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分接近真实与过分远离真实，都同样会构成通向科学认知的障碍。（Bourdieu，1988：1）

要研究博士研究生及其指导教师，就意味着要研究学术界的同行。对于科学研究和成果发表的同行评议，学者们是非常熟悉的，但是对于研究同行或被同行研究，则有些陌生了。在大学里进行科学研究并非易事：研究自己的同行，甚至是研究同一个专业的同事，都不可能直截了当地进行。在研究过程中，各种困难——实践上的、理论上的和政治上的困难——都会出现，这主要是源于对研究领域既陌生又熟悉而形成的张力，也源于超越学科边界所产生的张力。Bourdieu用“过分接近真实”来警示我们，在对学术社会化问题进行田野研究的过程中，会面临一种模棱两可的状况。研究同行，特别是还要涉及学术政策的重要方面时，比如博士研究生培养问题，通常是会遭遇困难的。虽然我们对于学术界相对熟悉，但是，不能认为自己对于所有的学术同行都享有同等的“亲密”，也不能认为“亲密”是一个单一维度。其实，亲密或疏远的原因有很多，且并非相伴而生。本章将探索一些预示我们研究的关键维度。（数据收集的更多细节详见附录一，附录一列出了田野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实际操作的情况。）我们先从讨论学术同行开始。我们将简明扼要地介绍研究经历，这些简要说明概括了研究的协商过程以及我们与研究对象的关系，目的是勾画出更多分析主题。首要主题就是在博士阶段探索Bourdieu所谓的“过分接近真实”和“过分远离真实”之间的张力。

Masonbridge 大学校园最佳的拜访时间应该在夏天，那时能够欣赏到最美的20世纪60年代的田园风光。校园建设伊始，树木就已经成熟，很好地柔化了学术建筑物和行政大楼的刻板感觉。冬季，这些树木依然无法阻挡寒风横扫整个校园，道路变得湿滑，像今天这样寒冷的天，道路上已经结冰。在这样的环境下，粗心的参观者很可能在寻找道路的过程中陷入糟糕的境地。在苦涩而寒冷的12月的一天，这时本科生都已经回家过圣诞节了，Paul Atkinson从公交站步行穿过校园，此行的目的是拜访人类学系系主任Hurrell教授。Paul并不担心此次会谈，因为Odette已经与这个系的几位老师建立了工作联系，Masonbridge大学的教职员工及研究生的数据收集工作也已经完成。因此这次会面更像是一次礼节性的拜访，而不像是一次正式的研究人员的准入协商。而且Paul的学术经历与Hurrell教授有重叠的部分，这使他有充分的理由期待会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他只是一时迷路了。所有大学的路标即使有也都是不充分的或者是令人迷惑的，这似乎是学术生活中必然发生的事实，至少一次错误的转弯是不可避免的，传达室总是会出现在某个地方。

终于见到了Hurrell教授，Paul与他进行了一次富有建设性的会谈。他们讨论了社会科学中特别是人类学领域研究生学术训练的方方面面。Hurrell教授还特别说明了自己学科在研究生培养方面的历史，表示英国的人类学学者们对于经济与社会委员会制定的有关研究生培养的原则和要求并不欢迎。Hurrell教授谈到，人类学特别强调人类学家个人所具备的默会知识，但这种强调在当下对于研究方法训练的直言不讳的文化中显得十分古怪，他分析了一些在人类学领域存在的典型的悖论和张力。他说到，人类学是一个比较小的学科，专业人员之间有十分强大的个人网络。这个学科既是高度内聚的，同时在内部也是分裂的。一直以来，人类学者对于自己学科的一些基本特性是有基本共识的，但他们之间也存在一些尖锐的矛盾和对立。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情况在学科之中却能并存：学者们进行着激烈的学术争论，正是因为他们拥有强烈的、共同的身份认同；对于人类学和人类学知识的某些当然的要素特征，他们是有强烈共识的，但也正是这些共识为晦涩难解的学术争论提供了背景。特别是，人类学者的共有身份有赖于“田野研究”的经历，而且通常是海外文化中的“田野研究”经历。正是田野研究及其产出的独特的知识，造就了人类学者的权威。这种个人权威是很难遭受挑战的，即使其他人类学者并不赞同其某些理论观点和特定的解释。这种特别的权威也使得人类学者们共同的自我认知变得合理，并使得他们认识到自己学科的独特性。但是，Hurrell教授也指出，近年来，人类学者的此种权威遭遇到彻底的质疑和破坏，在认识论领域的争论已经动摇了现代人类学田野研究和人类学知识生产的基础。Hurrell教授已经清楚地看到在人类学研究中的文献转向和危机，这说明在研究方式和学术写作方面都已经发生了范式转变。人类学知识的传统宝库——民族志专著——及其对他种文化的传统的描述方式都遭到了质疑。结果是，至少在一些领域，人类学遭遇到的危机是更加根本性的和更具有威胁性的，这次危机远比以往任何一次学术争论要来得猛烈（比如，之前有过关于结构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争论）。

