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纯理论的社会人类学还是应用性的社会人类学，其学科都有着坚实的实证基础并依赖于田野研究（Grillo，1985）。人类学中田野研究的象征价值和个体价值都远远超出了“研究方法”和“数据收集”的意义（Fardon，1990）。一般来说，田野研究被认为是人类学研究工作的精髓，由此将人类学与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区分开来。接下来的两段引述，其一来自一位学者，其二来自一位博士研究生。“人类学的主要特点是几乎全部都建立在对异域文化的田野研究之上，这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根本不同。”（Kingford大学的Feering教授）“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让人们回答人类学为什么与其他学科不同，以及他们认为人类学有什么特别之处。在一名博士研究生看来，人类学的确有其特殊之处，其中田野研究就是它与其他学科的核心差异。”（Southersham大学的Douglas Travers）由于人类学是一个比较小的学科，学科之中的很多人彼此非常熟悉，加之许多受访者都强烈反对实行新的强制性的方法训练，因此在本章中我们会特别小心地隐匿学者和研究生的真实身份。

在我们看来，有趣的是，受访者们一直在说明人类学的独特性，也在说明民族志田野研究的典型特征，同时也在不断地重申人类学与社会学之间的本质区别。尽管在过去的20年左右时间里，质性的民族志研究已经在英国的社会学学者间获得了显著的优势，但是我们所访谈的人类学者还是一致地强调了田野研究在人类学中特殊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意义。事实上，田野研究似乎构成了界定人类学学科的最清晰的象征性界限，而社会学学者的研究主要是以调查和定量的数据分析为特征的，这是两者的不同。

当然，田野研究并不是“随地”进行的。社会人类学不仅建立在一般的研究方法基础上，还建立在独特的区域研究传统之中（Fardon，1990）。社会人类学者的学术身份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区域专门化。在受访的24名研究生中，所有人都有明确的区域研究方向，即使是那些尚未开展田野研究的人，也已经确定了自己将在世界的哪个区域开展研究。总体来说，人类学田野研究的模式是非常传统的：大多数英国本土研究生都前往第三世界国家，而海外研究生则研究本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几乎没有人打算或曾在英国开展田野研究。尽管近年来人们对“国内问题”的兴趣不断提高（Strathern，1981；Cohen，1982；Jackson，1987；Chapman，1992；Rapport，1992；Cohen，1992；Douglass，1992），但研究生们仍然坚定地远离对英国本土的研究。我们所访谈的一位已经成名的人类学家是在英国国内进行的博士研究，他说明了人们对于“国内”田野研究的态度：“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是在英国完成的，这在当时的人类学中是非常不寻常的。我当时之所以这么做，也是因为我对这个学科的理论基础感到不满，想作为学术界的新人笨拙地做一些探索性的尝试。于是，我选择在英国开展田野研究工作，毕竟我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想法，那就是人类学只做海外研究是不够的。鉴于当时我只是一名人类学学士，我的学术资历意味着我无法带着我的批判走很远。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自己确实受到了束缚，这束缚并不是那么多地来自学科的理论假设，而是受限于学科的方法论假设。所以我研究了Ayrshire地区的一个农村社区，完成了一项现在被视为民族志的研究——虽然我当时特别想进行一些分析上的创新——以民族志的方式研究了亲属关系、阶层和其他一些问题……我也做了很多理论工作，如用何种概念来确切地描述社会进程，以及说明所谓“社会结构”的内涵。因此，这篇学位论文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在我完成了在英国的田野研究之后，我很快就意识到——我想大多数在英国进行过田野工作的人都会意识到——在英国的人类学中这样的工作不会被视为正规的人类学研究。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并没有达到我的目标——把自己融入这个专业。我确实是做了一件很有趣也受欢迎的工作，但事实上接受它的仅仅是我的外部评审专家，而我无法将它嵌入人类学学科之中，因为这在英国的人类学中一直都是非常边缘化的。”（Masonbridge大学的Herrick博士）

Herrick博士自传式的描述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在英国开展人类学田野研究并不那么合适，可能会破坏学术身份的确立。对于那些完全不进行人类学田野研究的博士研究生来说，这个问题就更加严重了。Nigel Barley（1983）曾经为聪明的外行人写了一本好笑的书，叫作《无辜的人类学家：小泥屋笔记》，他在书的开篇就阐明了这一点（同时嘲笑了这种观点）。Barley通过在图书馆里的文献工作完成了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这个专业充满了忠诚的田野研究者，他们的皮肤暴露在炎热的气候中，因要长期与那些对人类学毫无兴趣的当地人打交道，他们费尽唇舌。我们这些通过在图书馆进行文献研究得到博士学位的‘新人类学者’觉得田野研究的重要性被夸大了。曾在帝国时代服务过的老一代教职人员……当然要坚定地捍卫和保持田野研究的文化：他们曾遭受过沼泽与丛林给予的磨难，忍受过贫苦，因此认为没有傲慢的新人类学家能够走捷径。”（Barley，1983：7）我们的受访者Masonbridge大学的Gideon博士说：“这就是人类学，它有强大的实证研究传统。可能有人会在图书馆里做论文，但我不会这样。”

