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受访者在谈论田野研究时，特别强调了许多与研究技术和训练有关的问题。首先就是文化差异会对田野研究的准备工作产生影响：“人类学所使用的质性研究方法是有其独特性的，这是因为人类学的研究环境和提出的研究问题与其他学科不同。你可能会在自己的文化中开展研究，但更可能要进入同一文化中的不同社会群体之中，要接触完全不同的社会阶层，甚至要进入一个迥然不同的社会之中。”（Southersham大学的Louisa Montoya）人类学研究方法的特点是极大地依赖于研究环境，研究策略“主要由田野中的限制所决定，因为当你作为人类学者进入田野并选定研究对象时，你并不是总能找到与你原本的生活圈相似的地方，而且你也不是总能把这些调整成为方法论的一部分。”（Kingford大学的BarryLoomis）我们所访问的所有院系都鼓励灵活变通，并且将其视作“优秀研究生”的基本素质。一名优秀的研究生要对在田野工作中遇到的人和事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不断适应新的变化。同样地，好的研究选题也是在田野研究的过程中发展形成的，而不是一开始就预先确定的：“这就是我所说的好的研究选题，它是需要在田野中被激发和形成的。这在人类学研究中很典型。”（Kingford大学的Drummock博士）

灵活变通是准备进入田野研究的博士研究生们都应该具备的素质，不仅限于社会人类学学科，还包括采用质性研究方法的人文地理学、发展研究、城市研究和地区研究等学科和领域。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下述评论，第一段评论来自一位人类学者，另外两段则来自一名地理学博士研究生及其指导教师。

“我们有专门的关于田野研究的方法课程。方法课程我上得不多，但我也不认为自己错过了很多内容，因为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民族志研究都是很难教的。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我对讲授田野研究方法本身有所质疑。你只要到那里去做就行了。”（Southersham大学的Douglas Travers）

LF：Challoner博士是我选择来这里的原因之一，因为她对质性研究方法很擅长。

OP：在这方面安排了有组织的教学吗？

LF：没有。但说实话，我认为在这方面不需要太多的教学。如果你想知道要从哪里着手，那就去找你的指导教师商量。（Tolleshurst大学人文地理学者Lewis Frome）

“通过与指导教师的互动，研究生们逐渐认识到自己需要具备哪些技能。做博士论文研究是一个富有创造性和想象力的过程……我希望我的研究生们能够发展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这就是他们研究工作的根本。”（Lewis Frome的指导教师Challoner博士）

基于这个观点，Challoner博士完全反对进行质性研究方法的训练。与大多数人类学者一样，她把质性的田野研究方法视为一种个人能力，属于默会知识，而不是通过明确讲授而获得的技术技巧。

人类学者对田野研究的信念极大地影响了他们对学术训练的看法。他们反复强调田野中实践经验的重要性和习得默会知识的重要性，而这与在数据收集和分析方面给予学术训练毫无关系。例如，Kingford大学的Fustian博士说道：“所有这些训练在我看来都是错误的，因为这些能力都是要通过实践获得的。就好像要教会人们什么是音乐，就不能不使用钢琴，只有听到钢琴演奏他们才明白什么是音乐，我认为田野研究也是如此。”如果仅以字面意思来理解，那么Fustian博士的类比就意味着，音乐只能通过“耳朵听到的”演奏来学习。尽管这是一幅非常不准确的音乐教育的画面——在音乐教育中，理论和技术都是非常重要的——但这不失为一个好的类比，可以表明人类学者们的坚持：田野研究几乎完全是一种即兴创作。Talisman博士说明了过去几年此类观点的发展和变化，但他也同样将田野研究与不循规蹈矩的艺术创作过程联系在了一起：“我感觉自己成长在一个田野研究具有神秘感的年代，它就像是一场严酷的考验，是之前从未经历过的。当你在田野中的时候，沉没还是学会游泳，这是一个问题。虽然田野研究也在发生改变，但是传统就是你要去经历它。如果你没有这样做，你没有站在它的前面，那么你就无法解释自己是如何被研究对象所接受的那些细节，无法解释你在田野里的处境，也无法解释你如何离开或在其中工作的。这些都是轶事，也是你需要写明的数据收集的细节。当然，近年来，我们看待数据的方式发生了一场革命。它现在能更多地被识别，也更多地依附于你所审视的研究对象和浸淫其中的特定环境。所以非常有必要去说明我们是谁、研究对象认为我们是谁，以及我们是如何收集数据的。但是刚开始你很难解释所做的田野研究工作，这比解释如何在自行车上保持平衡还要困难。你要学着如何去做，学着保持身体直立，然后你通过实践和练习最终学会。我还是想说，这一切过程有点儿像学习如何进行创造性写作……在我看来这似乎有些自相矛盾，因为你可以教如何创造性写作。同样，反常的现象是去教如何进行参与式观察，教如何感知环境，教如何不引起社交麻烦，教如何变得对问题敏感。因为所有这些都是与特定文化相联系的。”（Southersham大学的Talisman博士）