Paul和Hurrell教授的这次“会谈”变成了学术同仁之间关于人类学学科及发展史的讨论，这是由于他们对于社会科学以及学术知识拥有共同的知识背景。

Masonbridge大学之行以及与Hurrell教授的友好交谈，包含了我们研究中的诸多主题，它们将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本书之中。尽管英国的大学数量和多样性都是可观的，但其实英国的圈子是很小的。Paul与Hurrell教授相熟多年，他们对于某些学术问题有很多共同的看法。Paul的学士学位就是在社会人类学领域取得的，他对于Hurrell教授谈论的很多学术问题都非常熟悉。而且，他还撰文讨论过类似的有关民族志研究的问题，他是从社会学的视角来讨论这个问题的，而非仅仅基于人类学的视角。可以说，Masonbridge大学的这次会谈是学术同仁之间的一次基于共同学术背景的交流。Masonbridge大学本身就与我们的“自家”领地——卡迪夫大学——非常不同。卡迪夫大学是一所“玻璃屋顶”大学，由不同院系组成，这些院系有着各自非常不同的风格和气质。各院系及其教师都有各自不同的制度安排，对于培养和指导研究生也是如此。虽然社会人类学的基本特征是相似的，但是它们在不同学术机构中的表现是不同的。结果就是，Paul与Hurrell教授会面的过程是相似与差异的交织过程。特别是，Paul既能够清楚地意识到学科的属性特征，也能够感受到存在的学术偏见，而这些偏见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同，也并不能说明英国的社会人类学者们都持排他主义的立场。

另外，人类学者对田野研究基础地位的强调，也造成了我们自己在田野研究中的不稳定的张力。在学者群体中，社会人类学者是最有可能认为田野研究存在问题的。比方说，在某大学的社会人类学系，Odette Parry和Paul Atkinson与该系的全体教师共同出席了一个会议，这个会议是我们作为研究人员“准入协商”的一部分。虽然该系的系主任已经预祝我们研究顺利，但还是必须征得其学术同事的同意。因此，我们需要在教职工会议上做必要的沟通。在Odette 和Paul做研究项目介绍的时候，他们几乎是遭遇了关于认识论、理论建构和方法论的拷问。在预料之中的是，该系的人类学者们认为我们的研究是细致的民族志研究，十分勉强地接受我们以深度访谈作为研究基础。这情形并不太像一般意义上的“准入协商”，反而更像是一场有多位考官的面试。这些社会人类学者对我们研究项目的理论基础和认识论基础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们将我们的社会学视角与他们的人类学视角进行对比，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我们偏好的蔑视。在对我们进行拷问并使我们经历了这种“会商仪式”后，他们最终准许我们进入研究现场。事实上，这些人都是非常随和和愿意帮忙的，但出于他们本身对社会研究的学科兴趣，要求我们的研究项目有一个完整的合法性的进入过程。从某种程度上说，被全系教师公开拷问这件事情本身就反映出了社会人类学的院系文化和学科文化的某些特点。正如我们发现的那样，他们让自己的研究生也经历同样严格的和压力很大的考试与辩论。

