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的题目出自对Crupiner博士的访谈，他是一位来自Tolleshurst大学的地理学者，他告诉我们：“在让研究生遵从个人的想法和给予他一个好的研究题目之间，要做到一种微妙平衡，这一度让我非常焦虑。”这段话言简意赅地说明了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所有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们都需要面对的困境。本章扼要地说明了指导教师们如何谈论他们的困境——“微妙的平衡”——将自己曾经作为博士研究生的经历与现在作为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的经历作对比。

关于博士研究生及其研究工作和所受学术训练的定性研究，数量是非常少的，人们对于高等教育中这些重要方面的特征的认识仍然是十分有限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反映了对这一领域的相对忽视，也反映了很多关键的社会化过程被学者们视为“私人领域”。我们对于指导和学术训练过程的了解仍然特别有限。尽管近期在英国出现了一些相关研究，但对于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仍然只掌握有间接证据。也有一些研究文献记录了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以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访谈数据，然而，在指导关系的实际发生方面，依然缺少观察性数据。目前可以看到的数据以及近年来文献报告的数据，几乎全部是叙述性材料，都是通过质性访谈收集的。

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关于博士研究生及其培养过程的研究始终缺少长期和系统的观察。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关于博士研究生培养和博士后研究人员成长的研究，事实上也多散见于一般的“实验室研究”中，这是因为它就发生在半公开的实验室之中，而且研究团队中的其他成员也都在场。科学社会学的学者们对实验室和研究团队开展过民族志研究（Traweek，1988；Latour和Woolgar，1986；Lynch，1985），其中涉及研究生指导的问题，但从未从学术社会化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过研究（Delamont，1987；Ashmore等，1995）。因此，在现有文献中，我们只能看到自然科学领域的指导教师们的叙述。研究者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也通常是以研究生和指导教师对于指导关系和过程的叙述为基础的。McAleese和Welsh（1983）、Wakeford（1985）、Scott（1985）、Young等（1987）、Wright（1992）、Becher等（1994）、Burgess（1994）以及Hockey（1994）等的研究都是基于访谈的，而访谈提供的只是指导教师认为自己该做的以及他们希望呈现给研究者的数据。

这种由描述和论述集合而成的研究访谈本身就可能存在问题。访谈数据可能是片面的或单一视角的，但还是有很多研究者愿意把访谈材料作为证据，以说明个体和团队是如何组织他们日常工作的。更多的研究人员则愿意将访谈数据作为受访者个人经验和主观评估的证据。还有一些更为激进的人，他们坚持将叙述当作受访者的实际行为，或认为叙述本身与行为完全无关。Gilbert和Mulkay（1984）对于自然科学学者的分析就是一个典型例证。这样的分析视角并不会让访谈材料成为无用的数据，重要的是蕴含着如何看待数据的特定观点。Gilbert和Mulkay重点分析的是受访者如何建构自己的叙述方式，他们分析了受访者是如何完成叙述的。其实，对话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行为，例如通过对话来调和研究框架和立场之间存在的潜在矛盾，以及通过对话评估其他学者的研究工作。

本书并不持激进的怀疑主义立场，而是认为访谈数据可以用来阐明文化和背景，同时也承认访谈数据存在局限性和不完美的地方，这样方法论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与此同时，我们认识到确实应该检视叙述的形式化属性（Cortazzi，1993；Riessman，1993）。无论我们是否相信访谈中的叙述有着超越访谈内容本身的参考价值，或者无论我们是否相信每个访谈都是独特的，受访者叙述的方式都是非常重要的。叙述或其他类型的论述在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也是日常实践行为的基础；它们有自己的组织特点和规律，我们当然不能无视这些特点和规律。作为一种普遍的个人表达和人际交流方式，叙述本身值得关注和研究。因此，本研究将重点检视叙述和论述的组织方式和修辞，分析时也会特别关注叙述的语篇结构。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访谈中的叙述并不存在超越内容的本身价值，但事实上，我们确实可以从叙述的结构和叙述的修辞等方面进行多种分析（Coffey和Atkinson，1996）。