紧张的田野研究工作——很可能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给予研究生的实质意义甚至超过了博士学位本身。这是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典型特征，但在其他地方也有着类似的重要意义，例如在美国，Clifford认为，“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和人类学学科的历史紧密相连，并且将继续作为进入该专业领域的一种仪式和标志”（Clifford，1997：61）。Clifford还表示，他的大多数同事都不认可那些不开展传统田野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例如撰写自传体小说，或通过互联网进行深入和持久的研究）。田野研究之所以在学科中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博士研究生层次，是因为博士阶段的研习提供了一段时间，使某个人置身于一个特定的社会中进行选择和探索。这一过程为研究者带来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并使人类学者在他的职业生涯中走得更远。例如，John Campbell（1992）在1954—1955年对希腊北部的迁徙牧人进行了研究。他在牛津大学杰出的职业生涯，及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的声望，都源于这项田野研究。他还在1992年发表了著名的学术论文（在第八章我们还将谈到这一点）。由此可见，博士阶段的研究工作能够为人类学者们奠定其职业生涯发展的专业化基础。对田野研究的时间投入和个人承诺，能够转化成为人类学者在未来岁月中可使用的文化资本。一位学者明确表示：“人类学者只深入地了解一种文化。你要为将来更好的10～15年投资……攻读博士学位就是在获取这项文化资本。”（Kingford大学的Feering教授）

我们接触过为数不多的没有田野研究经验的人类学者，他们都感到自己在学科中被边缘化（Barley，1983），这其中包括正在完成或已经完成理论研究论文或文献研究论文的研究生和指导教师。成功地完成田野研究意味着可以获得这个学科的成员资格，因此尚未完成田野研究的研究生们也不认为自己是人类学学科的真正成员。接下来这位人类学者的访谈就描述了自己的研究因缺少实证基础致使研究工作的价值遭到贬低，他谈到了向一位人类学评审专家介绍论文内容的经历：“当时的情况相当糟糕，因为Tim Scott-Windlesham作为评审主席始终认为这不是真正的人类学研究，而且认为我就应该坐在市场广场的某个角落，否则不可能获得足够的材料。”（Masonbridge大学的Gilchick博士）

尽管人们对于非实证性研究工作的态度有所不同，但一般都会认为这是例外而不是通行的规则，给出的意见也最多是容忍而非赞美：“确实有一些有影响的人类学家是做文献研究的而从未做过田野研究，我想如果你喜欢的话，这门学科中还是会给伟大的别有风格的学者留有空间的。也有一些很糟糕的、无聊的论文被评审通过，只是因为研究者去了一个之前没有人去过的地方。我认为这两者需要平衡。在我看来，不开展田野研究的论文之所以不被鼓励，是因为做这样的研究难度更大，因为当你有了新的一手研究数据的时候，完成一项具有原创性的研究是更容易的；但当你研究的都是已经写好的文献时，则很难在它们上面留下原创的印记，但我不会拒绝这种研究方式。”（Southersham大学的Talisman博士）但总体而言，对于大多数人类学者来说，成功完成一项基于田野工作的民族志研究，是学科对于其成员身份和声望的重要要求（第三章中所引用的地理学科的博士研究生也持有同样观点）。

这并不意味着田野研究会导致实证研究脱离理论关切，但是理论确实很少被单独提及，它总是与实证的田野研究直接相关。民族志田野研究要求个人投入和智力投入，其中就包括强调研究者要具备理论基础。一位人类学者解释说：“近年来，研究工作受到了人类学理论发展的影响，理论提供给我们的是思考和写作的语言概念。但另一方面，最好的研究、最好的文本依然源自扎实的田野工作，贫乏的田野工作是致命伤，无法克服。”（Kingford大学的Fustian博士）这一观点同样出现在指导教师的访谈中，例如：“在人类学系，我们总是会为自己的理论进步感到自豪，然而说到研究生撰写学位论文时，就会强调田野研究。”（Kingford大学的Fitton博士）。