Elizabeth Bettman是Kingford大学的一名研究生，她批评了自己所经历的社会化过程，特别是田野研究之前缺乏必要准备这一点：

EB：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消极的培养方式，没有人给我任何有用的建议，他们只是说：“出去走走，看看你能遇到什么。”

OP：在开展田野工作之前，你们有没有做过研究方法方面的准备？

EB：我们去上过几门课，但都是毫无用处的。课上教了怎么做问卷调查，课程也基本覆盖了主要的那些研究方法，但通常不鼓励使用，除了参与式观察之外，老师们常鼓励我们使用其他研究方法……他们应该有一个更具实际操作意义的方法，使我们更好地进入田野研究之中。

上述观点以及其他类似的观点，突出地反映了年轻的人类学者们在学科文化濡化的过程中遭遇的悖论：有一些研究方法是通过开设课程给予明确指导的，比如调查设计、抽样和问卷设计，但是这些方法通常又都是被贬低的；相反地，那些被赞赏的研究方法又明显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没有列为学术训练的内容。

人类学者们还谈到了在田野研究过程中难以预料会使用到何种研究技能，他们声称，这些研究技能超出了其他学科的正常预期：“人类学研究需要什么研究技能？你需要一些很难想象得到的技能。比如，在开展我的田野工作之前，我需要了解如何戴呼吸器潜水。有时候，你并没有太多东西可以教给人类学者，因为你不知道必须教些什么。”（Kingford大学的Feste博士）Gossingham大学的Godlee博士也谈到了人类学者在开展研究工作过程中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在开始阶段，我们也会试着定义一个研究问题并找到相应的研究方法，但是当研究生们进入田野开始收集数据时，总是会出现各种各样不同的问题。”同样地，Gossingham大学发展研究领域的专家Harcourt博士说道：“我喜欢与人类学者们一起工作。”他谈到了田野研究的不可预测性：“在英国，坐在办公室里是很难规划田野研究工作的，甚至都难以决定研究假设是什么，因为当你在田野中面对现实情况时，你不得不改变整个研究计划。”(www.daowen.com)

受访的博士研究生们也显然赞同这些观点。“与社会学相比，人类学的要旨是，你事先不知道要问哪些问题，这需要你到田野中去寻找。这就是你在深处跳跃的模样，它意味着你要开始有自己的想法和思考，这本身就很有价值，这也是为什么在田野研究前不进行太多训练的原因。你可能会看到不同的人类学者在同一个田野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完全不同的东西，有一些甚至是田野研究工作完成了30年或40年之后才写出来的。这并不是说在写作和分析之前必须积累足够的经验，但这确实是一个基本的前提。在进入田野之前不可能把要做的事情完全安排好，因为你事先想好的研究框架事实上并不合适。”（Kingford大学的Harry Kettering）田野工作的不可预测性以及研究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种种意外——甚至是研究问题的改变——使得人类学者们不同意甚至拒绝对研究生们给予具体的研究训练。他们看重的并不是那些可以训练的具体的研究技能，而是更加看重开展田野研究的默会能力和选择研究环境的“人类学感觉”。例如，在一些案例中，博士研究生从田野中回来后才发现自己收集的数据不充分或不适当——这时就会强调田野工作的前期准备不足：“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对讲授田野研究方法的偏见。有个观点是你只要走出去做就行了，通过阅读人类学书籍和文献就可以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每个人都必须找到自己的研究方式，所以他们为什么要告诉你呢？”（Kingford大学的Nina Yeager）一位受访者讲述了一名研究生已经研习了四年却还在艰苦地进行写作的故事：“她觉得自己的田野研究做得不够好，无法支持整个论文写作，并且把这归咎于得到的相关训练太少了。”（Kingford大学的Emily Coughlin）。

