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从指导教师的叙述开始，同时也兼顾了一些研究生的叙述。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资深学者们已经处于能够产生谱系的地位了，而博士研究生还难以做到这一点。引人关注的是，在指导教师和研究生的自传式叙述中，叙述的形式和内容都存在明显的学科差异；我们就从考察学者们的自传式叙述开始探索这一现象。访谈中，我们要求受访者总结其迄今为止的学术生涯；受访者们从多个角度进行了叙述，不限于正式的叙事内容（Coffey和Atkinson，1996）。在详细讨论谱系和承袭制度之前，我们要先研究一下学者们自传式叙述的普遍特征，接下来再展示访谈资料。首先是来自Southersham大学的社会人类学者Talisman博士的叙述：

我的第一个学位是在剑桥大学获得的，1975—1978年在那里学习考古学和人类学，主攻人类学。毕业之后，我休息了一年，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一年后，我发现没有什么比在大学里继续学习和做研究更让我感兴趣的了。在我休息的这一年里，我在以色列的一个基布兹（集体农场）里度过了一段时间。我非常喜欢农场和户外生活，也很喜欢基布兹社区。在剑桥时我感觉自己很孤独，我很喜欢基布兹的团结氛围，这里结合了一些学术内容和我喜欢的生活方式。

所以我决定去曼彻斯特攻读博士学位，由于之前的教授Max Gluckman，我和以色列建立了很密切的联系，很多研究项目都是从曼彻斯特开始的。他是南非的犹太人，当他的家人离开南非的时候，他是家中唯一一个来到英国的人，其他人都去了以色列，我想他很清楚如何筹措资金在以色列开展研究。有一个叫Bernstein的人资助了很多研究项目，Gluckman与Bernstein有很好的关系，所以能够获得在以色列开展研究的资助。

我去了那里，而不是待在剑桥或者什么别的地方，我很高兴自己去了那里。这是一个很小的学院，那里的人非常团结、关系亲密，我成长得很快，我真的很喜欢它。我真心喜欢那里的人类学，它更具有个人主义的特点；不太强调社会结构，更多地关注社会生活的变迁、社会生活的创造力，这与我对自我和个体的研究兴趣非常契合。所以我在那里攻读我的博士学位，并在1983年2月取得学位，一共是三年多的时间。后来我去了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西部做博士后研究，最后总共在那里花了两年半的时间。我的第一项研究并不是在以色列，因为当时学院的负责人Emrys Peters教授特别想改变学院的工作重点，他自己是一位阿拉伯语学者，曾经在利比亚和黎巴嫩工作过，他使我相信基布兹是过时的研究内容，加上我对欧洲也非常感兴趣，所以我最终在诺曼底的一个小型法式农庄完成我的博士研究工作，研究那里的人们的沟通方式、世界观、感知环境和人际互动的方式，以及农夫看待世界的方式。

我在西澳大利亚完成了第二项研究，研究了那里的人们如何谈论暴力以及为什么会经常谈论暴力——就像谈论天气在英国人谈话交流中的地位一样——我写了一本关于城市互动特点的书。我在西澳大利亚唯一一个真正的城市里完成了田野工作，在大学、酒吧、医院和法庭里做隐蔽的参与式观察。总之，三年半之后，我感到已经足够了。我想回到英格兰，但是这里的工作岗位仍然非常稀缺——在1987年——所以一年之后我在Southersham大学这里作为研究人员，做一些辅导性质的工作，1988年我在以色列找到了讲师的职位，就去了以色列……我在那里教书，还对沙漠中部的一个新城镇做了一些研究，看看为什么会有美国移民来到这里，以及他们是否找到了自己要追求的东西。在那里待了一年之后，我在Southersham大学得到了一份讲师的工作，我从1989年10月开始工作。

这份自传式叙述可以和第二位人类学学者的谈话相比较。虽然叙述的内容是不相同的，但展现了相似的叙述特征，我们认为这是学科的特征而非个人的特征，正如我们收集到的描述所反映的那样：

我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开始了工程学的学习。在第一学年末，当我还觉得过得很快活的时候，我被要求离开，因为我的工程学考试成绩不好。我们必须在外面修课，我修了英语，而且学得非常好，所以他们认为也许我不适合学习工程学。无论如何，我的钱也用完了，所以我转到了另外一所大学，在离家更近的地方，我可以自己工作来支持学业，我继续学习了科学专业——学习了物理和数学，在上课的过程中，我加入了一个项目，整个大学前5%的学生都进入了一个称作荣誉学院的地方，为我们授课的是一批特殊的教职人员，教学标准也高得多。