在少数几个非实证研究的学位论文案例中，我们发现指导教师都要求他们的博士研究生明确说明该研究是如何与人类学学科相联系的：“在评语的最后，我会写上：‘我能够看到它和人类学的联系，这很好，但你还需要让这联系体现得更加清晰’…… Viv（那个研究生）所做的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田野研究，我想让她着重强调和说明通过她的这项研究也能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表达人类学的理念。这也是田野研究被人类学学科如此尊崇的原因。”（Kingford大学的Fitton博士）

鉴于受访者都强调田野研究的重要性，我们很有兴趣找出人类学研究的本质特征，即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根本不同。要求受访者对人类学进行描述是一个合理的研究路径，因为我们本身都不属于人类学领域。例如，有博士研究生用一个实证的例子来描述人类学的研究工作：“以养猪为例说明这件事情，就非常容易理解了。农业学家或经济学家也会研究如何养猪，但田野研究者则以不同的方式看待此事。我们来看看人类学家是怎么研究养猪的，人类学家必须对养猪这件事情做更进一步的理解，而要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以及做这件事情的方式，就是要研究养猪的理由以及饲养模式。即使研究相同的问题，其他学科也不会像人类学这样做。人类学对某个事物的理解确实要超出事物本身。”（Southersham大学的Louisa Montoya）人类学的独特性和田野研究的独特性一直被受访者反复地强调。例如，一位研究生提道：“这是一个独特的学科，你有时要到格拉斯哥的中心地带去，有时要到索马里去，有时要去位于两者之间的某个地方，独自在那里待上一年或更长的时间，独立开展研究……这情形很像是，在离开之前你被当作小孩子看待，但是当你回来的时候已经可以像大人一样对话了。你已经走过了初始阶段——嗯，经历过了——之后你还会弄清自己是否真的完全通过了这个阶段——但无论如何，这都是能够与人类学者对话的最重要的事情。这是一个很奇特的学科，在这个学科里你必须做田野研究。”（Southersham大学的Douglas Travers）本章多次引用了Douglas Travers说的话，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的观点与众不同，而是因为他特别能够代表许多同行所持有的观点，包括同一大学或其他大学的学术同行们。(www.daowen.com)

由于田野研究本身是人类学“入门”的重要内容，因此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田野研究前和田野研究后这两个阶段有着明显的对比。研究生们在田野工作中必须证明自身，否则他们在这个学科的成员身份以及获得博士学位的资格都难以成为定论。“人类学”这个词汇本身，就有“加入的仪式”的内涵，包括加入前、过渡中和加入后，这些内涵都是人类学者们经常提到的，就像第三章中有一位指导教师引用了Mary Douglas的话。以东非的年龄分段体系作为类比，博士研究生在进行田野研究前被称为“在这里”，进入田野工作状态时被称为“不在这里”，结束田野研究后被称为“回家”，这样的说法在人类学者中很常见。

从田野中回来，可能会产生混乱和分裂的感觉。从田野研究的状态转变回到大学里规律的学术生活，会遭遇一些问题。例如：“在转变的过程中确实有一种感觉，特别是那些从田野回来正在进行学术写作的人以及那些青年教师们，他们的感觉尤为强烈，从田野工作的状态中回归确实是一个奇特的体验。你会感到一种迷失，你要重新开始学术工作，面临艰巨的学术写作工作——不过仍能获得多方支持。我们的青年教师在这种时候特别能发挥作用——有他们在身边真是太好了。”（Southersham大学的Douglas Travers）Douglas继续讲着他对“回归”过程的感受，他一方面强调了这一问题的个体性，另一方面也强调了研究生和指导教师共同应对这一问题的必要性：“从田野返回后，要面临一些心理问题和想法上的改变，我想这些问题都很难通过某种课程或者团队辅导来解决，你真正能够依赖的是指导教师的善意和理解，以及他或她处理个人问题的能力。”（Southersham大学的Douglas Travers）