受访的指导教师们也谈到那些失败的研究生通常会把失败的原因归于自己没有能力开展田野研究，他们没能从田野中带回数据，自然没有办法完成学术写作。一个外行人在阅读上述访谈引文时，可能会赞同Emily的朋友是因为学术训练不足而遭遇痛苦。事实上，指导教师指出了这名研究生的不足之处：如果一名研究生认为自己需要接受显性的训练，那么他本身就不具备成为人类学者的素质。大多数受访者都认为人类学中质性的民族志研究方法是不可能被教会的，这种方法与定量研究方法有非常大的不同：“我想说的是，参与式观察不是一种可以在课堂上教授然后就直接能够应用于田野的研究方法，而统计学方法却可以在课堂上教授并且应用于实际。当然，很难把参与式观察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我认为它是必要条件，是只能通过实践才能学会的。”（Southersham大学的Trevithick博士）将定量研究技术的显性训练和参与式观察的默会能力两相对比，是人类学家向外行人Odette解释人类学特殊性的典型做法。具体的研究技能是可以传授的，但研究经验的核心仍然是个体的学徒式学习和默会习得。研究者个体对于田野工作的投入是特别重要的：“有些人说‘我想做人类学研究，我想做田野研究，我想我能做’，也许这些人都是有能力做到的，但这并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做出的决定。在研究过程中，他们会遇到一些根本不是学术问题的问题。我告诉那些在学习我方法论课程的研究生们，你们必须能够在一个非常基本的水平上与所有人相处，你们必须能够应对孤独。尽管孤独从来都不是一个主要问题，但是任何做过田野研究的人都知道孤独是存在的。你们还必须非常自信，因为你们会尝试做很多次努力却看不到工作的成效——但保持信心，总有一天一切都会是有意义的。有时候你们还会担心收集到的数据质量。但无论怎样，当研究者抱有信心的时候，他们就将成为优秀的田野研究者；同时，研究者也需要不断自省。”（Kingford大学的D’Urfey博士）

在我们访问的人类学院系中，没有一个院系为研究生们提供了参与式观察的训练，这反映出这种方法是不可教的普遍看法，它与定量研究技术不同的是：“我确实觉得很多人在学校学习人类学的时候都觉得被数字打败了，他们颇反对计算，甚至有点厌恶使用计算工具。因为它只是一种技术，而不是一种能够激励他们的理念。但研究生们可能会在田野工作中突然发现我们教授的定量研究技术与他们自己的研究的相关性。”（Kingford大学的Drummock博士）即使学者们愿意引入相关的研究训练，对照他们自己攻读博士研究生时的经历，仍然会对质性研究方法和参与式观察之外的其他研究方法持保留态度：“如果研究生们能得到调查技术和问卷设计等方面的学术训练，会使用计算机软件，那么这是有好处的。他们掌握了20年前我没能学到的技能。”（Masonbridge大学的Geodrake博士）

由于他们对参与式观察的可教性持保留态度，因此在我们所访问的院系中，所提供的田野研究前期准备工作都是分散的和经验式的，他们不会讲授具体的研究技能技巧：“你把研究生们送到完全不同的地方，他们在完全不同的背景和环境中，面对的问题也大不相同。我认为，在研究生们进入田野之前，找机会让他们讨论可能面临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种讨论必须以非常具体和敏感的方式进行。我无法想象有任何预先设计好的教学大纲能够满足所有研究生的特定需要。”（Southersham大学的Throstle博士）