与此同时，我还在学习自然科学学科的内容，有一天，项目负责人给我打电话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我说：“这就是我想要学的专业。”他说：“这可能是你一生中唯一一次机会去尝试其他的东西，为什么你不做一些不同的事情呢？”所以我想：“为什么不呢？”然后我问：“你有什么建议吗？”他说：“你可以尝试哲学、英语或人类学。”所以我想：“好吧”。因此，我选修了一门符号逻辑的课程，觉得自己并没有冒太大风险；我还选修了一门人类学课程，我觉得这两门课程都非常棒，这两门课程我都喜欢。

所以我就这样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在我毕业的时候，我几乎没有在物理科学上做任何事情，几乎完全转向了艺术和社会科学。在那时，我已经决定继续从事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的工作，我申请了美国的研究生院，并在东北大学获得了非洲研究项目的奖学金。项目属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系，所以我去了那里。当我第一次去东北大学的时候，Paul和Laura Bohannon都参加了非洲研究项目，第一学年我和Paul Bohannon一起工作，即使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英国的社会人类学，我也完全被它征服，它清晰的视野和对问题的论述，与我所熟悉的美国的人类学截然不同。我想，“是的，这就是我想做的”。

不幸的是，在我第一学年结束的时候，Bohannon就离开了，我周围几乎没有人在做人类学研究了。但因为东北大学校方的安排我能够去哈佛大学，而且我有两个研讨会，一个是与Tambiah一起研究宗教，另一个是与那年来访问的Darryl Ford一起研究非洲宗教。经与Bohannon确认后，这就是我想做的那种人类学。这一切是如何与我现在所做的工作产生联系的呢？这有一个联系，即我在东北大学的院系负责人是Gary Joplin，他是一个在土耳其做过田野研究的社会学学者，他有一个项目，会邀请两位土耳其学者来东北大学从事社区研究，他们需要一个打杂儿的和这两个土耳其人一起工作，并协助他们进行访谈和所有统计工作。当时，我是在数学和统计上最有经验的研究生，大多数研究生都不懂数学，因此Joplin让我和土耳其人一起做这个项目，教他们一些统计方法和做一些统计工作。

结果，我在这个项目结束时被邀请去了土耳其，而且在我回到学校后又做了一些研究，他们又一次希望有人来帮助他们培训面试官，并从事数据处理的实际工作。所以我又被邀请到了土耳其，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夏天，一共五个月的时间，和土耳其人一起工作——在这之前我还从来没有对土耳其产生过任何兴趣或了解。安纳托利亚发生地震的那个夏天，我正在安纳托利亚工作，地震迫使那个项目提前结束，我不得不离开。我搬到Lockport大学，那里刚开始了一个社会人类学的博士课程。这是完全不可知的，我将成为他们第一批研究生中的一员，看看周围其他大学，我决定宁愿做一些在社会人类学中不为人知的事情，也不要做更主流的美国大学的人类学，那不是我想要的，尽管我的选择意味着要冒很大的风险。

结果是很好的，这是我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对的选择。这个博士项目做得很好，在学生的学术训练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在东北大学非洲研究经历的基础上，我想去非洲做田野研究。但这似乎越来越不可能，因为美国和乌干达之间存在政治问题，而我正考虑去乌干达做自己的田野研究。一个之前在东北大学的朋友现在在乌干达工作，他给我寄来了令人发狂的信件，信中说了他在获得田野研究许可过程中遭遇到的种种困难。所以东北大学的学院负责人认为我应该到其他地方去开展田野工作。我曾经想去巴西中部与Lewis合作，但这似乎是充满英雄意味的举动，我也不认为自己能胜任。而且当时还有机会可以回到土耳其工作，真的需要做一个决定。在犹豫不决了数月后，学院负责人叫我过去，问我想去哪里开展田野工作，我说，“这非常复杂，因为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叙述了所有的难题，然后他说：“我知道，但你想在哪里进行田野工作？”我说：“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他说：“没关系，你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来做决定，但我需要在你走出这扇门之前知道答案。”我脱口而出：“土耳其。”

那是1963年的夏天。一个为期五个月的项目，一个社会学项目。那是我的第一次田野研究。我的田野研究工作是在1967—1968年完成的。若没有简历可以参考的话，具体日期都已经有点儿记不清了。1970年我又回来了。上面这些就是我如何接受学术训练的很长的回答……