由于我们双方的学科兴趣和背景比较接近，所以他们才对我们的研究方法、理论基础和认识论进行更为细致和严苛的审查，这与其他研究领域的学者对于我们的期待与要求不同。对于Paul来说，这几乎就在意料之中。对于人类学者间的辩论文化以及他们对社会学者的坏脾气，Paul是习惯了的。某些人类学者仍然坚持认为，社会学者只做调查，而诸如参与式观察等研究技术是为人类学所垄断的，因此，当他们看到社会学者开展质性研究的时候，就特别爱发脾气。在进行准入协商时，我们似乎就对他们造成了双重侵入，即运用他们的研究技术来对他们及其学生进行研究。由此遭遇到盘问式的审查，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对于Odette来说，这是非常新奇的。她在卡迪夫大学接受了社会学专业训练，但是那里没有人类学系。对她而言，人类学者间的“文化”是陌生的，人类学者们的自我表达也是新奇的。随着研究的开展，她会更加迷惑于社会人类学这个学科，并对其感到既熟悉又陌生。

研究对象对我们总是有所戒备。我们要经过严格的技术胜任力和伦理责任方面的审查。我们的研究对象从不直接表现出对于我们的敌意，但是他们始终是谨慎和小心的。比如，9月炎热的一天，Paul Atkinson和Odette Parry被领进了一个小而杂乱的研讨间，借着缕缕阳光还能看到漂浮的粉笔灰尘，公告板上的海报卷曲着，黑板上留着已经擦掉一半的关于“考试复核”的通知。很显然，它是从6月遗留至今的。当时，五男一女坐在房间里，他们是Boarbridge大学地理学系一半的管理人员。他们并非充满敌意，但确实是有所戒备的。我们希望在访谈人文地理学系管理人员和博士研究生方面，获得他们的准许与合作。他们想弄清楚：我们到底会如何对待他们？我们真正想要什么？

他们十分了解我们对于质性研究的兴趣，因为他们自己有一个研究团队，也在运用类似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对空间和景观做文化分析。然而，他们对我们的研究安排提出了尖锐的意见。他们认为自己是学科中的掌权人物，Boarbridge大学本身也是地位很高的机构，坐落在英国大都会的“金三角”地区。在地理学系，至少一部分资深管理人员对于研究委员会所制定的有关研究生及其培养工作的政策是感到受伤的。他们可能认为，研究委员会强加的培养要求，实际上从根本上削弱了卓越所隐含的标准和学生所享有的精英学徒身份。同时，他们也认为研究委员会的做法颠倒了主次：大学培养的学生远比研究委员会资助的学生要多，而后者却对所有专业强加了统一的要求。Odette 和Paul就被要求说明自己如何看待研究委员会的作用。研究委员会是我们研究项目的资助方，而且也确实在研究生培养方面进行着影响深远的改革。Paul和Odette不得不明确地反复保证，虽然研究项目受政策改革的意图所驱动，但本质上我们的研究是一项基础研究，并无意介入研究委员会短期的政策目标之中。公平的也是重要的，我们必须向他们保证，研究项目不具有院系评估的性质和作用。我们还必须严格保证，在研究中对院系名称及其成员姓名作匿名处理，对于收集到的信息严格保密。我们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亲密关系引发了潜在的研究伦理问题，因此我们不得不与他们保持距离。从某种意义上说，Boarbridge大学的精英性质使得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一方面，我们要平等地对待研究对象，另一方面，研究对象也不会傲慢地对待我们。但是他们对自己机构地位的认知以及自尊影响了他们起初对于我们研究项目的态度。最终，他们准许我们进入院系开展研究，并和其他所有学者一样，都是非常愿意帮忙和高度配合的。

对学科精英地位的认知以及所在机构所享有的学术声誉，使得Boarbridge大学的地理学者们以一种特殊的视角来看待他们的研究生及其学徒身份。这与我们在Chelmsworth大学城市研究专业所经历的准入协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Chelmsworth大学是一所成功的多科技术学院，作为新大学，它有诸多成功之处。其发展历史表明，该大学在处理与原国家学位授予委员会的关系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国家学位授予委员会掌握着很多基础档案和管理细节，这对于很多传统大学来说是不能够接受的。传统的多科技术学院习惯于明确地阐释自身的政策与实践，此种文化与Boarbridge大学和卡迪夫大学有着明显不同。在后者中，默会与内隐的标准被视为理所当然。因此，我们与Chelmsworth大学城市研究所负责人进行准入协商时，该负责人基于档案文献详细介绍了院系和毕业生的相关情况，档案中详细记录了培养计划中的各个模块及培养效果，还包括年度计划等。在过去的几年中，这种学术供给的方式得以更广泛的应用，已不仅限于新大学了。然而，作为传统和学术气质的一部分，这种方式与我们自己的组织文化相去甚远，与以Boarbridge大学为代表的传统大学的学术气质也相去甚远。在Chelmsworth大学，院系负责人对于我们毫无警戒之心。事实上，他看起来对于自己机构的成就非常自信，对于院系的学科文化也非常有把握。

