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科学知识的学术组织与博士生培养

科学知识的学术组织与博士生培养

时间:2023-10-2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学者对知识社会学和知识再生产问题的研究结论最为一致。虽然重视科学知识生产的社会基础以及团队、社会网络和实验室在知识传播中的地位,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很少有人关注科学家社会化的机制问题,比如博士阶段的研究工作。Hacking认为,科学知识生产等稳定性之所以能够得以维持,是因为科学实践就像一根多股的绳子,一股被切断,其他股仍可存续。

科学知识的学术组织与博士生培养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学者对知识社会学和知识再生产问题的研究结论最为一致。学术组织和科学文化为更为一般性的学术社会学提供了最好的记录方式。再次声明,我们不想对这个研究领域进行系统回顾,而是在此指出与本书研究问题最相关的关键主题。致力于科学工作和科学知识研究的社会学家,一再论证了科学知识的社会性,指出认知从来都不能脱离社会和文化背景,科学研究正是在一定社会和文化背景中进行的。虽然科学研究是由某个团队开展和完成的,但是科研工作的过程和产出都具有社会性。科学知识是在社会中产生的,科学工作的核心假设和研究方法也是社会共享的。

例如,对实验室生活的一项研究就记录了科研工作的社会背景。正如Knorr-Cetina(1995)所指出的,这样的研究——在性质和实施过程上都是民族志式的——已经表明,“科学不仅是实验室的‘技术’制造,其内在蕴涵着不可分割的象征性和政治的解释”。她接着阐释道:“另一个含义是,学术产出本身已经被视为文化实体,而不是被科学发现的自然产物。如果实验室中的实践行为是具有‘文化性的’,是不能被仅仅窄化到方法论层次的,那么由这些实践所造就的‘事实’也必须被看作由文化塑造的。”(Knorr-Cetina,1995:143)从这个角度来看,实验室不仅仅是科研工作的组织环境,Knorr-Cetina认为“实验室”本身就是科学知识生产的重要媒介,实验室本身就具有变革能力。在实验室中,自然客体或过程与人类媒介(科学家)通过特定形式的科学实践得以重新设定。

实验室是文化濡化的舞台。报告科学研究的工艺和技术的目的,是对知识进行重复生产和再生产。正如Collins(Collins,1985:55)总结的那样,“只有那些在实验室取得成功的科学家,才能证明其有能力成功制造属于自己的激光版本”。学会通过建造设备和设计实验来生产科学知识,离不开默会知识的习得,而这有赖于实验室的文化濡化过程。拥有共同理解和研究假设的研究人员所组成的团队和社会网络,对于建构科学知识和传播实践经验至关重要。共识、稳定性和信心的发展取决于动员实验主义者和其他人共建网络及“核心集合”(Collins,1985;Pinch,1986)。研究团队是这种社会关系和组织的表现形式之一。与“实验室”一样,研究团队是同时对科学家、物质资源和研究问题进行文化濡化的一种社会机制。校准不限于对实验室中仪器的操作,通过文化濡化过程和默会知识与技能的同化,也能对实验室中的人进行校准。

Traweek(1988)所做的高能物理学家的民族志研究,讲述了如何在文化背景下开展科学研究。在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她指出不存在单一的高能物理文化,而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美国和日本),学术组织、领导风格和科学工作的假设等都形成鲜明的对比。Traweek的专著是研究科学文化本土生产的杰出范例。Knorr-Cetina(1999)也以类似的方式记录了科学文化中的学科差异。Knorr-Cetina是该领域为数不多的几位特别关注博士研究生在实验室中的角色的学者之一,她强调科学在事实建构的方法和机制方面的相对多样性,她研究的是“认知文化”的产生。

虽然重视科学知识生产的社会基础以及团队、社会网络和实验室在知识传播中的地位,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很少有人关注科学家社会化的机制问题,比如博士阶段的研究工作。对研究问题、技术和行动者的同步社会化和校准,似乎正在使更多人开始关注正规的学术训练、情境学习和成果评估等问题,这些正是研究生科研的主要特征。虽然我们不能完全假设只有通过研究人如何成为“科学家”才能理解“科学”,但是对学术新手的普遍忽视仍然是显而易见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科学发现和争议的明显偏见(所有关于“发现”的怀疑主义),使得在文献中难以见到对大量平凡科研工作的研究,这包括实验室的日常服务工作和例行工作,这些工作每天都在大学世界其他地方的实验室中发生和进行着。(www.daowen.com)

Hacking(1992)是为数不多的关注一般性社会化问题的科学评论家之一,他特别感兴趣的是自然科学学科如何能够进行稳定的社会生产。与其他学者一样,Hacking也认为科研工作是在社会、物质和概念等多个不同的要素中建构的,科研工作要对这些要素进行融合调整。Hacking认为,科学知识生产等稳定性之所以能够得以维持,是因为科学实践就像一根多股的绳子,一股被切断,其他股仍可存续。科学是理论、实验和工具的交融,其中某个要素发生断裂,对其他要素而言并不是致命的(Galison,1987)。此外,Hacking还提出,许多科学具有“教育的连续性”:“我们小时候学习几何光学,少年时学习波动理论,进入大学后学习麦克斯韦方程,高年级时可能要学习光子理论,进入研究生院后要学习量子场理论。”(Hacking,1992:39)

由于教育实践和教育知识的稳步推进,科学思想的形式和内容得以世代相传。显然,博士研究阶段是代际传递过程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因为在此期间,博士研究生将学科文化与在研究团队中学到的其他研究技能、问题和假设融合在一起。

由此,科学知识和实践的社会学为我们提供了学术文化的重要例证。一般的科学社会学已经反复论述了专业知识生产的社会过程,具体的研究也显示了在机构和文化之间存在学科和制度差异。社会网络、研究团队和实验室为科研工作提供了社会背景,通过这些社会背景生产和再生产了科研的核心假设和默会知识。博士研究生及其进行的科研工作在这种再生产机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同时,博士研究生本身也成为学科、院系和研究团队的知识、实践和社会关系的社会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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