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已经多次提到了“学科”，此处又单列一节，并非认为学科独立于学术文化和学术制度框架。Bourdieu和Bernstein已经提醒我们，学科的象征性边界在文化上是相对任意的，学科领域的划分本身就是学术文化的重要产物。不同学科之间的文化差异或亚文化差异不断地被再生产，并通过日常工作和学者间的共享假设得到强化。虽然学科矩阵是一个常规问题，并不一定完全反映内在秩序，但有着非常明确的共识和稳定性。在大学、学术协会、资助机构和其他机构中，有相当一致的学科安排，在不同国家、部门等也均是如此。但是学科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起起落落，有所变化的。并不是所有学者和研究都被限定在传统的学科界限内，当代科研政策和实践一直在推动跨学科研究、鼓励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等。

学科是通过多样的制度安排产生的。正如我们已经认识到的那样，院系通常是学术组织的主要单位，也是学术身份认同的主要来源。虽然在英国流行的做法是由多个学科共同组建一个大的机构，但院系一级机构主要还是基于学科的。学科不仅仅是特定的科目，而是融合了多种文化元素：传统、民间英雄人物、神话、关键例证、精英、丑闻、流行文化。学科中的成员们根据关键人物、地点和文本来描绘学科的地图，他们清楚地知道学科的发展谱系和继承关系。每个学科都有着自己的文化资本，有能力的学科成员将获得学科长期积累下来的文化资本。正如Bourdieu等学者告诉我们的那样，要在某一学科领域获得文化资本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文化资本通常是不可能突然继承得到的。漫长的学徒期通常是学科所暗含的文化学习的先决条件。

“学科”当然具有多重内涵。这意味着，从广义上说，学科是一个学术专业领域，其中也涉及使学术工作正常进行的含义。在更一般的“学科”含义中，新手和新成员必须服从于一些苛刻条件和要求，这是成为正式成员所要付出的代价。在这个意义上，“学科”反映的是一种控制制度，也正因如此，学术承诺意味着规训和规训的心态。规训是要靠时间和精力投入来完成的。学徒期是有时间要求的，要成为学者就必须经过这个阶段。学徒的时间压力很大，给予每位学徒的时间并不是无限的，而是要在有限时间内完成工作并达到要求，这样的压力是持续存在的。这种情况适用于研究生的日常工作，对博士研究生来说尤其如此。学者和学术新手都会受到学术制度框架的规训，而且，相关的任务时间表都是学科特有的。例如，个人和研究团队的任务时间表在生物化学这样的实验室学科中（第四章的主要内容）和在人类学这样的田野社会科学学科中（第五章的主要内容）是完全不同的。虽然大学和资助机构（如英国研究委员会和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执行共同的时间要求，但研究过程的时间顺序因学科而异。对于实验室科学家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过程是累积的，每天都在实验室利用设备开展研究，并与同事进行交流。而对于人类学家来说，研究过程是对“田野”的深度进入，一次进入就可能持续18～20个月。这两个学科为各自的学术新手们展示了不同的未来发展图景（我们将在第八章再次谈及这个问题）。

支撑研究、构成“学科”的假设，也在学科间存在显著差异。新手研究者是通过理解学科特有的研究问题而被社会化的。不证自明，生物化学学科中的研究者要研究生化问题，自然地理学者要专注于地理学研究。但是，什么是重要的适当的研究问题，以及所暗含的要如何进行科学研究，各学科之间是有巨大差异的。如果不同学科对于研究问题的定义（例如何谓原创研究，哪些研究问题是可做的，哪些研究是可行的）是不同的，那么博士阶段的研究工作就是要弄清楚这些事情。学科要求新手们进行适合他们所属学科的研究。对于“范式”这个概念，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了，此概念由Thomas Kuhn最初提出，并被科学史、科技哲学和科学社会学广泛使用（实际上已经被用于对科学和学术的一般性论述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范式是由一系列研究问题、技术和例证构成的，并在一定时间内，在某个研究领域构成了正统观点。学科是由占优势的研究范式构成的，研究范式对于忠诚是有要求的，在进行知识生产时要对范式持有坚定的信念。对于像博士研究生这样的学术新手来说，社会化过程往往依赖于通过成功的研究成果来确认一种信仰和个体承诺。

Kuhn指出，在科研工作过程中，存在两种倾向，且两种倾向间有着不变的基本张力。一方面是对范式及正统知识的再确认，正如Hacking关于“教育的连续性”所强调的那样，科学的发展依赖于反复确认已建立的和被接受的知识；另一方面，科学家的永恒使命是创新和发现，然而，新的科学发现，必须始终在已有知识背景下完成并接受评估。总而言之，传承和创新是相互牵连的（这是第八章的核心主题）。(www.daowen.com)

上述所说的传承与创新间的张力，绝不是实验室科学所独有的，所有的学科中都存在这种张力。没有人会满足于仅仅重复前人的智慧，研究人员——包括博士研究生在内——必须在工作中体现原创性和创新性。然而，关于到底什么是原创性，不同学科的界定有所不同。同样地，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接纳创新，既与学科文化有关，也与研究所处的本土环境有关。学科知识的总体框架刻画了 Kuhn所谓的基本张力，总体框架为成员们指定了某种知识和实践，同时也禁止了其他知识和实践；总体框架还设定了研究的外部边界和内部边界，外部边界就是界定了什么是适当的属于本学科的研究问题，内部边界则是关于研究问题应该如何形成、如何开展调查研究，以及如何评估研究成果等。

学科更像是一种具有一般性的权力机制，不仅对知识和实践进行限制。学科具有生产性，他们不仅消除了不可想象的事情，而且使可想象的和可行的事情成为可能（Fujimura，1997）。因此，学科及其范式为学者和研究人员提供了“可行的”研究项目和计划，学科允许研究人员个体和研究团队把他们的工作融入更广阔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框架中，学科通过建构传统、思想流派、研究项目等手段，将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连接起来；具体的组织形式和内容，各学科的做法各有特色。

学科也是通过特殊的认识世界的方式来定义的，学科是认知论的集合，每个学科都有自身独特的认识论风格、特色的话语模式和独特的学术组织模式。学科并不会对其成员实施强制，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不可能出现异端思想的。学科的相对稳定性和一致性，并不会妨碍个体或集体进行学术创新，无论是实验室科学还是像人类学这样的社会科学都是如此。但是学术创新，甚至是反叛，都是在已经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理念、正统观念和传统的背景下进行的。在一些学科中，特别是，但不仅仅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先锋派本身就是个性化的，但它也有其自身传统。如果说本研究的分析强调学科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那么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持有功能主义的秩序观，而是因为我们认识到文化的连续性是辨识创新的先决条件。而且，我们合作的绝大多数研究生和指导教师都致力于在明确的学科界限内开展工作。

本书接下来的章节都是关于学科文化和学科文化再生产的。书中阐释了博士研究生如何应对独立研究，甚至失败的原因，也说明了其指导教师如何理解研究生工作的特点，但更为重要的是，本书研究的是默会知识和学术知识的文化形式如何塑造学者身份。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将学科和院系视为以独特方式产生和维系的“社会世界”（Clarke，1998）。学科和专业都不是静止的，它们也都有自身的兴衰成败，在学术共同体中，它们可能会在声望和地位上发生位移，可能会成为一时的时尚，也可能一时变得籍籍无名。虽然学科的形成和学科的地位变化等也是重要的研究问题（Abir-Am，1982），但这并非本书的关注点。在我们研究学科和院系时，不得不给出关于它们的简单印象，我们的做法是根据对学者及其日常在社会、世界上进行的系统的社会学研究，对学术文化进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