上文已经提到Bourdieu关于研究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关系过度亲密与过度疏离的反差，这一点也反映在了我们对于教育类研究和其他社会研究的熟悉和陌生上（Delamont和Atkinson，1995）。上文已经提供了很多案例对这个问题加以说明。不同于简单的二分法，疏离或亲密的差异，就我们所进行的研究而言，要从几个关键维度上加以理解，包括地理的、学科的、制度的、方法论的、认识论的、个人的和经验上的差异与共性。

我们尝试在威尔士、苏格兰和英格兰地区的大学中收集数据，从地理距离上看，有些研究地点很近，有些则距离我们所在的卡迪夫大学较远。因此，对于一些研究地点来说，田野研究意味着要在当地驻扎一段时间以集中地收集数据。相对地，对于一些距离较近的研究地点，则有更好的观察基础，可以多次往返开展研究。当然，地理距离的远近是天然的，但对田野研究的可操作性有所影响，距离遥远的研究地点缺少短期参观或当天往返的研究基础。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那些距离较远的大学，Odette必须在那里驻扎一段时间，时间虽短但浸入程度要深。距离较近的大学可以更加便利地完成研究工作，无须打乱日常生活，无须去外地出差。与亲疏远近相关的，还有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即大学及其院系的社会定位。正如前文所提到的，社会定位能够反映在其空间位置上，例如，精英大学处在英格兰的“金三角”地区和苏格兰的大都会中心区。同样地，“红砖大学”的社会定位和空间位置也是密切相关的，如同新大学的文化和地理位置一样。大学系统内的异质性很强，从某种程度上说，机构间的社会特质和差异也真实地反映在其地理分布上。我们的研究就是要试图捕捉各大学在不同维度上的差异。在个人关系上，有些大学是我们熟悉的，有些大学则较为陌生。对于有些大学，我们已经非常熟识：研究团队的成员已经作为考察者与大学建立过联系，或者因之前的研究项目有过合作或学术交往。对于另外一些大学，则倍感陌生：或者因为距离遥远而从未踏足过该校园，或者仅仅知道那里的某位学者，或者对其机构和组织了解十分有限。我们对于一些学科是很熟悉的，在这些学科里有朋友和同事，相对地，对于另外一些学科则是完全陌生的。当然，对于一些学科的熟悉感可能会成为“靠不住的朋友”，因为一个学科会在20年内发生巨大变化，个人间的友谊也无法保证对于学科及其发展能够有精准的理解。但是无论如何，之前的私人关系对于一个要进入全然陌生的学科领域的研究者来说还是有所助益的，它能够帮助我们确定研究的界限。

学科亲缘性与方法论或认识论的亲缘性并非完全一致。有些学科，或者某些学科的专攻方向，与我们社会学共享宽广的认识论基础，例如在认识论上，认为研究对象是解释性的、社会建构的，在互动理论的指导下对知识生产采取混合的社会学研究路径。这种认识论在社会人类学中是具有广泛共识的（这也是我们研究团队秉持的认识论），在人文地理学、城市研究、区域研究和发展研究中的某些方向上亦是如此。但是这种认识论在自然科学中则不被认可，自然科学坚持的是保持绝对的客观。举例而言，我们受邀到某个生物化学院系陈述研究计划，当时该院系的所有学术研究人员都到齐了，总体来说，他们安静而富有同情心地听完了我们的陈述，但是也直言不讳地质疑了研究的有效性，因为我们采用的是案例研究，且没有明确的评估目的，甚至都没有提出要验证的假设。这种质疑也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实验科学所主张的“科学的”研究方法——甚或至少是他们公认的修辞——与我们对于社会性的人和社会性的机构的研究与理解，是非常不同的。我们又一次在公开质疑中生存了下来，也能够冷静地处理任何公开的和并未言明的敌意。学术上的分歧与差异并未阻止研究计划的进行，学科间的文化碰撞也并不令人吃惊。确实，探索性的质性研究经常会遭遇到质疑，这是因为诸多研究领域缺少对问题的共同理解，因此这种质疑并不仅仅来自实验科学。然而，上述事例已经说明学科知识间存在差异，并足以提醒我们学术圈中的“同行”是多么地具有多样性。这也是一个十分深刻的提醒，提醒我们关注学科边界的重要性，正是这边界界定了学术差异和学科特质——体现在学术研究中主客体关系等诸多方面。(www.daowen.com)

