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一直谈论的是如何研究学者，即研究生的指导教师们。在此处将要转为谈论如何从研究生身上收集数据。一般来说，访谈博士研究生要比访谈学者容易一些，对于博士研究生的访谈而言，研究者本人的经历是特别重要的。Odette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完成自己的博士学位的，她与那些还在为了博士学位而痛苦挣扎的研究生们特别有共鸣，因此她独自承担起对所有研究生的访谈工作。从年龄和专业地位上看，她比Sara和Paul要更加接近研究生们。Odette反思自己所开展的访谈工作后认为，与学者们不同，研究生们并不会认为研究者会带给他们威胁，而是更多地将她视为一位同盟者，而非一位潜在的批评者或某项政策的鼓吹者。在访谈研究生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大部分是操作性的。比如，很多学生难以取得联系（最初大部分研究生安排的都是进行远程访谈），特别是受访者本人也需要在其研究过程中开展田野调查。这个问题在人类学学科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访谈地点也是一个问题。大部分研究生无法提供一个私人空间用于接受访谈，这就要求院系要为访谈提供一个场所，但在学期中找到这样一个不被用于教学的场所也并非易事。一旦这些操作性问题得以解决，研究生们就很愿意和研究者谈论他们的研究工作。总体来说，研究生们在访谈中表现得很开放，也相信研究者不会对外泄露他们的隐私。虽然他们很想知道指导教师如何评价自己的学术能力，但是他们也能够接受认为这是一个不合理的要求。

然而，Odette和博士研究生们所产生的共鸣和信任关系，也并非全无坏处。当指导教师和研究生对于同一件事情或同一个人做出截然不同的描述时，问题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时有发生，举例来说，研究生对自己的研究工作会有一个概念化的理解，但可能与指导教师的理解大不相同，这在方法论上和理论上是可以接受的，而不是仅仅归因于研究生还处于论文准备的不同阶段。这种情况还时常发生在联合指导中，如果研究生有两位联合指导教师，而这两位指导教师对于研究问题有着非常不同的认知，那么问题就会出现。但是这种问题也会在指导教师与研究生以为双方已经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出现。上述问题对于Odette来说，在心理上是非常难以应对的，因为受限于研究者的职责，她并没有权利出面干预。

下面介绍一个师生不和谐的极端例子。一位为人成熟的、非全日制的博士研究生，在提交学位论文送审前不久接受了访谈。在各自的访谈中，这位研究生及其指导教师都表现出相当的信心，认为这篇学位论文已经很成熟了。可是三个月后Odette接到了这位研究生打来的电话，他说学位论文没有通过，他将被授予哲学硕士学位。这位研究生还给Odette传真了一份指导教师对论文的评审意见。在文件中，指导教师完全同意评审专家的意见，认为论文并未达到博士学位论文的相关要求，并提到自己之前已建议学生暂缓提交，而且指导教师也同意不再给予这位研究生再次提交论文申请博士学位的机会。为了这件事情，Odette特意找出了自己的访谈记录，从中确实能够看出，这位指导教师明显地在论文送审失败后改变了自己对于该学位论文的意见。

管理人员与研究生的说辞不一致的情况也发生过，如一位院系负责人说他们院系保持了一个百分百成功的记录，即所有学位论文都在四年注册期内完成。因此，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从没有对该院系实施过处罚。然而，受访的研究生们透露说，院系负责人强迫学生们在四年内提交论文，无论他们是否准备充分，如果论文还不成熟，也会被要求限期作出修改，不可以申请延期。在一些情况下，这种建议很显然会引起学生们的反感，甚至适得其反，因为学生们都不希望论文如期提交却不能通过评审。可以理解，研究生们对此事的感觉并不好，他们并不是自愿提交论文的，而是屈从于院系的规定不得不这样做而已。类似的事情也给研究者施加了一定的压力，我们既不能给学生也不能给指导教师反馈信息，而有些信息对于他们却是至关重要的。进一步说，在有些时候，处在对比使用访谈资料的位置上，对于某些研究对象的“内疚”情绪会引发研究伦理问题。