在对指导教师提供的有关博士研究生指导的叙述进行分析时，我们并不认为这些叙述会使我们直接了解到学术指导的真实实践或指导教师与博士研究生之间的社交互动模式；相比之下，我们更加关注指导教师在访谈中讨论学术工作中重要和隐性部分时所使用的主题、意象、比喻和叙述形式。在我们看来，这些叙述内容以及叙述特点和方式，是学术文化的一部分，而并非个人特质或个体经验的反映，也不是与访谈语境完全无关的行为。

我们对访谈材料进行了认真分析，特别是受访者的叙述中经常出现的主题和修辞形式。在分析的过程中，我们特别关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教师们都使用的修辞和叙述形式；与此同时，也意识到过于强调理想型的叙述者会存在模糊独立个体的危险，同时还会低估不同学术领域之间和不同类型高等院校之间的潜在差异。我们的目标并不是找到或创造一个理想型的社会科学学者，或者暗示学者们共享了一套普遍的修辞文化和叙述主题。但对于共同叙述方式的探讨的确是为更细致地理解叙述模式上的差异奠定了基础。(www.daowen.com)

如上文所述，我们是通过开放式访谈来收集数据的，而不是通过自然发生的同院系或同学科成员间的有组织的对话来收集数据的。虽然访谈有明确的研究目的作为指导，但也没有理由认为这些访谈中形成的叙述和其他语境下产生的叙述迥然不同；尽管访谈者的确都是学术圈内的人，但也并不代表访谈中的谈话和其他学术场合中“自然”发生的同事间的谈话截然相异。

访谈中，我们询问指导教师他们指导博士研究生的目标是什么以及如何达到这些目标，也鼓励他们（以匿名的方式）给出一些实际成功或失败的例子，还要求他们讲述自己的学术传记和他们的指导经验——包括过去和现在的指导经验。我们对于不同类型的博士研究生很感兴趣，如非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和全日制博士研究生，但大部分受访者都没有指导过非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因此本章中提到的博士研究生均为全日制博士研究生。此外，数据中既包括来自海外的博士研究生，也包括英国本土的博士研究生。

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受访者都表示自己曾经获得的指导很有限，主要的读博动机是成就更好的自己。正如来自Tolleshurst大学的地理学讲师Kenway博士所说：“我决定要非常关注我的研究生，因为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说，这方面太缺乏了。”他还说道：“我当研究生时，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指导，所以现在，我才非常强调关心和关注研究生。”

访谈数据的分析显示，不同学科对于研究生指导的本质的理解各有不同。但本章主要关注各个不同学科在研究生指导方面的共性特征。在做相关叙述时，指导教师们会反复使用某些主题和叙述模式；其中一个相同点便是指导教师们会对比自己攻读博士学位时接受指导的经历以及他们如今作为指导教师的指导目标与实践。很多受访者都和我们分享了与Kenway博士类似的经历。Kenway博士通过对比自己过去的经历提出了自己作为指导教师的指导原则和目标。在很多受访者身上都可以看到这种“对比修辞”的使用。Hargreaves（1984）在形容老师们的对话时使用了“对比修辞”，一面是在敏感且现实的学校里在真正的压力下管理学生的老师们，与之对比的是“其他”人，要么是可笑的“开明”，要么是可笑的“守旧”，抑或有着不着边际的想法。“对比修辞”是一种常用的叙述方式，叙述通常是基于我们和他们、过去和现在、这里和那里的区别来进行的。通过这种叙述方式，叙述者能够为其所做之事或相信之事作合理化论证，同时也将自己与其他人或过去的错误区别开来。

接下来我们将展示，指导教师们如何使用“对比修辞”，对比他们曾经作为研究生的经历或他们刚开始担任指导教师时的经历（或两者）与他们现在的情况。他们以这种方式进行叙述是为了捕捉和说明事情往往存在一种张力、对比抑或两难。这反映了他们希望在过多干预和学生自主之间取得平衡，希望在强力控制和给学生授权之间取得平衡，希望在制定严格的工作框架及时间表与尊重学生自由需求之间取得平衡。接下来，我们将举例说明和讨论指导教师关于这种“微妙的”平衡的论述，然后再呈现学者们经常使用的过去和现在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