将研究生和大学教师作为研究对象，就是研究我们的同行：全英范围内各学术机构的各专业的人员。进一步说，我们的初衷是聚焦攻读博士学位这一特定时间段进行研究，研究这一时期间的组织工作和资助环境等比较敏感的问题。近来，研究委员会的培养原则被引进和实施，由此一些院系和个人感觉到为这一进程和结果所挫伤。（此项新近政策的内容概要见附录二。）而我们项目的资助方正是研究委员会下设的培养委员会，这一事实使得我们必须直面研究对象提出的种种疑虑。虽然我们联系的所有院系都同意加入研究计划，但是研究项目的资助性质可能对他们决定是否加入有很大影响。我们必须承认，有一些院系可能会觉得不得不加入，也并没有因为我们就研究目的和研究成果给出解释而彻底消除疑虑。

在与潜在的“被试”院系接洽协商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独立研究的重要性。特别是非常有必要让院长或系主任等学术守门人相信我们的研究没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我们也不是代表研究委员会进行秘密评估或考察。我们要向院长和系主任介绍研究计划，令他们打消疑虑，使他们相信我们的研究并不是要影响政策，而是基于研究者基本的研究兴趣。

我们还要向被研究的机构和院系承诺，不泄露他们的机密，对研究资料作匿名处理。虽然这些承诺都是学术研究的标准动作（理应如此），但要研究同行，特别是在准入协商的关键时刻，学术伦理问题就显得尤其重要。由于我们的研究对象——院系及其个体成员——都了解学术伦理问题，兑现这些承诺并不容易。这是因为英国的学术共同体就像是一张紧密编织的网，在这其中要确保完全匿名和不泄露机密，绝非易事。虽然我们从未透露过研究地点，但是并不能阻止研究对象们的讨论。对于不同研究机构或院系的群体和个人来讲，很有可能通过对比研究记录就可以精确地推断出我们曾到过哪些机构开展研究。同理，如果院系规模比较小，成员之间也很容易确认彼此是否参与了研究，或者至少认为他们可能这样做了。举例而言，当Paul到Rushberry大学拜访Borringer教授时，就出现了学术伦理问题。Borringer教授是一位在其所在大学非常资深的教授。Paul写道：“约好九点半见面，我稍微提前了一会儿到达。正当我在接待区等候时，Jeanne Tesiliko——卡迪夫大学商学院的博士，我曾经在她读学位的时候教过她——从我身边经过。她问我为什么会来到Rushberry大学城市研究所，而我也马上意识到她现在任职于此。我只能含糊其词，一边微笑一边回避她的问题。”对于一些人来说，公开自己参与了这样一项研究是相对容易的，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已经尽全力做到对研究地点和研究对象给予保密。我们通过以下措施做好保密工作。每所被调研的大学都给了一个虚构的名字。如果在一所大学内调研了两个以上的院系，则会赋予不同的虚构校名。为了减少学者和院系自我泄密所产生的影响，研究团队特意模糊处理了每所大学被调研的院系数量。举例而言，当我们说在一所大学内调研了“不少于”两个院系时，意思是即使两所不同大学的院系知道自己是被调研的对象，或者认定自己的院系被调研了，他们也无从知晓在同一个学科中是否还有其他的院系也被调研了。事实上，在我们开展调研的同一时间段内，还有培养委员会发起的其他类似的调研项目也在进行中，这很好地模糊了我们的调研范围。同时期，针对斯宾塞基金会所支持的有关博士生培养的五国调研项目（Clark，1993），其英国的研究团队也在物理、历史和经济等学科中开展田野调查。

