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社会化依赖于知识、技能和研究方向的代际传递和传承：简而言之，就是养成学术惯习。正如本书前几章所强调的，如何进行代际传递的组织与建构，不同学科之间存在着重大的文化差异。事实上，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之中，“代际”本身就有着不同的建构方式，即在不同学科中，学术代际的性质以及代际传递的特点各不相同。本章重点研究的问题是，学科身份和学科忠诚感是如何进行代际再生产的、学者和研究生是如何建构代际及其关系的，以及这些对于学术知识再生产有何意义。

人们很容易假设，在学术圈内，招新与招募的运作或多或少都是相同的。的确，在大学系统中，许多事情的时间框架和周期都是共同的（尽管在不同国家间存在广泛差异），学者们也习惯了去遵守共同的、校方制定的日程安排。每年一度的学期、为期三或四年的本科生培养计划、每年按时招收学生和举行学位授予仪式，这些在大学系统中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组成部分。如果以人类学的眼光来看，这些制度安排本身都是非常有趣的。我们对于学术生活的时间安排和节奏是如此的熟悉，以至于在系统内部鲜有学者明确地意识到在这方面存在学科文化的特殊性，或者明确地意识到时间安排的专断性——甚至是荒谬。课程体系的设计从来都无须计算和依据学生在某一学科中达到某个特定标准所需要的平均时间。比如，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攻读物理学学士学位的时间默认值（三年），正好与攻读英语或古典文学本科学位的时间一样。在苏格兰，这些学科的学位也有同样的时间要求——但获得荣誉学位则需要四年（当然，地区间大学体系的差异有着不少历史原因，我们并不会忽略这些）。同样，在研究生阶段，大学会按照标准化的注册时间来计算“收费标准”。虽然各个大学在具体的规定方面存在差异，但我们看到大多数研究生都遵从共同的时间安排。按时进行研究生注册、按时完成学位、按时申请奖学金等，这些在整个大学系统中都非常普遍。

时间安排的这种一致性似乎凌驾于学科的差异性之上，然而，在不同学科之间，更新的周期和代际交替的方式各有不同，不仅是代际“传递”的性质不同，代际本身的组织也不同。此外，代际的文化安排也是不同的。学科的再生产绝非学生个体独立工作这么简单。即使研究过程本身是相对独立的，即使研究人员和研究生人数稀少，学科再生产的过程也会因学科传统、思想流派和院系历史的影响而变得丰富多彩起来。当研究生的研究工作根植于研究团队和院系，且与许多活跃的研究人员互动时，集体的传统和忠诚就会得到凸显。

不同学科在不同的传播原则下运作。借用标准的人类学术语来分析亲缘关系，可以发现各学科有其独特的承袭制度。实验室科学的承袭模式既有助于长期的变化，亦有助于短期的连续——形成一种稳态的平衡。在人类学学科中，既存在着长久的学科稳定性，同时在代际又存在着激进变革的强烈压力。两相比较，自然科学中孕育长远的变革，而人类学在短时间内就会出现反叛，在世代之间和世代内部都会发生争执。(www.daowen.com)

所谓学术出身的形成与归属，实际上就是在学科一脉相承的背景下有能力将个体在社会意义上和知识意义上定位，这是学术社会化过程的一部分，也是积累学术界文化资本的一部分。对于学术个体而言，学科谱系既包括其直接的指导教师，也包括——在合适的地方——与重要人物、院系和研究传统的长期联系，以及其他要素延展形成的网络。因此，学术个体及其承袭制度是嵌植在参照群体之中的（Shibutani，1967），基于此，其学术身份得以建立、维持和主张。

研究显示，在建构、使用代际和谱系的过程中，主要学科（或学科群）之间存在一些重要的差异。代际概念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建构，代际不是自然发生的现象，也不是简单的时间划分和人员分类。正如Mannheim指出的，代际观念是一种文化强制，对特定代际和代际差异的认同在本质上是一种专制性的建构。生物繁衍和社会再生产都不是以整齐划一的群体和几代人来划分的，学术代际当然也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就像谱系一样，承袭和代际的观念都是由学科的文化规范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