尽管田野研究具有实际意义和象征意义，但在以前，研究生的社会化过程却很少涉及实际的现场工作经验。例如，不会要求研究生们承担小型项目以便为在这一领域的长期工作做好准备。第一学年的工作通常包括高级课程研修、语言学习和研讨会等。田野研究本身被视作具有不确定性——因为开展田野研究主要依靠经验而非显性的研究技能——因此具有不可预知性，因此不被作为必要的学术准备和要求。当然，人类学田野研究的核心要素——在特定的环境中进行参与式观察——通常是作为必要要求的。事实上，对于进入田野，准备工作未必有帮助，反而可能是一种阻碍。Douglas Travers解释了这一点：“通常的情况是，在到达现场之前，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将会做什么……我认为，如果你完全做好准备再去做田野研究，可能会适得其反，你可能会沿着自己设计好的路线前进，然后变得不那么乐于接受田野中发生的很多事情。带着明确的计划把自己长时间地沉浸在一个社会里会造成困扰，相反，你真的需要灵活应对自己的工作。如果你准备得太充分，或者计划使用太多的研究方法，或者将时间规划得太过细致，你可能会因为在田野中心态不够开放、不能更好地接受田野中的各种信息，而最终把研究工作搞砸。”（Southersham大学的Douglas Travers）Douglas与其他研究生一样，都强调了田野研究需要“沉浸”，这意味着“你要进入，并且尽可能地参与到那里的社会生活中，进行深入的观察”。

人们都相信，在通往人类学理解的道路上，并没有显性而确定的技术和方法。无论是指导教师还是博士研究生都在访谈中强调了默会知识和共同理解，而不是显性的标准。人类学的研究客体可能是无形的，人类学者们对客体的理解也是基于个人解释，例如“作为一名人类学学者，我主要关注那些无形的东西……关注人们是如何产生想法以及如何沟通想法的”（Southersham大学的Louisa Montoya）。

Masonbridge大学的Geodrake博士曾经指导过一名非常优秀的研究生，名叫Rowland Walworth，他在谈及指导过程时表示，自己必须明确要求学生在数据分析和写作时“做得更像人类学学者”。自从Rowland获得了学术职位后，他在教学时要比自己在写作时更像是一位人类学学者。在这样的陈述中，“人类学的”含义仍然是不明确的。

研究生和指导教师都谈到了这种不明确对评价人类学研究产生的影响：“在英语世界中，有很多东西是散在的，人们所使用的标准也更多的是文化性的，相比于客观的学术标准，使用更多的是那些无意识的、文化性的标准（Masonbridge大学的Jannerat博士）。Kingford大学的Giselle Dumont声称：“我认为人类学这个学科极大地依赖个人观点和解释，而与既有的方法论没有太大关系。因此，要评价他人的研究，除了你个人的看法之外，没有任何评判标准。”

大部分人类学学者——包括研究人员和研究生——认为，田野研究带有强烈的社会人类学“传统”形象的意味。田野研究的情况及在田野研究过程中所遭遇的独特的个体和智力挑战，都能预测研究者的理论贡献和学科身份的变化。人类学的博士研究生们也会抱怨缺乏准备，下面的访谈就反映了他们对田野研究的前期准备不足：“我非常强烈地感觉到理论上的偏见阻碍了我。如果你上了几门研究方法课——完全都是课本上的内容，例如如何提出诱导性问题等诸如此类，那么作用不大。而我真正想知道的事情是‘到了那边之后到底会发生什么’。我问了两位指导教师，可他们都没有给我答案。下了飞机之后，我到底要做些什么呢？没有人告诉我，因为我感觉他们都认为我必须自己去了解。既然我长途跋涉来到这里，我自己就一定要了解。实际上只有当我真正到了那里的时候，我才会知道。很幸运，我设法加入了突尼斯的一个研究所，那里的负责人恰好是一位人类学家，他对田野研究感兴趣并告诉我该做些什么，包括参加朝圣活动、做访谈、与他人交谈，并做好人物和事件的记录。在去之前，我完全是一无所知，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安排田野中的生活，是应该和一个家庭住在一起，还是应该在旅馆里住上几周，抑或其他。从任何人那里都无法得到真正的答案，即使是最为直接的问题，也会得到一堆理论空话。”（Kingford大学的Colin Ives）

在其他学科中进行田野研究的研究生们也因缺乏准备或学术训练遭遇了类似问题。确实有一些研究生报告说他们是做好了准备才进入田野工作中的，但另外一些人则因为缺少技巧和经验而遇到了很大的困难。Portminster大学城镇规划专业的Glen Madson就是一个例子，他在访谈中说道：“第一学年我要做一项研究，是关于一家公司与其工会关系的研究，研究过程简直一团糟。如果我之前接受过相关训练，情况就不会是这样了。我所犯的错误虽然是无心之失，但引发了严重的误解，并且彻底阻断了我进入那家公司开展田野工作的可能。我真的很想研究那家公司，它对于整个研究来说真的很重要，所以我倍感沮丧。我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才得到一点儿机会，但被我全搞砸了。好吧，这是常识，但是常识也是必须学习的。想要在一个机构或组织里开展研究是很困难的。回想起来，当时我的做法确实太草率，那是因为我没有接受过任何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