仅仅利用化名来掩饰研究对象是不足以解决研究伦理问题的，还存在知识地图和学术专业化的问题。学者是高度个人化的群体，他们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兴趣和方向，每个人都是独特的社会个体，我们会分别记录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学术追求、研究趣味、学术背景、从业资格和职业发展路径。也正是因为这一系列描述，被调研学者的身份就很容易让人识别出来。为了保护学者个人，在本书及其他发表物中，我们都做了特殊处理。除了化名之外，编造学者个人的细节材料或者对其所从事的研究做合理改编，是特别必要的。在一些情况下，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使用数据开展分析。这些做法主要是为了解决研究伦理和保密的问题，而不是无端篡改，更不是为了使数据“符合”研究者的预设观点。

并非每次准入协商都会遭遇苛求和充满压力。事实上，大多数被选中的调研对象都是非常愿意让我们加入他们之中的，也愿意让我们在院系开展访谈。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对研究乐见其成。准许研究团队进入并非院系全体成员的愿望，他们中有些人会明确表达自己对于研究动机的担忧，特别是考虑到研究生培养的大气候以及项目资助方的身份。我们猜想，有些人同意接受访谈，主要是考虑到院系领导者的意愿而非出于自己本意。

不情愿的受访者会巧妙地表达自己的敌意。举例来说，Odette在访谈一位资深指导教师时，询问她要求自己的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掌握哪些研究技能。这位指导教师回答说，她希望学生们能够成为称职的访谈者。她还逐条解释了所列出的技能，这些技能包括：在不友好的环境中开展学术研究的能力，处理好所遭遇到的对研究动机的不信任甚至是对隐匿动机的质疑；化解不信任和尴尬并使受访者感觉踏实的能力；能够提出好的问题，既不使受访者感觉到被冒犯，又非常切合研究问题；能够成功地捕捉到信息，特别是有些信息是受访者想要隐瞒的，至少是受访者回想起来并不觉得是自己透露的。这位指导教师进一步解释说，博士研究生必须学会以友好的、不具有威胁性的方式做到上述这一切，并能够顺畅地过渡到下一位受访者。她直视Odette并说道，“事实上，就是希望博士研究生能够具备你在访谈中正在应用的这些技能，Odette。”很显然，Odette的受访者就是要让她知道，当下正处在“不友好的环境”之中，正在遭遇“隐匿动机”的质疑。此番含沙射影使得Odette倍感局促不安。

我们作为研究者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受访者认为研究结果可能会有损于自己所在院系与研究委员会之间的关系，或者有损于其个人与院系领导的关系。有些受访者怀有对于专业胜任力的不安全感。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担心，是因为他们觉得学术同行在监督和考察自己对研究生的指导工作，特别是其在读的博士研究生对于他们的指导工作可能会给出另外版本的不同描述。最难以访谈的是那些自己并未获得博士学位的指导教师，这种情况多发生于更加强调职业性或实践性的院系之中，诸如城镇规划、发展研究等。在这些指导教师身上有明显的防御倾向，这说明他们感觉自己由于没有博士学位而容易受到质疑。在访谈一位指导教师的时候，我们并未问及其指导能力，他自己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还长篇大论地进行了解释。在类似的论述中，博士学位作为研究经历或学习过程的价值，经常被严肃地质疑、削弱或消解。比如，任教于Chelmsworth大学城镇规划系的Sopwith先生在访谈中谈到，博士学位“并不是一个从业资格，特别是在实践领域，因为人们通常要问你做过什么项目，做过什么设计方案”。他并不是唯一一位对博士学位含蓄地表达轻视的受访者，这样的论述使得他没有博士学位一事变得合理了。那些对博士学位本身表现出敌意或自卫情绪的受访者，通常也是对于访谈抱有敌意的人，也许是因为他们认为，我们研究的主题与研究生培养的一般特点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隐含对他们个人学术资格的批判。不能否认我们确有这样的想法。事实上，我们故意选择了城镇规划这样的专业作为调研对象，目的是考察在职业与学术相结合的环境中博士学位的关联性。