与学者们对田野研究事前训练持怀疑态度相反，一些受访的研究生却对田野研究前的训练抱有更大的热情，特别是那些在田野工作中遭遇过种种困难的研究生们。他们再次强调缺少田野研究方法的具体训练，并将数据收集中存在的问题归咎于缺乏相应准备。例如，“有研究方法方面的训练肯定是很好的。我的意思是，基本上对于我来说，访谈和收集信息都是漫无目的的，全靠在田野工作中积累经验和摸索”（Kingford大学的Emily Coughlin）。“对于要在课程上投入特别多这件事，我保留意见，但是我本可以准备得更充分。在我看来，需要的是一种……让你知道你要做什么，以及帮助你寻找可能需要的方法。因此，对于我们来说，面面俱到地讲授各种研究方法的课程并不会有太大的帮助，但是更多的指导是有用的。”（Kingford大学的Nina Yeager）“有一些事情对准备开展田野研究的人来说是非常有用的。有一些大学擅长在这方面提供专业指导，而另一些大学却不是。例如，语言学课程是有用的——我说的不是语言课程，教授如何开展调查和进行数据统计等定量研究方法也是很有用的，因为有些人确实不会。我在11岁的时候，还在小学时学习了如何做调查，对此还有一些模糊的记忆，还保留着一个指南针和卷尺。直到我去索马里的时候，才又重新开始尝试做调查，我发现困难重重。我希望近期能有人给我做相关演示，因为我的11岁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已经搞不清楚如何测定具体的方位了。调查技术和数据统计技术也是一样。在社会学中，做调查是很常见的，但我从来没有被教过任何关于问卷调查的事情——这也许是我自己的错误，确实没有阅读过任何相关材料。但是有这样的基础课程总是好的，因为你至少可以选择上或者不上这门课。”（Southersham大学的Douglas Travers）由此再一次看出，研究生们对研究方法的训练是比较渴望的，但也只针对田野研究中的调查和问卷调查等方法。

参与式观察的训练并没有在访谈中被提及。值得注意的是，一个还没有做过田野研究的研究生，在谈到可能需要的研究准备时也有非常类似的说法。谈话从她要对切列米斯山人开展田野研究开始（切列米斯山位于俄罗斯北部，那里的人讲两种与芬兰语有关的方言）。“切列米斯山语是一种口头语言，它不用于写作，写作主要是用俄语。这是一门很难学习的语言，不容易掌握。它特别依赖于语言环境，所以我在那里会学得更快。虽然已经掌握了当地的语言，但我觉得我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本科时我做过一些语言学方面的研究工作，那与现在要做的研究完全是不同的领域，当时主要研究的是如何学习语言或语音的问题。这是第一学年和进入田野前在研究生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但我想到最后这只是个时间问题。我觉得，对于语言学习的基本训练以及一些研究方法方面的训练，是会有所帮助的。我的意思是，我必须测量菜园的产量，必须做一些调查，但从来没有人教过我要怎么做这些事情。关于这些应该有一些简单明了的教学内容，这样无论我什么时候要去开展田野研究工作，都不会觉得缺乏准备。当然，对于田野研究来说，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些数据和信息只会被用作支持性证据，这些也不是我要做的主要工作。我非常清楚，信息本身用处不大，关键是它必须被解释，而用来解释的概念和术语则来自其他地方。”（Southersham大学的Louisa Montoya）。再一次，研究生们说明了研究方法方面的训练可能的有用之处。所收集到的数据本身价值有限，对其进行真正理解才是最重要的，而真正的理解来自“其他地方”，与具体的研究技术无关。真正的理解来源于通过参与式观察获得的不可言说的和具有不确定性的体验。大多数受访研究生都认同人类学的这个“正统观念”，大多数人坚信，在沉浸于田野之前，参与式观察是难以被教授或学会的。

