才能保持日常运转。学位论文的研究题目是由指导教师、研究团队负责人或实验室负责人选择确定的，并分配给每一位研究生；适合论文题目的理论范式由指导教师或/和实验室负责人选定；实验范式由研究生所属的实验团队决定；实验的设备仪器由指导教师预先安排；实验设计由指导教师预先完成。此外，正如本书第七章中所说明的，研究工作是短暂的——一个研究项目产出一个博士学位以及2～3篇会议论文和正式出版社的学术论文，之后就会接着做其他项目了。这样的研究通常是短时期内的重要论题：它很快就会为新的研究项目所代替（Atkinson等，1985）。在自然科学领域，博士阶段研究工作的选题并不会是终身性的，倒是下一阶段的研究——博士后阶段的工作——才决定其终身的发展方向。

然而，自然科学领域的博士研究生有着非常明确的工作内容：做一系列实验以推动研究团队的工作，这也许是相对乏味的工作，但很明确。博士研究生定期甚至每天都与指导教师和其他团队成员在实验室见面或在实验室之外的社交活动中见面（例如，男同学们一起喝酒，体育运动爱好者们一起运动，或进行其他社交活动）。他们与年长的同事们一起发表论文，与团队成员一起参加学术会议，还经常正式或非正式地聆听团队讨论研究结果，也会参与学术问题的讨论。因为博士研究生是研究团队中的一员，因此他们被当作初级同行来对待。

如果说自然科学的博士研究生能够从团队明确的角色中获得安全感，那么社会科学领域的博士研究生则是相对孤独的个体。也许在正常指导之外，社会科学的博士研究生几乎与指导教师没有互动，甚至很少与指导教师见面，他们当然也不会有和指导教师或资深同行一起做研究的经历，他们很难看见指导教师是如何进行学术研究的。在社会科学中，没有组建上至教授下到一年级博士研究生的研究团队的传统，没有共同署名发表论文的传统，没有以团队名义共同参加学术会议以及每周开讨论会讨论研究进展的传统。事实上，对于多数社会科学学者而言，没有所谓研究团队的存在，因此同事之间没有严格的等级而是比较平等的。

社会科学的博士研究生被看作平等的有学术潜力的研究者，他们自己选择论文研究主题、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学位论文被看作研究生自己的科研课题，甚至是个人终身的研究项目（参见第七章人类学的案例），论文是成功的研究生“赖以终身”的学术工作的一个环节，紧接着会出版学术著作和发表一系列论文。人类学尤其如此。当然，其他社会科学也不例外。以教育社会学为例，Ball以他博士阶段完成的民族志研究Beachside Comprehensive（1981）闻名，Burgess以Bishop McGregor School（1983）扬名，Lacey以Hightown Grammar（1970）著称。实际上，指导教师也许会帮助研究生控制好研究论题和实施过程，但不会让研究生有被控制的感觉。前一章关于指导教师的引述表明指导教师并不认为这是对研究生的个人权威控制，很多研究生受访者也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控制。他们报告说自己是“自由的”，甚至是太自由了，以至于都会犯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