当我在Lockport大学当学生时，Freddie Bailey在这里做了一年的老师。曾在康奈尔大学任教的Vic Turner在Lockport大学待了一个学期，做摩根讲席教授。Max Gluckman当时也在国内，就来Lockport大学待了一段时间。我去康奈尔参加了他组织的一些研讨会。因此，闻名于世的曼彻斯特学派引领着我的意识，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学院。当我刚开始教书的时候，我在纽约北部的一所小型学院教书，我最初的一位本科学生去了曼彻斯特读研究生，我知道他在那里会发生什么。我一直想找机会去那里。几年后我在卡内基梅隆大学，一个研究项目正要结束，我四处寻找工作机会，当时在曼彻斯特有一份工作，所以我想，“如果我不申请我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于是我决定申请它，结果得到了机会。不过这份工作只持续了两年，而且其中一名稳定的研究人员要在外面做田野研究，所以我来到了Southersham大学。

这份自传式编年史展现出了许多有趣的特征。这份叙述主要是关于关键的人类学人物、重要的转折点、特定院系的影响等。决策与运气之间的平衡也被凸显了出来。关键的人类学影响特征——一些社会行动者，如the Bohannons（一对美国人类学者夫妇）、Joplin、Bailey、Turner和Max Gluckman（尽管这些是人类学领域的真实的学术人物，但我们还是要再次强调，叙述的关键内容已经被小说化了。所以，我们已经不用再去虚构学科历史上的主要人物了）。这个故事中充满了转折点——在工程学考试中表现不佳，与荣誉学院项目负责人的沟通，在东北大学的关系，受邀去土耳其。计划和运气的张力可能在这份访谈材料中得到了更强的体现：花光了所有的钱，作为一个“打杂儿的”受邀去土耳其工作，发生地震，巧合地接触到了曼彻斯特学派。在受访者的叙述中，这些都被表达为际遇，但就是这些机缘对社会行动者的生活历程和事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个访谈摘录中也充满了对比修辞（Hargreaves，1984）（此术语将会在后续章节中做更详细的阐释）。在这里，可以特别注意到受访者是如何比较美国的人类学和英国的人类学的，也可以了解到人类学的不同研究方法，以及与这些研究方法相关的不同人物和地点。编年史本身是相对“详尽”的，即它不仅有一定的叙述长度和复杂性，而且更多的是通过一系列的个人转变、事件转折和个体影响来阐释个人身份的形成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个人编年史追溯了个人的学术出身，并描述了一系列个体影响。个人编年史建构了个体的完整的学术生涯，也建构了一种特殊的学术身份。编年史的偶然性与师徒关系及其影响密切相关。身份形成的艰难历程与学科的承袭制度密切相关。访谈中，社会人类学者的叙述有着鲜明的特点，即有着对个人的详尽描述，他们会详细地说明自己的学术出身，以及其中重要人物产生的重要的影响。当然，学术出身在所有学科中都具有重要意义。在自然科学中，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学术谱系对于个人和对于学科的重要意义。例如，在顶尖科学家群体中，在主要的研究团队和实验室中，都存在高影响力的承袭人。围绕在诺贝尔奖得主周围的研究团队成员本身，就是获得诺贝尔奖的主要预测因素（Zuckerman，1977）。同样地，“核心团队”（Collins，1985）的成员资格也是确立科学家身份以及确立个体与学科知识关系的关键社会因素。尽管如此，在我们所访谈的自然科学学者们身上，并没有看到这种自传式的叙述。他们的叙述很少是个人传记式的，与之前看到的个性化叙述截然不同，难以从他们的叙述中看到影响与出身的细微差别。因此，人类学者的自传式叙述可以与自然科学学者的叙述相对比。接下来是Ribblethorpe大学生物化学学者Duval博士的自我介绍：

