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夸张地放大一些对比有利于强调差别，指导教师们经常会讲述一些恐怖的故事，例如他们曾经如何被他们的指导教师忽视等，这些可以促使指导教师们对比审视自己的指导行为。接下来的这个例子，是我们从对Ottercombe大学的自然科学学者Mincing博士的访谈中摘录的一部分。首先，他描述自己当年做研究生的经验时说：“我的指导教师……他之前从没有指导过博士研究生，但在那一年他同时有了四名博士研究生。整个第一学年我们就是坐在那儿玩手指，基本什么都没做。”Mincing博士指出，因为都是新生，他和其他几位博士研究生同学并不知道该从指导教师那里得到什么，所以也没有反抗或试图改变指导教师的行为：“我完全不知道指导教师应该做什么。我以为博士研究生就应该是那样的，就是坐在那儿等着事情来找你，几乎没有获得什么指导和帮助。”现在，他已经是指导教师了，他说自己的做法与他曾经的指导教师不同：“我确定，我给予我的研究生们的指导要比我的指导教师当年给我的要多。因为，我认为刚刚本科毕业的他们并不知道别人对他们的要求是什么，也本不该期望他们知道这些。这就是博士研究生的学术训练——训练就意味着指导。”

Mincing博士是一位男性自然科学学者，但他所讲述的对比故事与来自Tolleshurst大学的Challoner博士——一位社会科学领域的女性质性研究学者——所说的相似：“我在Sipehurst大学读博的时候，当时的系主任决定自己一个人来指导我们所有一年级的博士研究生。当时我们有11个人，他把我们全都接管了，却完全没有和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沟通过！在读博的三年时间里，我只见过我的指导教师两次。不仅如此，他还实施了禁令。如果我们去见任何一位其他老师，这位老师就会收到他的信说‘你怎么敢和我的学生说话！’，这感受太强烈了，因为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和做什么。虽然同学之间互相支持，但花费了我大量的时间，也需要强大的信心。我们的指导教师在系里是出了名的难相处……我的博士方向是城市生态学，在第一次谈话时，他就和我说：‘当然，我们都不知道现实到底是什么。’在最后要毕业的时候，他重复了同样的话。我做所有事情都要自己去不断尝试，犯过很多错误。好吧，我确实是通过这样的过程学到了很多东西，但那的确耗费了我太多的时间和信心。关于职业生涯发展，我从未得到过博士研究生应该得到的指导，比如如何发表论文等。整个学习过程都是自发的，在学术圈中也没有任何关系网络可以利用。”

与Kenway博士和Mincing博士一样，Challoner博士也对比描述了她曾经的个人经历与现在作为指导教师的指导风格：“我曾经发誓一定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博士研究生身上。”她详细描述了自己的指导方法：“一开始我是以联合指导教师的身份指导研究生的，与我联合的那位学者主要是来和Phil Coltness一起工作的，但那时他人还没有来，所以我就先与Julius见面并开始指导工作，我当时的指导方式就是与研究生一起工作。我会每周见他一次，每次指导一小时。我们会一起喝杯咖啡，仔细琢磨他的文献阅读，讨论他的研究想法——主要是让他融入系里并努力给他一种归属感，这对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要求研究生严格遵守阅读、写作和研究的时间表，因为我认为这对他们提高写作效率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始终要求他们聚焦在最终的学术研究产出上，以及如何把他们的想法付诸研究。”Challoner博士认为她的研究生们都会按时取得学位：“事实上，他们能够渡过难关获得学位，是对我的指导方法的验证，所以我一直在用这套方法。”

在描述和鼓吹自己的指导方式的过程中，Challoner博士对比了她现在作为指导教师的目标和她过去作为博士研究生的经历。从上述摘录的访谈材料可以看到，她对比的内容包括：与研究生见面的频率与规律性（一面是三年内只与导师见面两次，一面是作为指导教师与自己的研究生每周见面一次）；一面是帮助研究生积极融入院系，一面是让研究生陷入孤独的境地；一面是遵守严格的时间表，一面是浪费研究生大量时间；一面是让研究生专注于结果，一面是全凭研究生自己不断尝试和犯错。在她的叙述中还暗示了，她和自己的研究生有充分的交流，而她的指导教师却和她无话可说。上述这些都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对比修辞。

其他多位指导教师也运用了类似的对比修辞。同样来自Tolleshurst大学的Coltness博士认为现在的博士研究生指导工作已经“在很多方面都做得更好了”。他继续说道：“在Reddingdale大学做研究生时，我只和自己的仪器设备打交道。每周一次的讨论会绝对是煎熬，只是一种形式上的东西，实际上并没有太大帮助。当时倒是有一门其他院系开设的计算机课程还可以。整体的情况就是‘做研究，然后写出来。你只能靠自己。’”他把上述经历与自己现在的做法相对比：“我有一个‘门户开放’原则。我一周五天从早到晚都在办公室里，办公室的门是敞开的，以便学生们有需要可以随时进来，包括研究生和本科生……除了正式的讨论会外，对于新的研究生，我先会每周至少与他见面一个小时。之后，在他们的第二学年或第三学年，我会每两周见他们一次。在最后的论文写作阶段，他们需要写完交给我，我阅读后会点评并反馈意见，之后他们要来见我并就我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同时，我还会在讨论会上见到他们，每周二都有人文地理学专业的讨论会，这个讨论会是博士研究生们结识朋友的好机会。”

