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研究本身并不是终点，不管它在人类学者的学徒期中是多么重要。学术写作是将田野研究工作——带着它所有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转化为文本的最关键的部分。“民族志”既是研究的过程，也是体现其结果的文本。所有的研究生都要面对“学术写作”的问题，而写作的特殊要求，如论文恰当的风格和格式等，都是学科文化和亚文化的组成部分。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是博士阶段整个研究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学徒成长的关键阶段。对于人类学者和其他从事田野研究的学者们来说，学术写作的重要性更为突显，要将复杂的、经常是混乱的数据转化为一个连贯的文本，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对于那些成功的研究生们来说，博士学位论文最终将成为正式出版的学术专著——学术专著是另一种重要的学术写作——因此是人类学者们“文化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非所有的研究生都能胜任这项任务。

在田野研究之后，研究生们对于自己的怀疑和不安全感，从数据收集是否达到了要求转移到了如何完成学术写作。人类学中的受访研究生，大致可以分为两类：设法努力在写作的和并不努力写作的。对于那些没有努力写作的人——或者至少是让人觉得他们没有努力写作的人——来说，这种经历可能是一种强烈的痛苦：“当我从田野回来的时候，我遇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我觉得写作太难了。我和田野中的人非常亲近，但我有写作障碍。我被逼着每两个或三个星期写出一个章节，但我写不出任何有意义的东西来，我找不到一个结构框架……我的初稿偏离了方向，对此我完全没有办法。”（Kingford大学的Elizabeth Bettman）学术写作似乎是对研究生们的进一步的入门测试，考察的依然是他们是否具备成为田野研究者的能力。在写作过程中感到痛苦的研究生们，会将问题归咎于自身，而不是归咎于欠缺某些具体技能。因此，后田野研究时期遭遇的问题并不被认为是缺乏写作技巧，相反，大部分都是个人的原因。Tolleshurst大学的地理学博士研究生Eunice Lester正准备提交自己的学位论文，她谈到写作过程时说：“这是一个孤独的过程，有起有伏。有时我对阅读自己的文章感到厌恶和疲倦，不想再做下去了。”

一些受访者促使我们注意到近期民族志田野研究的写作方式正在发生改变。近年来，在人类学和人文地理学领域，一直都进行着关于文本创作的辩论、创新和争论。在一部分人看来，这实际上是一种解放；而在另一些人看来，这是一种严重的认识论危机。Hurrell教授（来自Masonbridge大学）认为，后现代主义使博士研究生们变得过于自恋了。他的同事Galley博士总结了这场争论：“近年来，我们看待数据的方式发生了一场革命。它现在能更多地被识别，也更多地依附于你所审视的研究对象和浸淫其中的特定环境。”上述变化，换言之，就是在文本建构的过程中，学者的自我意识在增强（Clifford和Marcus，1986；Spencer，1989；Atkinson，1990，1992；Behar和Gordon，1995；James等，1997），这使得一些研究生觉得写作任务变得更加难以完成了。批判地阅读其他人的论文可能是徒劳无功的，甚至还可能会阻碍研究生们撰写自己的论文：“老师们教你如何批判和解构其他论文，但当你进入田野后就会发现这一点儿帮助也没有，因为它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写作方式。”（Kingford大学的Elizabeth Bettman）(www.daowen.com)

Fustian博士对这个矛盾也发表了看法：一方面，理论具有复杂性；另一方面，对研究生学术写作的关注是相对缺乏的，它就像参与式观察一样，普遍认为是不可教的。

然而，一些研究生意识到了人类学学术写作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并感觉到这对自己的论文写作产生了影响：“总体来说，人类学正在经历一个变化的时期，人们期待博士学位论文发生一些变化，能和以前不一样。从某种程度上讲，已经不再强调论文必须是经验主义的了，在引言中就会写到一些主要的内容，比如统计工作和田野工作等，然后给出一个简洁的结论说明当地的人们是怎么样的。以前的论文更加强调经验性。人们试图在写作中纳入田野研究的经验性一面——对于真正的研究者来说，这是容易令人混乱的。这是一种更加反身的方式，但同时也不是“沙发上的研究者”之类的东西，是介于两者间的一种方式。学者们正尝试在混乱中找到一条道路。就我的情况而言，格鲁吉亚经历的巨大动荡使我的写作变得更加困难。那里真的有太多杀戮、动乱和不公正。因此，权力理论——人际权力和组织权力——已经不再是人们运用华丽的学术语言来解释如何获取权力的语义问题了；在格鲁吉亚，权力与枪炮的威力有关。所以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将正在发生的事情和把所有东西都变成文字而非物理现实的后现代运动结合在一起。”（Kingford大学的Emily Cough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