院系中的新人也是比较难以访谈的人群，特别是青年教师，他们刚刚开始自己的学术职业生涯，在不久前才获得博士学位。初来乍到和经验不足，使得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访谈过程中采用了防御策略，这对于数据收集来说，是非常具有扰乱性的。在一次访谈中，人类学系的一位女教师虽然接受了访谈，但是与Odette大谈自己的专业胜任力，这严重影响了被访者与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并使访谈过早地结束。

在研究学术界同行的过程中，运用比较研究方法使得我们受益很多，特别是，能够借此来把握不同学科间的差别，这差别或细微，或显著。研究者的任务包括持续地“与熟悉感作斗争”（Delamont和Atkinson，1995），换言之，也是Bourdieu所说的，挑战我们的“过度接近真实”。不能将自己所受规训的熟悉的学术文化视为理所当然。对于我们来说，从观察中获得新鲜感，始终是非常必要的；比如质疑我们原本习以为常的事情，或者研究有些奇怪的做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社会人类学本身的学科文化就认为对研究对象原生的熟悉感是危险的，Sara Delamont和Paul Atkinson正是在这一学科获得的第一学位，对于学科文化特别熟悉。好在Odette Parry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人类学，通过研究她发现人类学这一学科非常有趣，虽然与她个人接受的社会学的训练在表面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在诸多方面存在明显差异（Parry，1990）。与此类似，Sara Delamont曾在一个人工智能方向的院系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另外两位研究者对于这一学科则知之甚少，甚至全无了解。与此完全相反，另外一个极端的情况是，研究团队中所有人都从未直接接触过生物化学、城镇规划和地理学等学科和专业。我们对于学术生活的一般性理解，很有可能与不同学科的特殊性有所冲突。事实上，广泛地从不同学科领域采集数据，使得我们能够在分析上保持一定距离。当然，在不同大学间这样做也起到相同作用。我们对于自己所在的大学和院系当然是全面了解的，这就使得我们特别容易预先假定某些程序和实践做法，但从大范围的机构情况看，这些并非通用的安排和做法。通过研究不同大学的不同学科，我们得以对研究对象保持恰当的分析距离和批判视角。

在研究同行的过程中，因为遭遇到了一些“幼稚的”受访者，所以我们心中残留的对于研究人员的浪漫印象消解了。当然，我们的研究“对象”是机智的和完全有能力的，总体上也是善于表达的和博学的。但这也并不能保证，所有学者都比其他职业人群对于自身工作有更多的反思。问责机制的建立和近期在培养要求方面的变化就在研究生培养和指导方面引发了诸多问题。很多受访的指导教师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思性实践者”，但是他们肯定会对自己、对实践进行反思，也会反思自己当年作为博士研究生的经历。受访的博士研究生们则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一些问题。同样，他们也不是稚嫩的受访者，他们拥有精深的专业知识，有些还能够准确地对专业给予描述。但从性质上看，他们的陈述更具有传记性，但并非“原生的”个体经验。研究生和指导教师的陈述都全面受到其学科背景和学术身份的影响，他们都是在学术文化的框架之下叙述着自己建构起来的研究性质、研究内涵、知识类型和个体经历。

也就是说，受访者们都在各自学科的知识框架内适应接受了学科文化。博士研究生在不同程度上还处于“摸索门路”的阶段，指导教师的专业经验也是极具差异的。我们真的不希望暗示说，学科文化是高度建构的整体结构，事实也确实不是。但是，在我们所研究的每个学科之中，学者们和研究生们都对于知识构成、研究内涵的理解和认知有着共识性的框架。这当然不是完美的一致，其中也经常存在混淆或误解的可能性。在理解院系和更广泛意义上的学术生活方面，研究生们更容易表现出不同的成熟度和明确性：他们表现出不同的学术偏好，并且在选定的方向上有了明确要遵守的规则。

我们将在后续章节如实地讨论上述及其相关问题。此处需要指出给予关注的是，与其他专业和知识群体一样，我们的受访者已经高度建构出了语义框架和解释框架，并在其中形成了自身对于学术生活与研究工作的自传式的陈述与反思。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对于学术研究本身和如何开展研究，和我们一样老练，甚至超过我们。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研究活动并不是和天真稚嫩的被试者进行简单的交易，整个研究过程更像是跨学科的碰撞，是我们的研究假设和趣味与研究生们、学者们的研究认知和趣味间的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