1969—1972年，我在利兹获得了第一个生物化学学位。然后我去了Leicester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我选择那里有很多原因：首先，我们俩——我妻子和我都想去能读博士的地方；第二，Kornberg教授在那里而且有招生名额。我们在那里从1972年待到了1975年。然后我们去了瑞士，在那里我做了两年的博士后研究工作。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是关于黏菌——分子生物学领域的。从那以后，我对黏菌及其缺乏与哺乳动物的关系感到失望。1972—1985年，我在Wedgewood医院工作，研究乳腺、泌乳和乳腺癌等问题。然后，我在Ribblethorpe大学当上了讲师。我妻子现在并不工作，我的意思是她是个家庭主妇，我们有孩子。在Wedgewood医院工作时，我对乳腺基因及其如何受到激素调控产生了研究兴趣。出于技术原因，我的研究受到了限制。你知道，我们一直在同一领域寻找新的想法。所以我转向了男性生殖系统，因为研究技术很相似。我的研究是开发男性不育的测试。这是我的主要研究兴趣。

再来看Baynesholme大学的Garnette博士的叙述：

Garnette博士：我在植物科学学科获得了第一个学位。实际上我是在Birley 大学完成了第一学年的学习，但后来我丈夫换了工作——我是一个已经成熟的学生，我当时25岁了——我9月的时候打电话给Baynesholme大学，问他们是否愿意让我继续在那里完成第二学年的植物科学学位课程，他们说好的。最后我在1985年取得了学位。我虽获得了辅助生物化学的学位，但我的学位实际上是植物科学的单科荣誉学位。

OP：是什么让你决定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你直接就读博士了吗？

Garnette博士：我直接就读博士了。在我本科第二学年结束的时候，我的女儿出生了，我决定，既然已经完成了第一学年的学习——我认为我不能在第二学年和第三学年之间辍学，那时已经发生了很多动荡。没有必要再休假一年，因为我知道我想做研究。从我开始攻读学位起，我就知道这一点。所以我申请了Baynesholme大学，Gantry教授有一些给研究助理的资金，这意味着我得到了一份薪水。事实上，这是我在Baynesholme大学的唯一机会，因为我的植物科学的指导教师之前给我提供了一份奖学金，但是他去了Thursby大学，所以之前的奖学金已经没有可能了。

同样地，我们在Forthampstead大学的Quayne博士那里也得到了一个特别简短的回答：

我在Leicester大学获得了我的第一学位和博士学位，所以第一学位是在生物科学领域获得的，博士学位则是在生物化学领域。然后我去Hadleigh大学待了五年，在那里做博士后研究人员，然后我从Hadleigh大学来到这里当讲师。

从数量较少的受访者那里抽取太过于短小的叙述摘录显然是错误的，但尽管如此，自我介绍式的叙述和自传式的叙述间的差异仍是相当明显的。社会人类学学者的叙述可以被认为是“详尽的”“个性化的”，他们建构的传记在叙事复杂性和事件密集度方面都是高度发达的，他们在个人影响的继承中描述了自己的传记和学术生涯发展，他们追溯了个人发展历程，特别是个人在发展过程中的转变。相比之下，自然科学学者的叙述缺乏传记的丰富性，他们不会用个人的顿悟和转变来修饰自己的叙述。个性化叙述是与个人动机、反应、意愿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相比之下，自然科学学者的叙述更应该被认为是“地位性的”，他们的叙述很少提及个人的投入与参与，相反，似乎是由预先设定的地位来牵引的，更多提到所在实验室或院系，而很少以个人角度来叙述。

这种“地位性”不仅反映出了对个人职业生涯发展的叙述特征，也反映出了传记与研究问题之间的关系。我们已经在前几章的关于学科知识构建中看到了这一现象。自然科学学者自我叙述的“地位性”，与他们研究问题的职位性，是直接并行的。他们的研究课题是“给定的”，是根据研究团队的投入而非个人的投入和研究兴趣来分配的。例如，看一下Quayne博士的说法：(www.daowen.com)

Quayne博士：我基本上是一个研究酶的学者，我研究的是酶的结构和功能。我在一个10人左右的研究团队中工作，我们有一个指导教师。实验室里有博士后研究人员，还有像我这样的博士研究生。现在我已经很清楚研究团队是如何运转的了。我会与指导教师讨论一组实验，然后我独自去做实验，分析数据，给他看数据结果，我们试着从中得出结论，然后再从这些结论中设计出更多的实验。我认为这就是科学研究的运作方式，包括实验、分析、设计新实验等。我需要做的就是不断建构能够解释数据的模型，以及设计更多新的实验来测试或改进模型。这就是我三年里做的事情。

OP：当你申请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你的研究主题或研究领域是指导教师已经跟你讲清楚的，还是你自己的想法？