从研究生身上收集数据还引发了关于亲密与疏离的另一方面的问题——经验上的亲密或疏离，这里特指研究生的成功和失败的经历。对于学生来说，攻读博士学位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为——为了并不确定的成果要投入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Odette成功取得了两个研究性学位——一个哲学硕士学位和一个哲学博士学位；Sara和Paul都拥有哲学博士学位。因此，相比于那些深陷麻烦的研究生们，我们三人更接近那些成功的研究生们，其共同点是在数据收集方面是富有成效的，论文写作也进展顺利。我们必须了解那些经历失败或潜在失败的学生们的感受，体会研究进展不顺利的研究生们的困苦与担忧。当然，没有哪个人的博士学位研究是一帆风顺的。我们要经常基于个人经验与正在奋战中的学生们保持共情——无论他们最终能否成功地取得博士学位。绝大部分学者都曾在研究生阶段经历过困苦。确实，很多受访者都提到，他们正是基于个人对攻读博士学位的记忆和经历，才知道要如何对自己的研究生进行学术指导。这一内容就是本书第八章的主题。(www.daowen.com)

作为指导教师，学者们在其职业生涯中也要面对失败或失败的可能性。我们自身就经历过研究工作取得突破时的欢欣鼓舞，也体会过陷入困境时的悲伤。Sara和Paul都是经验丰富的研究生指导教师，他们很了解学生们的心态，比如研究生受访者所提及的对失败的担忧和其他一些问题。因此，基于这个研究项目的所有经历，我们提出了熟悉和陌生相交织的问题，我们不断从自身经历和学术生涯中抽离出来，保持距离地进行审视。

最后，我们必须承认，在研究过程中也存在一些悖论。我们三个人都非常清楚该如何进行民族志的研究和写作，这种研究特别强调参与式观察。理想的状况是，花费更多的时间在更少的研究对象身上，对各院系、研究团队和实验室的学术亚文化进行更为细致的民族志式的田野调查。我们应该更多地去观察各院系的研究团队的学术讨论和其他学术活动或社交活动。相应地，我们应该更少地依赖对受访者的访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该研究的整体架构是由我们开展的第一个研究项目——关于社会科学学科博士研究生的研究项目——形塑的。这个项目是更大研究计划中的一部分，由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下设的培养委员会资助。资助方强烈希望该项目能够覆盖更广泛的学科、更多数量的大学，在更多院校类型上具有代表性。为了满足他们的上述要求，我们不得不放弃精细的田野研究，转向通过访谈广泛覆盖各方利益相关者。我们对于第二个研究项目——关于自然科学学科博士研究生的研究项目——拥有更多的自主决定权，也因此能够挑选更少的研究地点，聚焦研究他们，而不求覆盖面广泛。但是学术研究的一般形式还基本上是由我们最初的研究设计决定的。研究团队的三个人全部都写作过写作方法和学术伦理方面的论文（Hammersley和Atkinson，1995；Delamont，1992；Parry，1983），详细叙述了数据收集、数据分析和文本写作的过程，以接受更大范围的监督。但是，如果把我们的研究方法太过仔细和清晰地描述出来，就有可能泄露研究对象的信息，而他们更容易因为学术言论“被发现”而受到批评，这比其他背景信息的泄露更容易造成恶劣的后果。在本章写作中，我们已经尽力掩饰受访者的身份以保护他们，特别是那些研究工作进展并不顺利，或是那些不愿意参与我们研究甚至抱有敌意的受访者。

我们有意地以一种非常朴素和直白的方式写作此书，以及写作与此项目相关的学术论文。虽然深知对于社会学者、人类学者等来说，可以采用多种多样的表达方式和写作风格，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尝试任何具有实验性质的写作手法。唯一具有创新性的表达方式可以在Coffey和Atkinson（1996）的论作中看到，一位受访者关于哲学博士学位的论述被写成了一首诗歌。因此，事实是，尽管我们有着自己在研究方法上的趣味和偏好，但本书并没有完全反映和代表我们自己的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