来自Boarbridge大学的Meade博士称，多年之前在她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那真的是被扔进了深渊……与本科阶段的学习有巨大的落差。最初我有一位学术水平很高的指导教师，但事实上他只是让我自己摸索”。她的故事出现了转折：在她的首任指导教师离开后，“指导我的是一位特别优秀的讲师，他给了我非常好的建议，让我真正进入学术研究中”。

Pilgrim博士是来自Illington大学的一位自然科学学者，他讲述了自己在Tinworth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的经历：“我被孤立了。和现在相比，当时我所在的系非常小……指导我做项目研究的是我们的系主任，他的其他工作和活动越来越多，真的没有时间指导我。”Pilgrim博士觉得他的指导教师的研究“与我正在做的研究不太相关……所以对于这个项目，我可能知道得比他还多”。

我们不能说这些负面的故事是绝对真实的，也不认为它们是完全虚构的，这些故事都是学者讲述给我们的，是具有一定可信度的，但叙述内容的重要性却不仅仅在于其表面价值。这些运用对比修辞的叙述，目的是展示受访者、指导教师群体的现有做法，说明现有的指导工作得到了更好的组织以及对于研究生而言更具支持性。为与Pilgrim博士的过度承诺的导师故事相对比，再来看看他的同事Illington大学的Panthing博士的说法。因为之前都在海外工作，在开始时他对于英国的博士研究生教育缺乏了解：“对于博士研究生教育到底是什么，我也没有清晰的想法……我还没有接触足够多的博士研究生吧……我从未有过清晰的想法，也没有特别关注的问题。我一直在不断探索不同的东西，我脑子里也没有一定要寻找出答案的非常清晰的问题。我想我的研究工作可能顶多够指导两个博士研究生的。”他将之前的知识缺乏与他今日已有的经验并列叙述。现在，作为指导教师的Panthing博士在谈论他与博士研究生一起工作时说道：“我尝试和帮助他们确定研究问题，告诉他们研究领域是他们一生的职业内容，而博士学位是重要的里程碑，所以应该聚焦。完成它，跨越它，然后继续走下去。”(www.daowen.com)

这是典型的在对比自己过去的经历和现在的实践，一方面是没有原则可依循，另一方面是自己的指导已经为学生提供了适当的建议和支持。大部分受访者都希望他们当年会有像现在的自己这样的指导教师、院系环境等（通常都是在其他院校）。一个典型的对比来自曾就读于Hadleigh大学、现任职于Gossingham大学的社会科学者d’Hiver博士：“我必须说，我们现在提供的指导水平比我在Hadleigh大学的时候要高得多，尤其是在指导质量方面。我的意思是，在Hadleigh大学时，如果你够聪明的话，就会靠自己摸索着做研究。当然，这也取决于你的指导教师。”d’Hiver博士的指导教师在得到了其他机构的主席职位之后离开了Hadleigh大学：“我的第二任指导教师对我的研究工作兴趣不大。我认为他甚至可能都没读过我写的东西，尽管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所以我基本上都是自己在做。尽管Hadleigh大学也可能有了很大变化，但在Gossingham大学得到的支持要比在Hadleigh大学得到的多。”d’Hiver博士在此构建了很多对比叙述。她对比了过去的经验和现在的角色，特别的是，她对比了Hadleigh大学和Gossingham大学的组织结构和两者所提供的支持网络。对比修辞在这段话里被运用了多次。和其他受访者一样，d’Hiver博士的对比论述是基于她个人自传式的主题和大学组织制度的主题，具体包括专门为支持博士研究生而设计的支持网络和工作机制。她的同事Hakapopoulos教授给英国的博士生教育画了一幅生动的漫画，目的是与Gossingham大学的普遍安排相对比：“有人还是会模糊地认为这个家伙在他所在的研究领域内是第一呢，他有着聪明的头脑，也有想要追求的有趣的想法，可以坐在图书馆，偶尔与高级休息室里的成员聊聊天。然后，博士论文就出来了”。在此，Hakapopoulos博士提到了对比修辞的一个重要维度，他的参照点是过去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固有形象：强调个人的个性素质，指导工作几乎没有结构而言，高度依赖于隐性标准。Hakapopoulos的“漫画”叙述带着闲逸的和学术特权的色彩，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已有明确结构化要求的指导实践。

Barnabas博士是Hernchester大学的一位社会科学学者，也对比了自己在Hadleigh大学读博期间的经历与他目前在Hernchester大学的教学工作：“在我读博的时候，我并没有得到多少指导和帮助。我猜这更多的是模式问题……那时候基本上就是‘去吧，出去做一个学位论文’。事实上，第一学年之后我的指导教师就没有再读过我写的任何一个字了。我觉得当时真的没得到什么支持。”作为对比，他叙述了自己指导研究生的方式，特点是给予研究生们更强的指令：“我坚持每周都要见一次研究生，有的时候一周要见多次；同时还要有每周的例会，而且我会让他们每个月定期写一些东西。”