强调田野研究全靠个人习得，或许是英国独有的现象。一位受访者对比了英国的人类学与他在美国的经验：“有一个问题我认为是英国特有的，那就是有些研究技能会理所当然地被研究生们掌握。但在美国，研究生们在本科阶段就学习了统计和数学，或者上过社会学的一些课程，如果他们是人类学专业的，他们还会上一些写作课程，学会使用文字处理器。不能觉得这些技能都是研究生们理所当然就会掌握的，特别是英国的本科教育系统是在三年的时间里做这些事情。我认为在英国存在一个问题，研究生们会获得四年的资助，其中一年是做田野研究，他们还需要连同掌握这些研究技能，而这些技能对于在美国接受训练的研究生来说是早就储备好了的。而且我有点儿担心——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希望我们能在第一学年给研究生提供一些研究项目，而我觉得研究生们要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他们还要阅读文献、进行田野研究前的语言学习，特别是要学会如何做统计和开展田野研究，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相比之下，在美国，研究生们可能在本科阶段的课程上就做过一些小型的田野研究了。”（Kingford大学的Feste博士）在Feste博士接受访谈时，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博士研究生的英国政府资助方——正在准备首次推出研究生培训原则（ESRC，1991，1996），原则中就包括要在全国范围内强制开展普适研究技能和学科特殊研究技能的训练。

相比于人类学，在与之相近的学科中，田野研究的开展地点要距离更近一些，因此前期的准备工作会更加可行，也更符合学科的特点。Evan Cooper是Hernchester大学的一名地理学研究生，他的指导教师建议他先做了一些初步工作，因此他很有信心地认为田野工作能够顺利完成：“6月和7月进行了一个初步调查，看看我是否能从人事公司的主管那里得到我想要的信息。如果我得不到，也可以趁这个时机来决定是否换其他方式来做。”正如Evan Cooper所说的那样，从“知情者”那里获得内部信息可能是开展田野研究的一个有效途径：“显然，我的指导教师给了我一些关于如何接近该机构的建议和鼓励；同时，我还联系上了一位对我非常有帮助的人，他在一个由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资助的大型项目中担任研究助理，出于某种原因，他也在和一些大型的金融机构打交道。我和他交流过，他真正帮助到了我。”

在人类学中，对田野研究的个人投入和智力投入，意味着在独立、孤独和迷失方向之间存在着微妙的界限。“田野中的”研究生们要能够离开指导教师，独自开展研究工作。Southersham大学的Teague博士这样描述研究生的海外研究过程，仿佛这是一件研究生个人的事情：“我认为，不应该干涉研究生的田野研究，这真的是一项独立的工作。如果研究生一面应对田野中所有棘手问题，一面担心能否让自己的指导教师感到满意，那是非常难办、尴尬和令人恼怒的。”因此，指导教师不应该干涉研究生正在紧张进行的田野工作。Drummock博士也就田野研究过程中指导教师的适当角色给出了类似观点：“我个人的感觉是，研究生必须足够独立，形成自己的判断，做出自己的决定，因为指导教师不会总在旁边帮助做决定。这可能意味着，在田野中时，他们的研究兴趣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在出发去田野时，他们可能想要研究的是与亲属关系相关的土地所有权问题，因为文献表明这是相当重要的研究问题。但当他们进入田野后，可能会突然发现自己对这个问题一点儿都不感兴趣，但这个问题或许与他们真正想要研究的问题相关，这时他们必须做出决定。在我看来，对研究生来说很重要的是能够说出‘我的研究问题是什么’，因为如果他们不知道，他们就无法收集到正确的数据。对我来说，这是研究的关键所在——带着一系列问题走出去，而且问题会发生变化。作为一名人类学者，你必须应对这个问题，并决定何时采取行动。因此在我看来，对田野工作进行指导，不应该对学生说‘你应该这样做’，也不应该替学生做决定，而是帮助他们后退一步思考‘这是我真正想要做的吗？这是我在进行学术写作时准备用到的东西吗？’”（Kingford大学的Drummock博士）Drummock博士强调了数据收集的重要性，他建议研究生们应该试着问问自己，当他们开始写作的时候是否会对自己收集到的东西感到满意。本章的后续部分将谈到更具体的学术写作问题。

社会人类学的研究生们自己也意识到了在田野中独立开展工作的重要性，这种独立性能够帮助他们在孤独的田野工作中取得成功。对于那些认为自己还没有做好准备的研究生来说，这当然是一个令人感到担忧的问题，他们会感觉自己就像是被卷入了一场游戏，而游戏规则（如果确实存在的话）却不适合于自己：“我确定自己在被考验着，我能意识到自己在经历着些什么，而且我必须以正确的样貌走出来。而我一旦回来，就会得到很多积极的回应，我将会被当作成人一样对待。”（Kingford大学的Colin Ives）