Quayne博士：不，很多都是指导教师给我们讲清楚的。这也是我在这里的工作方式，由指导教师决定研究主题，推动他自己的研究，而不是让学生来驱动——至少在研究主题上。但已经说过，一旦我们决定了一个研究主题，那么研究生就会越来越多地投入他自己的研究部分中去。我的意思是，博士学位不是指向技术人员的，这是一个哲学博士学位……希望研究生能有自己的想法，并且能够在特定领域开展研究，尽管指导教师会提供总体的研究方向。

尽管Quayne博士承认博士研究生的创造性贡献，但他是在一个明确指定的框架内开展研究的。“驱动”研究形象地说明了资深学者们所把控的强烈的方向感。因此，研究生们的贡献受到既定的研究议程的限制。这也不是通过个人协商能够解决的问题：研究生及其研究工作都是由他们在研究团队中的低级别地位所决定的，其学术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为集体认同和对知识的集体取向。Quayne博士对科学的全部理解都是基于对学术工作和知识传递的集体认知和地位模型。

上述自传式的叙述均出自知名学者，访谈中他们谈到的主要是自己作为研究生指导教师的角色和经验。将指导教师的叙述与研究生的叙述进行对比是很有意义的。显然，研究生们的个人职业生涯时间尚短，在与年长的同事和指导教师的对比中，我们也不期望能够看到很多复杂的自传式的叙述。我们同样从社会人类学的研究生Wanda Soczewinski开始：

Wanda Soczewinski：我是在1960年结婚的，随后去了波兰居住。我丈夫是波兰人。我认为生活在另一个国家，和来自不同文化和不同背景的人结婚，会不可避免地开始质疑自己的行为方式、别人的行为方式，以及什么是正确的做法等。人类学中有一些我一直感兴趣的东西——风俗习惯和仪式之类的东西——但当然，当我开始研究的时候，我的研究兴趣以不同的方式得到了发展。可以说，我一直都有某种研究兴趣，而生活在国外以及成为波兰家庭的一员强化了这种研究兴趣。

OP：那你为什么决定来Kingford大学呢？

WS：我一直等到我的孩子们上了大学，我想：“为什么我不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呢？”所以我决定了。那个时候，我的丈夫已经来到Kingford大学了；我们已经分开了五年，不想再继续这样下去了，所以必须来Kingford大学。

OP：当你完成了本科学位还拿到了第一，并决定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Kingford大学就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然后呢？

WS：因为个人的原因我休了一年的假，我们搬家了，在新房子里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想，就像许多在这里过得很开心的人一样，我离开时也有一些离愁别绪，既然有人告诉我，如果我愿意回到Kingford大学的话，我会受到欢迎，我自然就回来了。

下面这位社会人类学研究生很特别，她在几年前获得了博士学位，然后注册成为Southersham大学的社会人类学硕士研究生。在访谈中，她给出了高度个性化的叙述：

1984年我提交了博士学位论文，但我的主要研究兴趣是舞蹈，而那个时候还不能在学位层次上研究舞蹈。1972年我从学校毕业，因没有办法在本科层次上学习舞蹈，所以我就想成为剧院里的舞蹈编导。我去了伦敦的舞蹈学院，我意识到如果你想研究舞蹈，就必须能够把它写下来，而学院可以教会你如何做到这一点。当我在那里的时候，我了解了西欧形式以外的其他类型的舞蹈，我对它们很感兴趣。同时我也对英国的传统文化感兴趣，想要一个更好的词——我不认为自己会这样称呼它——而且我知道自己必须获得一个体面的学位，因为我想写关于舞蹈的东西。所以在那之后我在Maplestone大学完成了一个英语文学学位，因为那里有民俗方面的元素……所以我去了那里，继续攻读我的博士学位，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是关于苏格兰西南部的舞蹈传统。我感兴趣的是，所有的研究文献都说民俗舞蹈只有乡村才有，而这与我在大学所学的不相符。所以我决定研究工业化和城市化对传统舞者的影响。我加入了一个特别的群体，在其中完成了一项关于这个群体的民族志研究。就是这样……在Maplestone大学的时候，我阅读了很多人类学文献，这个国家的民俗学科存在的问题是，它只在一所大学里被教授——Sheffield大学——而且学科地位还不高。在这个国家里，舞蹈作为艺术形式，地位也不高：大多数舞者只对戏剧感兴趣。我读了很多人类学的书籍，认为这和民俗是一样的。所以我想更深入地理解文学作品，我用了很多年的时间来思考最好的做法是什么，所以我选择在这里读一个文学硕士。我一读完博士学位就想到了这个方法，并在这里得到了一个位置。为了读这个学位，我换了工作，花了很多时间在准备上，直到去年我才拿到这个位置。