在这种对比叙述中，受访者通常都会说过去的自己几乎没有受到过指导，当时的研究生们都被迫只能依靠自己，并认为在当时攻读博士学位主要是研究生个人的事情。这与近期政策和实践中强调更加密切的师生关系和更具指令性的指导，以及认为博士生教育需要明确的监督机制来保障，形成了对比。这类主题还可以从Palinode教授的论述中看到，他现在是Portminster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的讲座讲授。他描述了自己在Boarbridge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经历：“我知道指导研究生的确不容易，指导关系也容易出现问题。我在Boarbridge大学时接受的指导，质量真的很不好。”此处，Palinode教授使用了“质量”一词，但其含义似乎并不是质量保障之类的，而是更多地反映出他在读博期间得到的关注不够以及缺少指导。他特别强调当时自己迷失方向和倍感孤单的感觉，尤其是在读博的早期：“我认为你需要具备与他人广泛交流的能力，这些人并不一定是你专业领域内的，但对你的专业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这些人可以给你提供有帮助的信息，这样你就不至于像我当初一样失去方向……你到达的第一天，等待你的就只有一张空桌子，你问自己说‘我现在应该做什么呢？’，我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决定自己到底应该做什么……我认为融入新环境很重要，只有这样，人们才可能开始帮助你。我认为博士研究生培养项目其实很有用，尽管你当时可能不这样认为，有人认为这应该包括：先做一年的研究，了解研究的整个过程，再进行研究方法论的训练，之后写博士学位论文。”

Palinode博士自己还未成功指导过博士研究生毕业，但当被问到他自己的经历是否会使他成为一位更好的指导教师时，他说道：“我希望是的……我认为那会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指导教师，但是这听起来挺自大的。”Palinode博士回顾式的叙述在一定程度上将问题归咎于他的指导教师：“指导我的那个人……当时已经准备退休，他是一个愤世嫉俗的老家伙，也是一个非常消极的人。”Palinode博士希望自己能从中学到如何成为一位更好的指导教师。在Palinode博士的对比叙述中，也许最需要注意的是，他是在1987年开始攻读博士学位的，不像大部分受访者是在1957年或者在1967年开始攻读博士学位。这证明作为研究生的经验和对现代学生的期望之间的对比修辞并不一定要对应久远的过去。

受访的指导教师们对比过去与现在，所谓“过去”，不仅包括他们作为博士研究生的经历，还包括他们缺乏指导经验和作为年轻的指导教师时的表现。比如，Eastchester大学的社会科学学者Jelf博士讲述了自己的指导行为是如何随着时间发生改变的：“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我过于柔和，也没有给予研究生足够的指导，我当时认为只需要给他们一些提示，然后他们就能从错误中总结经验和进行学习了。”但从90年代开始，Jelf博士会给予研究生们更多指令，给他们制定更明确的工作框架并强调要有定期的研究产出：“我试着让他们尽早开始学术写作，我非常坚持这一点，因为这非常重要。如果他们不写作的话，就总是有一半的问题得不到解决。”

Jelf博士说自己之所以改变指导方式，是因为他现在认为研究生“从攻读博士学位之日起就需要有真切的紧迫感”。Boarbridge大学的社会科学学者Morrow博士也对比了她的早期经验（在我来到这里六个月后我就开始指导三名研究生了，那对我来说真的太可怕了）和她现在的指导能力。在接受我们访谈之时，她对于自己的指导能力已经非常自信了：“当研究生们开始觉得失去目标和感到孤独时……可怜地坐在桌前看着满满一柜子的材料，他们就坐在那里呆呆地看着，想着他们下一步应该做什么。所以我一直都试着给他们一些事情做，比如阅读指定的论文并写文献综述。我了解自己，我并不是十分擅长言语沟通——我需要看一些写出来的东西，即使写得很零碎也可以。通过看研究生们写的东西，来了解他们是如何开展研究工作的以及他们的进展，我会根据时间安排不同的任务给他们。”通过这种方式，Morrow博士希望对每位研究生都有反馈，也同时为他们制定研究框架。以Jelf博士和Morrow博士为代表的指导教师表达了相比于自己职业生涯的早期，现在已有很多指导经验了。

尽管基本的叙述是一致的，但对比的内容可以多种多样。自己读博期间的不好的经历会经常作为一项基准指标，目的是校准现在作为指导教师的目标和价值。我们从访谈数据中看到了对比的多重维度，它们本身并不能构成不同形式的对比修辞，却表明了不同的叙述来自特定的主题或词汇。正如我们看到的，“过去”的特点包括：缺少帮助，缺少监管与指导，缺乏系统性，研究不聚焦，过分依赖非正式的和个人的因素而不强调制度设计。因此，实际上对比叙述要表达的是从过去到现在的转变，即从不明确和个人化转变为明确指令和有组织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