社会人类学的学术训练在很大程度上被界定为一个人独立完成事情，这一点不仅会影响那些到世界遥远角落去开展田野工作的研究生们，也会影响那些留在当地开展田野工作的人。那些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开展田野工作的研究生们也很少见到他们的指导教师，甚至比那些远离本地的研究生更少。这样一来，即使是在当地开展田野研究也可以复制传统田野研究工作的典型特征了。Kingford大学的研究生Nina Yeager在访谈中谈到，事后想起来，这种“传统的”做法并不能将自己的优势最大化，毕竟与其他同学不一样，她在数据收集期间是有可能接受定期指导的：“因为我就在格拉斯哥进行田野研究，所以在开展工作期间可以经常见到他们（指导教师）。但当时认定自己‘正在田野研究之中’，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个错误，我当时应该更经常地去找他们。”另一名研究生即将在欧洲某国（她来自那里）开展田野研究，她说明了在“院系”和“田野”之间有明确的界限而且有禁令：“当你在进行田野研究的时候，是不允许去院系的，因为你应该待在田野中。”（Southersham大学的Beulah Wyston）Southersham大学的Janet Lundgren生动地总结了自己的经历：“尽管我就在这里做了田野研究，但我觉得我已经在国外待了一年，因为我完全在这里失去了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使是在当地或在附近进行田野研究，研究生们也应该感觉自己像在国外工作了一年一样，只有如此，他们的研究才能接近真正的海外田野研究，从而具有合法性。

通常，从依赖到独立的过程并不那么顺畅，不管对一方还是双方来说这一过程都显得有些笨拙和难以令人满意；最常见的两种情况是：不愿放手的指导教师和拒绝离开的研究生。如果研究生过于依赖指导教师的指导，而客观因素或主管因素又使得指导变得不可能或不可行，那么这个时候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仍然以社会人类学为例，因为在这里最容易发生这种现象。Fitton博士给我们讲述了一名博士研究生的情况，她在国外进行的田野研究，她需要比现实所允许的更多的指导，Fitton博士觉得她可能一开始就不具备必要的先决条件：“她花了几年的时间去做田野研究，最后发回了一份关于当地的地理和其他事情的田野研究报告，而且搞不清楚是否是在那个村子里写作的。她不停地写信说自己很挣扎，我也一直给她写信给出一些着手开展工作的建议，但她似乎并没有接受。她确实是一个脆弱的学生，她需要别人为她写报告，但即使我们愿意的话，她也无法提供足够的原始数据来做支撑。”（Kingford大学的Fitton博士）

转入田野研究的工作状态，可以类比于传记内容出现了中断。研究生们会用迷失方向来形容“离开”和“进入田野”时的情形，他们不知道接下来如何继续。一名研究生这样描述自己的经历：“我对人类学有另外的看法。有个观点是你只要走出去做就行了，通过阅读人类学书籍和文献就可以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每个人都必须找到自己的研究方式，所以他们为什么要告诉你呢？最终你都会找到自己的做法……当我到达田野时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这就像是‘你到底要从哪里开始？’。我开始做一些显而易见的必须做的事情，比如收集家谱，比如做一些家庭调查之类的事情，它们看上去似乎都是实践性的。但同时，你知道，还应该做很多工作，包括坐着和别人聊天。这样的实践才是真正的参与式观察，这才是田野工作的根本：尽可能地进入和参与当地的社会生活，并进行细致观察。所以，真的，我当时并不知道自己在那里应该做些什么。我也还没有为在索马里收集数据做好准备，表现之一就是我没有与近期去过那里的人们交流过。我不认为Tenderton教授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一直待在那里。所以我确实还没有准备好去索马里或开展田野研究。我进行田野研究的地方，之前没有一位人类学者在那里工作过，而且它以暴力闻名。我的研究兴趣就包括帮派争斗和部落战争。所以我有点儿担心个人安全问题和那边发生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真的觉得自己进入了空白区域。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是我自己选择的研究地点以及我想要的工作方式。”（Southersham大学的Douglas Trav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