像这位研究生一样，选定一个研究主题进行深入研究，将自己投入人类学的研究工作中去，这对于人类学研究生来说，是普遍现象。同样地，研究生个人生涯发展的相对复杂性也是比较常见的。

与前文的做法一样，我们会将社会人类学研究生的叙述与其他学科研究生的叙述进行对比。首先进行对比的是，生物化学研究生们的叙述。Elissa Tyrone来自Baynesholme大学，她这样描述自己的职业生涯：

1989—1991年，我在Baynesholme大学的生物化学专业读完了我的本科课程。在第三学年的时候，我做了一个药物选择方面的研究，实际上这个研究应该被称为毒理学选择，但大家都称它为药物选择。我的具体项目是关于腐胺对洗涤剂的影响。我发现这个问题的相关理论很有趣，这个研究选题也是我非常熟悉的，但是我对这些技术感到厌烦，因为我之前暑假的时候在Ribblethorpe为一家制药公司工作过，那家公司在大学里有一些研究项目。由于这些技术对我来说很熟悉，所以我没有学到任何新的东西。但这对我来说是很好的经历，因为在开始攻读博士学位之前，它就给了我一种真正的在实验室工作的感觉。我一直想读博士，也一直把它看作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为什么留在这里呢？我在这里有很多朋友，也有很好的地方可以住。我很想留在这里，一部分原因是不那么麻烦。也有项目提供给我，而且我对这个研究主题很感兴趣。我正在研究一种酶，它是叶绿素生物合成的第一步，是氨基酮戊酸化合物的一部分。叶绿素的活性成分很常见，但这种酶在哺乳动物中是不同的，我正试图阻止它，以防止叶绿素的合成。

虽然在Elissa的叙述中包含一些个性化的元素，但在谈到自己的博士论文研究领域以及“提供”给她的研究项目时，她使用的是一种顺从的表达方式。她通向博士学位的路径，就研究选题和工作地点而言，在形式上是受到典型限制的。以下是对Ribblethorpe大学的Giles Perrin的访谈：

GP：在Dranllwyn大学（他获得第一学位的地方），你需要做一个为期两学期的实践项目，这与在Ribblethorpe大学不同，在Ribblethorpe大学，你只需要做一个为期10周的实践项目。所以，在Dranllwyn大学做的这个两学期的项目，是很有用的。我们所做的研究工作是其他毕业生的两倍。研究是关于遗传学和生物学的。

OP：遗传学和生物学？

GP：细胞生物学。它们都是相关的。这个研究属于细胞生物学领域，但使用的是分子遗传学的知识。

OP：所以在这之后你决定要攻读博士学位吗？或者你已经决定了？

GP：我已经决定了。好吧，这就是为什么要拿出一年时间的原因，尽管这一年看起来很像是实习年，但它又不是实习年，这个选择完全是出于自愿。

在最后一个访谈的例子中，值得注意的是，Odette Parry对受访者叙述过程的介入多过之前所有的访谈。这样的一问一答，并不是受访者自己建构的完整的自传式的叙述，而是自然科学学科研究生们在访谈中表现出来的典型特征——事实上他们的指导教师在访谈中也有类似特征。自然科学学科研究生们的传记信息是需要访谈者引发出来的，而不是在自传式的叙述中提供的。

我们已经看到，不同学科的独特的工作模式和知识再生产模式是如何创造出不同的继承模式的。可以通过再次对比社会人类学与实验室科学进一步揭示这一点。生物化学领域的学者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自然地理学者们亦是如此——处于一个文化系统之中，这个系统在较短的代际过程中，传递了研究问题和指导责任。正如第四章中所描述的，研究问题通常是有严格界定的，而且研究问题也是在严格限定的边界内进行传递的。代际传递的时间相对短暂。不断接续的研究生们通过开展一系列相关的研究项目而进行系统的学术工作，这些项目是紧密关联的，而且是更大的研究项目的组成部分。在研究团队中，在研究生与其直接的继任者之间，以及在博士后研究人员与研究生之间，都有着直接的连续性。对于研究生的日常指导和监督，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这些密切的人际关系之中进行的。资深的科学家要对研究计划负有最终的责任，但经常远离日常的实践指导，对于研究生来说，他们是有距离的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