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立下的抱负就是要把特殊时刻重新放进由普通事件构成的序列，在那些事件之中找出对特殊事件的解释。（Bourdieu，1988：161）

本章要探讨生物化学学科中的社会化问题，也会涉及其他以实验室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学科，如自然地理学和环境科学，主要在自然科学学科中讨论社会化的制度环境，以及博士阶段的知识生产问题。为此，我们将研究在生物化学学科中科学知识是如何被定义的，在学术社会化的过程中知识是如何被生产和再生产的，以及知识是如何具有学科特征并进行传递的。之所以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是因为目前还鲜少有对于“如何成长为科学家”这一问题的民族志研究（Delamont，1987；Ashmore等，1995）。

我们对英国大学中生物化学院系的学者和博士研究生进行了民族志式的访谈，共计37人次。其中，有8人次是对实验室或研究团队负责人的访谈，他们都是这个领域的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其余的29人次访谈包括生物化学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此外，还对某些实验室的技术人员进行了访谈。除了访谈外，我们还基于现场观察做了田野笔记，既有对实验台上和实验室里研究生的观察，也包括对指导教师领导下的研究团队和团队成员的观察。除非另有说明，本章所引述的所有受访者都来自生物化学学科。在本章中，也会稍稍涉及自然地理学和环境科学中以实验或田野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的学者，这些受访者都会明确注明（对于自然地理学和其他学科中主要以计算机建模技术为主要研究手段的学者，将在第六章中予以讨论）。

本章的重点是，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生是如何适应和接受实验研究的变幻莫测，同时又不抛弃信念的——自然科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具有高度稳定性和高度聚合性的活动。本研究的出发点就是基于这种“稳定性”。我们对于“稳定性”的理解就是，总体来说，科学的发展是渐进的而不是突发革命性的，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是在解决现有研究框架内出现的问题，其解决问题的方案也来自现有的研究框架（Fleck，1979）。尽管人们热衷于批驳和变革，但大多数的科学活动的结果是产出大量相对稳定的知识、设备和实践。在论述这一问题时，本书选择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观点。建构主义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也有不同流派（Hess，1997），我们无意列举和辨识不同流派的理论和认识论立场，而是综合多位学者的观点并运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基本立场，具体包括Collins和Pinch（1993，1998）与Clarke（1998），及Hacking（1992）的观点。Hacking为科学知识和实践的相对稳定性提供了一种解释，他认为这种相对稳定性源于科学是一种“自我证明”的活动，只有当一门科学在内部发展了相互适应的理论、设备和分析模式后，才趋向成熟。在科学活动中，不同组成部分之间是相互依存的，理论是需要被检验的，而检验理论的正是与之共同发展和进化的设备；要按照程序进行数据分析，而这些程序与它们所支持的理论和设备又是不可分割的。由此，科学工作产出和孵化研究工具和设备，同时，科学工作也是这些工具和设备的产物，因为科学工作要经过这些工具和设备的检验并借此向前发展。即使是在取得进步的时候，科学工作也无法摆脱其成熟的、智力的和实验的框架（Clarke和Fujimura，1992）。

虽然大量的科学活动是不具有变革性的，但也经常出现拒绝某种科学传统、偏好某种传统的情况。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传统的技术和信仰就会遭到抛弃，新的技术和信仰会取而代之。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如果说科学活动的根基是对一套信念和实践的承诺，那么一种研究范式是如何会突然地被另一种研究范式排斥的呢？Kuhn（1977）所提出的“基本张力”就抓住了这个问题的矛盾之处——只有严格限定在现有科学研究传统中的研究，才有可能打破这个研究传统。这一矛盾问题显然已经引起了科学知识社会学领域学者的关注（Pickering，1992），但要将其完全论述清楚，则超出了本章的研究范围。然而，我们的研究兴趣确实与“基本张力”所反映出的问题相关，即学术新人早在他们博士研究生期间就遭遇到了这一矛盾。很多时候，博士研究生所进行的科学工作的结果是不可预测的，或者是根本没有确切结果的。从这一点上说，已经与本科生的经历大大不同了（Delamont和Atkinson，1995；Tobias，1990）。博士研究生们发现他们的实验总是出错，他们希望得到的是成功的结论而非单一进程的结果，而获得成功结论的路径只有一条，就是使理念、工具和实践活动相互调适。(www.daowen.com)

此处分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Hacking（1992）关于科学实践的观点。Hacking认为，科学文化是由多种要素（物质的、概念的和社会的）组成的，且彼此之间并不存在单向的关系，多种因素交融才可能使科学实践有所产出。通过观察多因素的作用过程，他解释了科学研究范式转化的问题，他的理论颠覆了科学知识社会学之前的共识。在此之前，科学知识社会学认为，科学文化是一个单一且统一的实体，或者是一个“打开的构念网”，此“网”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决定未来会发生什么；由此导出的结论是，研究兴趣决定了“网”的闭合（Pickering，1992）。

Hacking拒绝接受“构念网”理论，他强调文化中因素的多样性，除了研究兴趣之外，其他因素的组合也都可能导致“网”的关闭。他认为，虽然任何一个文化要素都可以被无尽地扩展，但是各种扩展的相互调适或者要素的组合不是无尽的。将各种要素集合统一，需要通过成功的工程才能做到，工程本身可能决定了未来的科学实践的样子。Hacking认为，科学实践的相对稳定性和连续性源于三个原因：首先，源于对之前的科学工作的集体重构，当代人改写了之前的研究工作，使之与当代的科学实践相一致。这种对历史的回溯和重新解释总是倾向于创造研究工作的稳定性，而不是让人觉得研究出现了断裂；其次，他认为可以将科学实践比喻成“多股的绳子”。在任何给定的时间里，都有许多传统在共同发挥作用——理论传统、实验方法、现有设备环境等，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即使其中的一个要素被破坏，整个系统也不会遭到彻底的损害；再次，他谈到实验技术的“黑箱”，出于实用的目的，连续几代人可能都会将前辈们的创新和手段视为理所当然。

上述所有论述都与对学科的“教育的连续性”有关，比如生物化学。研究生继承和相信前人留下的知识和研究问题，所选择的研究项目是以前人研究为基础的，因为研究团队的研究主题是经由几代人传接下来的。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基于收集到的数据，呈现生物化学博士研究生被科学实践活动社会化的过程。研究主要集中在博士研究生所经历的由“基本张力”所带来的矛盾，而“基本张力”是实验性科学研究的本质特征。通过分析研究生及其指导教师的访谈资料，在生物化学学科内来探讨科学训练如何能够维持“教育的连续性”，进而在博士研究生阶段就实现有效的社会化。在适当的地方，也会谈及地理学和环境科学学科的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